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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若干理论问题思考

更新时间:2017-02-15 09:41:13
作者: 高新民  
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等等。

   四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在三年多的实践中,就带有理论意义的发展而言,大致上有如下方面:把全面从严治党,从党自身建设的方针上升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从广义上的党建来部署党建工作;对党规与国法的关系做了明确的理论分析(尽管党规与国法的适用范围、适用主体、实施手段都不一样,但这一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解决,以党规替代国法的现象在过去几十年间时有发生),对党规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地位也做出大致的说明;从理论上探讨政党纪律的特点,提出党内“规矩”的概念,把文本型制度规定、传统和惯例等理论作为党内规矩;对反腐败、从严治党和党的建设相互关系做出一定理论解读,等等。

   (三)关于党建实务方面的问题

   这是第三个层次,即在党建实务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最为突出,如试行党代表任期制;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负责,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扩大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范围;扩大选人用人工作中的民主化范围和程度;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教育、监督、制度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等。

   党的十八大之后最突出的发展也在党建实务方面。一是加大党内各项制度的清理,对新中国成立后直至2012年的党内文件进行大规模梳理,对其中1178件党内法规或法规性文件中的58.7%宣布废止或失效,剩下的有部分需要进行适时修订;二是提出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三是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强调从严、认真,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四是以作风和反腐败为切入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五是突出各级党委在党的建设中的主体责任;六是在纪委双重领导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加大监督力度,改进巡视制度;七是在部分省区试行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八是建立决策失误终身问责制以及容错纠错机制;等等。

   中共党建理论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共党建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近年来,对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的探讨成为热点问题,社会学政治学等都提出话语体系“本土化”问题。但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党建话语体系从来都是基于中共党建的实践需要和全党智慧而产生和形成的,不是基于某个人甚至某个领袖的主观愿望构想出现的。仅就中共党建话语体系而言,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长期以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相结合,并用民族化语言总结、表达,形成独具中国风格的理论概括。即使改革开放以来,党建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等也没有冲破原有的话语体系和风格。二是毕竟时代不同,中国共产党在与当代各国政党的交往中,总结各国政党上台下台的各种经验教训,注重探讨执政规律、政党政治规律、执政党建设规律,借鉴与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并在话语体系中频频体现出来,如党代会常任制、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纠错机制、权力制约、党务政务公开、基层民主等,基本是对人类政治生活中共同现象的概括。在学术界,则更多地吸收政治学、社会学的某些概念与研究方法,为党建理论的描述增加时代气息。

   综上所述,中共党建话语体系从来都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实际为基础、依据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但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开放、发展的。

  

   三、关于全面把握党纪的本质特点及其党内政治生活各方面关系

   纪律是为实现集体的目标而要求每个成员遵守的共同规范。这是一般词典中的解释。由此推论,政党的纪律可以理解为实现政党的目标而形成的党内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党的纪律与其他组织的纪律相比,确有共同性:一是刚性,即必须执行且具有强制的特点,如果违反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二是平等性,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政治理念的重要价值之一,也是保持纪律严肃性的内在要求;三是调节行为关系,一般说来,纪律不过是对特定社会关系、特定组织现存结构的反映而已,反映的是个人和组织之间、部分组织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内含对现存结构的默认,但是,纪律一旦制定出来,又反过来约束行为、调节组织内部关系;四是具有预期性,即通过现有的纪律规定,可以预见到某种行为的后果,使行为主体把特定行为遏制在制度允许的边界内。简单说来,无论在其他社会组织,还是政党组织中,纪律都具有共同的惩戒、约束、威慑甚至某种引导的功能,但党的纪律毕竟是政治组织内部的纪律,具有不同于其他组织的特点。

   (一)党的纪律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

   严肃纪律本身不是目的,纪律只是一种手段,共产党重视纪律从来都是为了党所领导的事业能够获得成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的党,突出特点之一就是重视纪律。马克思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5]列宁阐释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具有“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6]180。邓小平针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提出:“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7]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把严明党的纪律作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强调:“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8]这些论述都凸显纪律与政治目标的关系。

   (二)党的纪律就其特质和类型而言,属于列宁所说“自觉的纪律”

   按照列宁对纪律的分类,纪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奴隶社会靠镇压、棍棒来维持的“棍棒纪律”;二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的“饥饿纪律”;三是新型的反映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6]9。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具有强制性,但同时又具有自觉性。这种自觉性依赖下述条件维持:“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相信其正确。”[6]181-182换句话说,唯有党员的觉悟与对事业的忠诚,党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并获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党的政治领导和战略策略的正确,党员才能够心甘情愿,才能够长期坚持实行铁的纪律。这就是自觉的纪律的政治基础。没有这一政治基础,所谓党的纪律就不是自觉的纪律。铁的纪律也依赖这种政治基础才能得以执行。

   (三)党内纪律是党章框架下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的“规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内法规是借鉴法的理念而提出的概念。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还必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9]。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也提到党内法规建设问题。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10]这里实际上把约束党内运行的各种规范作为“规矩”一并提出来,并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党章、纪律、国法、传统和惯例。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分类。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一是纪律是党内规范性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二是规矩的概念大于纪律;三是把国法也作为党的规矩,是指党员干部必须遵守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四是所谓惯例是指“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而非指负面的潜规则。

   但强调党的纪律,并非遏制党内民主、反对激励关怀。维系党内政治与工作的正常运转,需要从以下方面把握好党的纪律与党内政治生活其他方面的关系。

   1.把握好纪律与民主的关系。党的纪律与党内民主在调节党的关系、维系正常的党内生活中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列宁曾指出,纪律就是“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11]。换句话说,列宁对纪律的定义中本身就内含民主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共党章中也有体现。比如,党章规定,党员有在党报党刊上讨论党的政策的权利,有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的权利。党章同时规定,党员对党的决策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向党的上级直至向党中央提出,即前提是行动一致。实际上,这些规定就是把列宁的思想体现在党的制度之中。说到底,纪律与党内民主缺一不可。纪律可以约束行为,但积极性的调动需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毛泽东曾把形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集中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理想境界,邓小平以来的历届中央领导都引用毛泽东的观点。当然,达到这一政治境界,需要把党内民主进一步具体化、科学化。

   2.把握好纪律惩戒与激励关怀的关系。纪律惩戒可以起到威慑的作用,认真施行纪律、强调党纪严于国法,是遏制各种不良现象,提升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的需要。但惩戒本身并非目的,惩戒违纪行为是为了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帮助与爱护干部。基于帮助人成长、调动积极性的目的,建立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就是必要而重要的。激励关怀可以鼓舞士气、增加工作动力,党内多年来也在探索如何激励关怀党员和干部,如长期推行的“三服务”(上级党组织为下级党组织服务,下级党组织为党员和群众服务,党员为群众服务),本质上就是层层添注关爱、层层追加动力,促使全党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众。

   3.把握好约束权力与敢于担当的关系。权力需要约束,党员和各级领导者的行为需要规范,都离不开纪律的震慑与限制。但执政党的党员特别是行使权力的领导者,守住纪律底线仅仅是中规中矩、不逾越边界,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党在21世纪中叶的目标,还需要敢于担当的精神,即敢于创新,敢于负责任,敢于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否则,就无法在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完成党的历史使命。

  

   收稿日期:2016-07-08

   参考文献:

   [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4.

   [3]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1.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3.

   [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0.

   [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914:131.

   [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8.

   [10]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化改革巩固成果积极拓展 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5-01-14.

  

   高新民(1956- ),女,山东沂南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党建原理、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研究(北京 100091)。

   来源:理论探讨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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