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堃銶:王选是一个普通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5 次 更新时间:2017-02-15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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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堃銶  

王选去世后,社会各界悼念他,也有许多朋友对我表示慰问,借此机会我向大家表示感谢!

1975年初,我了解到国家有个《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项目,简称“748工程”,其中一个子项目是用于印刷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我同王选讲后,他为项目的难度和应用前景所吸引,很感兴趣。王选在大学毕业不久,因劳累过度曾患过重病,文革初期复发,当时他是在家修养的全休病号,身体正在好转,所以他有条件进行调研和设计。经过调研,他决定汉字采用数字化存储,之后很快认识到汉字存储量太大的问题成了系统的关键,所以他首先设计汉字信息压缩方法。经过几次反复,到5月份确定了“轮廓加参数”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能保证文字变大变小时的质量,而且压缩倍数很高,500万字节的容量,可以产生65万个汉字。上报给学校后,学校很高兴,决定成立会战组。王选是当然成员,因为方案是我同他一起讨论并由我向学校汇报的,所以也有我。他原是无线电系的,我是数学系的,从此我们成了同事。所以我和他既是夫妻,又是合作最早、时间最长的同事。以后我配合他继续改进方案,和研究压缩信息复原成汉字的方法,并和同事们一起进行模拟试验,终于在1976年6月确定了数字存储、信息压缩、激光输出的完整的四代机方案。从此他成为整个系统设计的负责人,具体承担核心部分的硬件设计,我负责软件,我们一起确定软硬件的分工与配合。后来他成了单位的负责人,白天要处理各种事务,常常只能在晚上思考,有的难题就是睡不着的时候想出解决办法的。他总是一天三段忙,节假日更是干活的最好时机。奇怪的是,尽管劳累,他的身体却一天天地好起来了。

因为忙,我们俩平时说话的时间都很少,我为了让他歇歇,有时故意找些轻松的话题,他或是没听见,或是没说几句,又谈到工作上去了。我们吃饭常常是凑合,他也帮着做家务,但有时做着做着又跑去写起来了,我知道他总在想问题。只有1981年我患癌症时,他做了一个多月家务,尽心尽力地服侍我,每天看着菜谱烧菜。但我出院后,他很快就非常忙碌了,他说:“看来我只能派急用!”

生活上的困难是次要的,因为国产元器件不过关,我们系统的稳定性很差,所以不少人主张进口。当时学校里时兴写论文、搞理论和出国进修,对我们这种工程性强的工作压力很大,不少同志回系去了。所以在取得初步成果后,有的同志提出应该见好就收,反正已经证明原理是对的,以后写写文章就行了。王选觉得如果到此为止,将来必然是进口设备的天下,我们的工作等于零。在那几年里我们听到的是一片反对声,有的说:“北大设计的系统即使搞出来也是落后的!”有的说:“外国设备展览之日就是你们垮台之时!”也有说:“用不了多久,就会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有的协作单位提出:“要我们参加,你们必须放弃‘轮廓加参数’的压缩方案!”王选对国外的工作做了仔细调研,确认我们的方案远比国外系统先进,只要改善硬件条件,局面定会改观。在国家的支持下,大家充满信心,顶风度过了难关,经过几次升级换代,不但使所有进口厂商退出了中国,并使我们的产品出口海外,现在还进入了西文市场。使我国的报业、印刷业进行了彻底的技术改造。

随着事业的成功,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有人称他为当代毕昇,他很不同意,说:“‘当代毕昇’是一个集体!” 1991年初出版了一本《王选传》,出版前我们没有看到封面和内容提要。后来他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这本书封面上和内容提要中的提法不妥,‘中国激光照排之父’、‘当代毕昇’等提法均把大家的功劳归于一人,……”他常常对我说,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我已经得了不少荣誉,但好处不能只归我们。一次我写了一篇投《计算机学报》的稿,他知道了说:“学报上你已经有两篇稿了,这篇你就不要署名了!”后来就署了做具体工作同事的名。1980年我被提为副教授,按规定有成绩的5年后可以申请提教授,后来我们单位个别有贡献突出的同事,四年甚至三年就提了。1985年,Ⅱ型机在新华社每天使用,并通过了国家级鉴定,对软件的评价也不错,按说我可以申请提教授了,但王选要我同另一个同事一起提,他说:“你再等两年,等他条件够了,同他一起提吧!” 所以我是七年才提的。到了评博士生导师的时候,他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当博士生导师了!”上报了比我年轻的同事,讨论时遭到反对,才又改了我。后来一次报奖时,他把一位年轻同事的名字排在我前面,又是遭到大家反对才改的。开发新软件时,他说:“你年纪大了,拼也拼不动了,就让年轻人干,让他们出彩吧!”我觉得很对,就做改进老软件工作,还因为我熟悉整个系统,正好可以编一些虽不起眼但又需要的程序,其中有的就只用一次。后来我带领研究生,开辟新的课题,并将软件协调工作交给了其他同志,我就彻底退出了第一线。

由于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观点相似,所以常常很少几句话彼此就都理解。我脾气急躁,他性格温和,所以很少发生矛盾。我有时说话偏激,他会指出哪几句不应该讲,他写的文章有不合适的地方,我向他指出,彼此都会接受。当然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譬如他出名后,采访他的人很多,我很不赞成。他说:“这是媒体的任务,再说经过他们宣传,使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工作,对推广、招聘都有利啊!”在处理有些矛盾时,我嫌他过于忍让,他说:“你要多从对方的立场上考虑,譬如当年那些反对我们系统的人,其实都是好同志,他们只是按照惯例,不相信中国人能做好罢了。”个别同志对他有意见,他说:“其实有些意见是误会,怪我没有同他多交换意见,实在是太忙了。”

在有的问题上,他是非常认真的。有一次协作单位在开发一个软件时,遇到了难关,我说我有办法解决,他听了立刻要我去教,当时这个单位和我们已经有了裂痕,所以我有抵触情绪不肯去,他对我发了脾气,这也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吵架。我冷静下来后自然是按他的意见去办,也明白他根本就不考虑成绩归哪个单位,只要做出来,算谁做的都行。在平时,他看见、听见不正确的做法或意见,也会直接指出,不拐弯抹角,不怕得罪人。有同志好心地要我转告他,即使看准了的问题也不要急于表态,他听后哈哈大笑说:“我办不到!”

2000年9月他病倒了,10月4日确诊为肺癌,出门的时候,医生指着他的背影,说出了使我五雷轰顶的四个字:“最多两年!”我强忍悲痛同他回了家,我知道他是累垮的、压垮的!

我回想这20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做出创造性成果并使之出口海外而努力。他认为应用性科技的成果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才能对社会有实际贡献,所以他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他本来担任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尽管他认为自己没有管理企业的能力和兴趣,后来也没有真正管理过企业,但为了工作需要,他在方正公司兼了职。以后还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这政、企、学三方面的工作十分劳累,但最累的是随着事业的发展,各种矛盾和问题都摆在他这个文弱书生的面前,使他难于应付,他总想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但处理复杂现实的难度,远远超过科研攻关遇到的难题。有时他面临巨大的压力,常常整夜不能合眼。幸而有领导和大家的支持,才度过一个个难关。但这种种情况使他的精力几乎耗尽。

也许是因为有过我患癌症的生死考验,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们都很冷静。确诊的第三天,他就写下了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人总有一死”,我知道他已经把生死置于度外,只考虑怎样度过今后有限的日子。他要我不隐瞒病情,每当出现新的情况,我们都一起讨论应该怎样面对,到了后来,他说:“管它什么情况,你去跟医生讨论就行了。”他已经完全不想自己的病,只是积极配合治疗,腾出精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每当治疗间隙,除了参加活动,他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写文章,从确诊到去世的1900多天里,有794天在治疗和住院,但他忍着病痛,写出了50多篇文章和讲话,他要把他用心血换来的体会供后人参考。再就是关心帮助年轻人才,他从亲身经历体会到支持爱护尚未出名、但有潜力的小人物的重要,所以他非常爱护年轻人才,尽量为单位的骨干创造有利的环境。他常找年轻人谈话,病后出门少了就通电话、发邮件,了解情况、鼓励帮助。尽管他左肺全肺切除后一直胸痛,后来的几次转移又引起多处疼痛,但他从不呻吟叫苦,只有在病情恶化以后,才轻轻对我说:“我实在痛苦!”其余大部分时间他常常喜笑颜开,与同事或朋友在一起时更是谈笑风生。住院期间常同医生、护士聊天、开玩笑。有人称他首长,他会玩笑着伸出手说:“我是这手掌!”我知道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

去年11月,他的病情恶化,完全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喝几口水和果汁,靠鼻饲营养液维持。即使这样,他还不肯躺在床上,坚持自己上厕所、自己洗澡,后来太虚弱了,才肯让我帮他洗。到去世前一天的今年2月12日,他发着烧,身体非常虚弱,大家叫他不要下床,但他还想撑着自己上厕所,我知道他特别不愿意麻烦人,这之后大约两小时他突然消化道出血不止。第二天上午我陪在他身边,眼看他停止呼吸和心跳,我看到他流出了眼泪,这是他病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流泪,我知道他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舍不得离开他的事业和亲人,但是他还是走了,以前每次出差,他总盼着早点回家,但这次他永远回不来了。

现在大家纪念他,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我想他若在地下有知,一定会觉得当之有愧。因为论成绩,我知道他始终认为工作是大家做的,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功劳不能都归于他。论为人处世,与许多老科学家相比,与许多努力工作但默默无闻的同志相比,并没有突出的地方,只是他比别人有更好的机会。所以我想只要建立正确的道德观,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为更多的人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我国离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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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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