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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若干理论问题思考

更新时间:2017-02-15 09:41:13
作者: 高新民  

  

   内容提要: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产生的,历经两次伟大工程而形成和发展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是新的伟大工程的延续,探讨当前党内外关注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促进党建工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 键 词: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党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体系。认真研究这一理论体系,对当下党建实务工作和舆论热点问题予以思考,对促进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与新的伟大工程

   新的伟大工程是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所提出,与毛泽东在1939年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工程相对应的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在最近的一些研讨会中,部分党务工作者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否仍属于新的伟大工程?笔者认为,全面从严治党仍是新的伟大工程的构成部分,是新的伟大工程在新的条件下的延续与发展。

   党建理论素有狭义的党建与广义的党建之分。狭义的党建指党的自身建设,亦即人们所熟知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内含干部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基层党建、领导班子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属于造就一个有领导力、战斗力的政党内在基础的范畴。广义的党建不仅包含自身建设,还包含党如何领导其事业走向成功,即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在内。如果党领导的事业不能成功,党的自身建设就失去意义。换句话说,党的自身建设成功的标志,可以有诸多内在参考指数,但说到底,要以其领导事业的成败作为最终标志。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同时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两个武器,而党是掌握这两个先进武器的战士。这里所阐明的还是党的自身建设与事业的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最终标志着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成功。直至今天,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逻辑关系,依然是党的建设与党的目标、事业的关系。全面从严治党的最大意义在于以良好的自身素质来推进、实现其他三个全面,起到政治领导和组织保障者的作用。判断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除了自身素质的提高,还要看其他三个全面是否成功。

   回归到全面从严治党是否依旧属于新的伟大工程这一问题。新的伟大工程是有特定含义的,其起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所开创的新的伟大工程[1]957,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相伴相随且共始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至少要坚持到21世纪中叶,即最终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的最后一步。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前,党的建设由于特定条件的变化可以分为若干小的阶段,但总起来讲,当属于新的伟大工程。正如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标志一样,新的伟大工程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告一段落而为最终成功的标志。

  

   二、关于党建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

   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体系、特别是话语体系问题,成为党建研究者的热门话题。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能够以完整的“体系”出现,大抵包括基本概念、原理(命题)以及把上述概念、命题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框架。中共党建理论体系也同样如此。

   如果从党建理论体系的层次上看,则包含三个层次:反映政党伦理的核心价值;基本原理(命题);党建实务。需要解释的是,党建实务并非简单指党务工作,而是指对重大理论的制度化实践,能够验证理论。如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既是党建实际工作,又是党内民主理论在实践层面制度化表现形式之一。

   (一)关于党的政治行为的道德准则问题

   这是第一个层次,也是最深层次的是政党伦理,即党的政治行为的道德准则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创建共产党时就认定党“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毛泽东指出:“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3]“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邓小平也多次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判断政策的依据。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在党的七大正式写入党章,一直坚持至今日党章,并作为党的建设的四项基本要求之一。党的政治行为的表现形式、手段,在不同时期因可利用的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最高行为规范必须是也只能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深层次的道德准则,否则,党自身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二)关于党建的基本概念和重大命题问题

   这是第二个层次,即党建的基本概念和重大命题。如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这类概念,主要用于党的自身建设;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等是改革开放后从广义上谈党建时的常见概念。近年来,所说的党风廉政建设,属于交叉学科概念,党风属于党建问题,而廉政建设则是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问题,牵涉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等多个方面。

   至于党的建设究竟有哪些类似于原理性质的基本命题,则是一个复杂的、历来争议较大的问题。

   中共党建理论体系中的一些重大命题的提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问题而产生的,是对党建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因此,与其他学科理论体系相比,党建理论的特色在于实践性、政治性较强。中共党建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如果以“伟大工程”和“新的伟大工程”为标志,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毛泽东党建思想为代表的中共党建理论体系,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系统总结。毛泽东党建思想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转入农村并长期在农村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党内农民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成分占到党员的大多数。这样的组织成分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所阐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成分相比,显然具有重大差异。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使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通过思想教育和艰苦政治生活的锻炼,上升为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水平。因此,形成“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又称为“思想建党”的重大命题,即把思想理论建设上升为保证党的性质的高度来认识,甚至可以称之为“思想立党”。

   党在这一历史阶段最终形成中共党建理论的基础,即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党建思想,其基本内容包括: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制度;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等等。这些命题奠定中共党建理论的基础,直到今天,仍在党建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沿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最大成果,就是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提供有力的政治领导和组织保障,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的国情党情相结合的产物,是用民族的语言对中共党建实践经验的提炼、总结。其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的特点。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处于两个“伟大工程”之间。党建理论在“文化大革命”前继承、延续毛泽东党建思想,对执政党建设做了初步探索,如1956年党的八大对执政党建设的初步总结,对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等都有论述。但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在1957年后,逐渐偏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建设也出现偏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建理论总体上从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语境下的话语体系,并对党建实务工作带来严重影响。

   在改革开放前,作为一种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还存在“体系”和研究方法上的不完善,最典型的问题是在党建教学乃至一些教科书中,存在“循环论证”问题。例如,论证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其论据是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是先锋队;反过来论证党的指导思想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论据是因为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诸如此类的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反映出从实践经验到理论总结还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

   第三阶段,即“新的伟大工程”,发端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而开始的新的伟大工程。这一时期大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党建的焦点集中于探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如何适应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环境的需要,领导人民完成“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建发展脉络大致可归纳为:

   一是邓小平党建理论。其基本命题包含关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党内政治生活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完善党内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实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造就朝气蓬勃的领导干部队伍;从严治党、反对腐败、加强党的纪律性等[1]956-957。这些既是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继承,又是对中共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共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探讨。邓小平党建理论的突出特点如下:其一,把继承传统与改革、改进或改善党的自身建设联系起来,着力于摆脱过去形成的靠政治运动推动党的建设的模式,探讨如何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走出一条党的建设的新路子;其二,把党的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联系起来,把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党内民主与国家法治紧密联系在一起,通盘考量中国政治的发展,给党建理论注入新的生命力。

   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党建理论回答若干执政党建设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市场经济经过整个九十年代的发展,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发展态势。在这一背景之下,执政党如何拓展党的群众基础、如何判断党的先进性等,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党中央适时提出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重大观点,例如,判断政党的性质,主要应看其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据此把党的性质定位于“两个先锋队”——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政治上判断先进与落后,不以财产作为判断标准而以实际政治表现作为判断标准;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等等。这些基本命题的提出,对于在社会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探讨执政党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在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提出后,党中央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要命题。在这一命题之下,提出把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主线;建设学习型政党,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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