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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杰:近代四川人学术自信从何而来?

更新时间:2017-02-16 15:46:40
作者: 王东杰  

   前边讨论了近代四川学术的兴起及其与全国范围内学术典范转移的关联,这在学术界多被视为近代“蜀学”勃兴之相。不过,“蜀学”在实际上是否自成一格是一回事,蜀人有未自觉意识到“蜀学”的存在并将其作为一种追求目标是另一回事,后者自然要以前者为基础(倘本无学而自认有学,实可笑),并对前者产生实际的影响,但仍是一独立问题,而这又是和近代四川地方认同的兴起分不开的。

   这要再次回到清代四川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特征上。移民及其后裔通常会在社会层面上经过一个由分到合、在心理层面上经过一个由保持强烈的原乡记忆到转向对新家乡的认同(但未必排斥原乡感)的过程。不过,这涉及到集体心态的问题,过程持续既久,标准相对模糊,又很难划分出明确的阶段性标志,非常难以把握;同时,四川地域辽阔,对于不同地区乃至具体的个人(包括叙述者和记录者)来说,答案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一般说来,大多数移民后裔都自居为一个“四川人”,大约已到了光绪时期甚至是清季民初了(参看第一章)。从这一角度看,近代蜀学概念的流变,也可以视为这一心态在学术文化上的体现。

   对地方文献的整理是清代四川地方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和体现。李调元已经鉴于“川中书少”,开始整理乡梓文献,编有《蜀碑记》、《蜀碑记补》等著作。[1]嘉庆初,朱遐唐购得明人杨慎(1488—1559)所编《全蜀艺文志》一书稿本,加以校对,付梓刊行,距此书成稿已257年(自明嘉靖辛丑至清嘉庆丁巳)。此后,经安岳谭言蔼、绵竹唐张友、犍为张汝杰、金堂陈一津等人整理后重刊。光绪三十一年,安岳邹兰生又一次将其整理印行。值得注意的是,应邀为此书作序的广西全州俞廷举(曾任四川定水知县)云:“李穆堂曰:凡能拾人遗文残稿,而代存之者,功德当与哺弃儿、埋枯骨同。夫以本地之文献,本地之人,尤当爱惜而表章之”。

   历史名人之书自可流传,“若迁客骚人、隐逸缁黄辈,名位未著人间,其所作零星碎锦,片羽只光,必附青云乃显者,不得是刻,不几湮没弗传乎?噫,亦幸矣!使升庵诸公闻之,固未有不鼓掌称快者。然蜀之贤士大夫多矣,百余年来,何以任其湮没,不闻续刻于前,而必俟我遐唐,始得重刻一新?噫,亦甚危矣!使升庵诸公闻之,又未有不喟然叹者乎!”[2]此书的整理刻印是与四川地方社会、文化重建的进程相吻合的。事实上,首次将此书整理出版的朱遐唐只是曾在蜀为官(曾任四川永宁知县)、寓居蜀地的湖北江陵人,而参与此书后来整理重刻工作的便都是川人了,其中如谭言蔼还是移民后裔。这种“本地之人”表彰“本地之文献”的过程,折射出四川士人对蜀地认同感的增强。

   对乡邦文献的整理既体现出士人的地方认同感,也强化了这种认同。前引同治《仁寿县志》说四川在宋代文化彬彬而历经元、明、清三代犹未能复原的感慨,就揭示了作者对地方文化发展状况的关注。嘉庆《双流县志》的编者也流露出类似的不安:“双流当宋元明时,世家遗俗,相沿七八百载”。经“明季兵燹后,招集雁户,苟安苟得”,风俗沦丧,“砥砺无由”。[3]

   历史的辉煌与晚近的黯淡对比鲜明,造成川省读书人长期存在一种文化焦虑感。吴之英在写杨慎的《桂湖》诗的序中说:“英尝谓吾蜀自汉室初兴,司马相如以文章冠天下,厥后异代间生,虽类聚无多,皆有清拔之才,震熿当世。慎之在明,亦天生独使者也。而由慎至今,未有作者,是可慨已!”[4]宣统元年,谢无量也慨叹道:“蜀兴自人皇以来,蜀山巨灵尚矣,巴黔则有神农之祥焉,峨眉则有黄帝受经咨道之迹焉。凡大酋秘藏三坟之文,彪炳恢奇,露见乎岩壁,不可胜数”,直到“秦灭蜀置郡县,犹代以文章冠天下。降至元明之际,兵火盗贼相接,遗民熸焉”,遂至“典籍畔散,风雅响息”。[5]

   这种焦虑感和四川地方认同感的强化结合在一起,流传甚广。聂荣臻(1899—1992)曾云,由于交通不便,清政府很难控制“富饶”的四川,“同时,四川人民富有反抗精神,对清王朝的统治并不买账,不断掀起各种斗争。因此,清政府对四川人民是又气又恨,统治手段特别残酷”。他在小时候听过一个传说:

   清朝的官员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可见对四川人厌恶之深。可是,四川人还是争了一口气,有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把他中状元的事情传为佳话,说什么“骆”字拆开是“马”字和“各”字,“角”和“各”在我们四川是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6]

   “石头开花马生角”,街谈巷议,当然不足为据。不过,这个传说一方面折射了地方认同感在川人中的普及,另一方面也流露了对四川文化不具备全国性地位的不满,代表一种流行的社会心态,是非常传神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说把川人不中状元与“清朝官员”的嫉恨联系起来,[7]似乎问题主要是由于外来歧视造成的,既有一种屈辱感,也已隐隐透露出川人文化自信心的提升。按四川曾有民谣云:“光绪乙未年,势不比从前。”[8]即指骆成骧于光绪乙未科(1895年)中状元之事,再次表明此事对四川地方社会心态的影响。[9]

   蜀学在全国文化中的地位是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学者持续关注的问题。直到傅增湘(1872—1949)编《宋代蜀文辑存》时还说,自己研习目录之学,“于乡邦文献尤三致意焉。后阅《宋史》,见吾蜀人名登列传者至一百五十余人,其人类以政治、学术有名于当代。设纂其遗文,汇为一编,扬蜀国之光华,即以彰一朝之文治,岂非不朽盛业乎?乃稽之簿录,《四库》所存两宋蜀人之集,不越三十家;且有本集久亡,而由《大典》辑出者,又居其半。然后知蜀都耆旧之文,历四朝七八百年,沦丧于兵尘,摧毁于蠹屑者,正不知纪极”。于“叹伤”之余,遂“怵然于网罗放失之责”。[10]动机和吴之英相似,都对蜀学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不满,但关注点显然又不相同。吴氏承认有清以来四川文化一直处在衰落之中,而思以振兴之,傅增湘则更多强调蜀中文献长期隐没不彰而欲以表彰之。二人所述并非同一时段,宜乎所见不同,但从表述重点来看,傅增湘对四川文化的自信心已经增强很多。

   这和川人地方意识的勃兴有关。清末四川留日学生所办《四川》杂志有一篇题为《过去之四川》的文章。作者自称,其“意在溯文明之变迁,考先贤之旧事,明攻守之得失,叙治乱之由来。使读者参观过去陈迹,即知吾四川未始不可以有为,感怀现在之心生,希望将来之念起”。文章把四川的历史追溯至人皇时期,谓人皇有弟八人,分封宇内,巴蜀居其一。据此,“其血统之尊,固足矜尚;其建国之古,亦无与伦比者。特异如是,维我蜀人。尚论至此,岂不足多乎!”[11]作者显然忘记了,即使原始蜀人的血统真可上溯至“人皇”,但“我蜀人”多为明清移民后裔,实与之无关。不过,制造谱系历来是凝聚族群认同的重要手段,作者的目的显然不在考镜史实,他着意提拔蜀人历史地位,实是要激动其救国心的动机所致。

   事实上,早在《四川》之前,就有一批川籍革命党人看到杭州、安徽、湖州、绍兴、宁波等地都办有白话报,浙江更是“各府都办得有白话报”,而“我们四川一省,一种白话报都莫有”,深以为“可耻可恨”,创办了《鹃声》杂志。发刊者以“山河子弟”为笔名,在《说鹃声》一文中,声称刊名典出于杜宇传说,“原来是望我们四川人,听了‘鹃声’二字,就想起来亡国的惨历史,触目惊心,自然动了些感情,把整个报买一份来看看”。因不如人而感到“可耻可恨”和为杂志定名“鹃声”,都是蜀人地方意识自觉的表现。虽和《过去之四川》一文着力强调四川历史的荣光不同,意向是一致的:川人在中国的救亡事业中,负有重大使命。

   在作者看来,四川地广人众,“岂惟是中国有一无二的第一大省吗?就与日本比较起来,还要多一倍呢!”以财力而言,亦异常“雄富”。其风土、气候、历史、社会、文学、美术,“无不与黄河流域、珠江流域以及扬子江下游三河系绝不相混,如别辟一新天地”,而“负有一独立国的资格”。他呼吁道:“列位想想,我们生在如此可有为之四川,不能如德国造成一个联邦国家,为各省的领袖,以与日本争亚细亚之霸权,那也就太辜负四川了”。然“据四川人现在的程度看来,岂但不敢望与日本比肩,并且为各省同胞所不耻,不骂我们是川老鼠,就骂四川人有奴隶性质,为中国民族中之最劣种。说到这里,做报的人,也就不能不为四川前途痛哭了”。[12]

   按这里所述有关四川的一些言论,实已流传很久。如“川老鼠”一词,王闿运光绪六年回湘探亲返蜀途中所作诗中,即有“乘车入鼠穴”句,可知其时此类说法已经流行。又此前王氏仍在湘中时,二少年问“往俄往蜀孰利”,王云:“蜀亦外国也。”[13]和此文作者所言四川“负有一独立国的资格”异曲同工。惟王氏不无揶揄之意,此处则一转而成正面形象。

   《说鹃声》作者一面强调四川在地理、历史上的优势与独特性,另一面又强调川民“程度”不够。这种喜忧交杂的情绪,也在立宪党人所办的《蜀报》中流露出来。创办者在发刊词中,首先依据“政治学家之界说”,提出立宪国民的标准为:“人民无反对立宪心,为消极立宪国民的程度;人民有希立宪心,为积极立宪国民的程度。”但是,持此一标准以衡量川人,不禁令人失望:“吾蜀虽地居西偏,得天下风气之后,苟非丧心病狂,必无反对立宪之意思。第较诸大江南北沿海各行省,被发撄冠,上以强聒其君父,下以提倡其乡闾者,固瞠乎若后矣”。这令作者产生一种焦虑感:“中国国会制成立,早暮虽不可知,使幸而得请,以吾蜀委随期间,碌碌无所表见,固可耻;不幸而不得请,当局者或以边省人民程度不齐为辞,则以吾蜀之不自振拔,而使天下不速蒙国会之利,甚且陷中国于意外之危亡”,不能不使人“大惧深忧”。为此,他们创办了《蜀报》,意在开化蜀人。[14]

   作者承认川省人民程度落后于国内其他一些地区,但强调惟其如此,若蜀人“不自振拔”,便有可能累及全国。这里的看法与《说鹃声》一文不尽相同。《说鹃声》主要强调四川在自然资源和文化方面的优越,进而提出四川在全国地位的重要性;此文则对此未置一词,反而是从非常消极的方面论证四川的重要。不过,两位作者显然都同意,四川一隅的局势,实际关系到整个中国。1903年,蜀人钟云舫(1847—1911)赠诗岑春煊(1861—1933)谓:“天下常山首西蜀,蜀中治乱关全局”,[15]也是同样意思。[16]

   从地理上看,四川自成单元,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交通都不方便;在社会与文化方面也自成风气,以致一般印象皆认为其不够发达,缺乏全国性的影响力。不过,正如前述《说鹃声》一文所提示的,一旦国内形势发生变化,那些造成边缘的因素,便可能一变而成为优势。1911年,梁启超在《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文中说:

   我蜀僻处西陲,距海岸最远,以交通之不便,故开化稍后于中原,而外力之侵入,受其影响者亦较缓。今日沿江沿海各要区,已亡之羊,不可追矣。惟全蜀一片干净土,其地力之丰、民数之繁、天险之固,皆非他省可逮。识者谓我族终有蜀,则中国虽亡犹可以图存,非过言也。[17]

   这是特意讲给川人听的,不免有夸张成分,但亦可与前引蜀人言论相互发明,代表了其时的一股思潮(然其影响力主要也还是在四川人中)。

   梁启超对四川的表扬,主要集中在地理、人口等“硬件”方面,至于学术则不甚许可:

   四川夙产文士,学者希焉。晚明成都杨升庵慎以杂博闻,入清乃有新繁燕峰费密传其父经虞之学,而师孙夏峰,友万季野、李恕谷,著书大抨击宋儒,实思想界革命急先锋也。康熙中叶,则达县唐铸万甄著《潜书》,颇阐名理,洞时务。然两人皆流寓江淮,受他邦影响不小也。同光间王壬秋为蜀书院师,其弟子有井研廖季平平治今文经学,晚乃穿凿怪诞,不可究诘。[18]

梁氏强调,有成就的四川学人均“受他邦影响不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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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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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史学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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