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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美国刑事审前听证程序公开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更新时间:2017-02-12 11:41:36
作者: 高一飞 (进入专栏)  

   审前听证程序的发展趋势是公开的范畴扩大,不公开受到合理限制,封闭审前听证程序的标准也趋于具体。

  

   在1982至1984年之间,先后一共有5个巡回法院将公众的权利扩展至审前程序,包含预审听证、保释听证、陪审员资格审查听证以及审前羁押听证,被允许公开的审前听证程序种类增加。

  

   1986年的“报业公司Ⅱ案”(Press-Enterprise Co. v. Superior Court of California,“Press-Enterprise II”)使预审听证公开是否可以有媒体记者参加的问题摆到了桌面。1981年12月23日,加利福尼亚州提起诉讼指控罗伯特·迪亚兹(Robert·Diaz)12项谋杀罪名并希望将其处以死刑。该诉讼称护士迪亚兹通过注射大剂量的名为“利多卡因”的心脏麻醉药物而导致12名患者死亡。该案的预审听证会于1982年7月6日进行开庭审理,初审法院根据迪亚兹要求封闭了预审审讯。预审听证会持续了41天。在预审听证会结束时,报业公司要求公开预审听证程序的记录,但法官拒绝了该请求并把该记录封存。报业公司抗议法院的封闭令并最终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7:2的票数裁决默认推翻了最高法院在“甘纳特案”中作出的刑事预审审讯排除媒介和公众在外的裁决,确定了公众和媒介附条件享有参加预审听证的第一修正案权利。[11]

  

   在确定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否赋予、什么情况下赋予公众旁听刑事审前听证的权利的问题上,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确地采纳了从之前的案例中发展起来的标准:经验与逻辑。确定了公众的信息获取权应扩展到明显不是审判程序的审前听证程序。在“报业公司Ⅱ案”判决后,各地方的下级法院的观点也有所改变,在“逻辑”标准的应用上,下级法院更加注意预审公开功能上的作用,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标准,即判断公开程序是否具备以下一种或几种对社会的好处:“第一,通过为公众提供对司法系统的更加完整的理解来促进其对公共事物的广泛讨论;第二,提高公众对正义的领悟,而正义只能通过允许对程序全面的公开认识来获得;第三,提供一种重要的社区价值,作为社区的忧虑、敌意和激情的释放口;第四,通过将司法程序暴露于公开的检验之下,是对腐败行为的制止方式;第五,对司法程序本身是否有改善;第六,能否有利于阻止伪证罪的发生。”[12]下级法院不仅通过判决的实践从正面驳斥预审听证不公开的理由不成立,还通过公开听证情况下预审功能的实现反面验证预审公开的正当性。

  

   1993年的“波多黎各报诉波多黎各案”(EL Vocero de Puerto Rico v. Puerto Rico)中,最高法院再次强调了预审听证公开的重要性,对“经验”标准上的模糊问题再次进行澄清。最高法院在评估经验标准上,强调法院不是关注任何一个司法辖区的个别经验,而是全美国同种类型或者性质的听证的经验;审前程序对于审判的重要意义在最近两百年有巨大的发展,必须根据当今的价值和条件对第一修正案进行解释。[13]因此,最高法院将传统与现实融合,强调了预审听证公开在当代的重要性。

  

   (四)审前听证程序封闭的标准

  

   “报业公司I案”提出“压倒一切利益”标准由于标准过于严格,导致被告方无法负担证明责任而不具有可操作性。“报业公司Ⅱ案”确立的“很大可能性”标准,使封闭审前听证程序的证明要求降低,被告人为审判公正的需要而封闭审前程序更容易操作。

  

   发生于1984年的“沃勒诉佐治亚案”(Waller v. Georgia)是连接“报业公司I案”与“报业公司Ⅱ案”的桥梁。佐治亚州在一个案件里试图封闭预审审讯,便利控方使用从同一个电话线路上窃取的情报证据来指控其他尚未受到指控的人。但被告沃勒(Waller)希望预审听证能够公开进行。最高法院推定,审讯应当公开且不得违背被告的意愿予以封闭,当被告反对封闭预审听证程序时,该程序必须公开,第六修正案赋予被告的公开审判权延展至预审审讯,除非请求封闭审讯的当事人能够符合在上述“报业公司Ι案”里概述的四个方面的检验标准。[14]本案与其他案件不同之处在于本案被告主张公开听证。当被告人主张公开预审听证时,法院应当公开,除非希望不公开的主体承担“报业公司Ι案”中所要求的证明责任。

  

   “报业公司Ⅱ案”不仅提出“经验与逻辑”的标准判断公众是否有权进入审前程序,且提出将封闭审前程序的标准确定为“公开后有很大可能性侵害被告的公正审判权”。法院认为预审不公开的条件为:第一,存在很大的可能性,被告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会因公开审判而受到侵害,而不公开则可以避免此侵害;第二,其他的合理替代方式都不能充分保护被告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15]如果法官认定有出现偏见的实际可能,他们只能以最有限但又是有效的方式命令封闭听证。比如,如果在为期4天的预审审讯期间,3小时的作证有可能造成偏见,那么只可在那3小时期间封闭审讯。[16]此案确立的“很大可能性”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对“报业公司I案”中确立的“压倒一切的利益”标准进行限制,且遵循必要性原则,对案件尽可能缩小封闭听证程序的范围。

  

   纵观美国刑事审前程序的历史与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审前程序听证公开的发展特点有:第一,公民享有的信息获知权的范围逐步扩大。案件审判公开扩展至审前、审判和审后程序,包括扣押听证、保释听证、变更审判地听证、资格听证、司法回避听证、答辩听证、减刑动议听证等。第二,对审前听证程序封闭的判断标准具体化,在尽量减少对审判公正的不利影响下,尽可能的保障审前听证公开。

  

   二、美国审前听证程序公开的限制

  

   对于审前听证程序,一般而言应当公开。但由大陪审团负责审查案件时,预审听证绝对不公开。由大陪审团主持的预审一般只有检察官或控方证人参与,很多时候辩方都不能有效地参与预审听证,公众更无法参与。[17]大陪审团听证有久远的保密历史,有学者指出“大陪审团预审最受抨击之处就是其秘密性。媒体和公众被排除于该程序,被告和律师也是如此,甚至法官也不允许进入大陪审团的评议室。那些参与大陪审团预审听证的人必须宣誓保密。”[18]虽然大陪审团的封闭性遭受质疑与抨击,但是其封闭性仍然受保护,属于绝对不公开的范畴。

  

   除大陪审团听证程序之外,其他的审前听证程序原则上公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一)案件性质的限制

  

   案件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听证公开受到影响。如涉及未成年人、个人隐私、公共利益等的案件,这些案件是否公开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也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施加更多的限制。

  

   第一,未成年人案件并非必然受到封闭,而是由法官根据案件的性质裁量是否公之于众。1982年,罗德岛州最高法院认为未成年人的利益通常体现在案件的匿名性和机密性上,法官可以拒绝刑事案件都应公开审判的观念。但近年来,在美国针对未成年人案件各地强制性和封闭推定规则已经不再使用,开始推行青少年犯罪案件的公开审判。在联邦法院体系,第一巡回法院在1995年裁定《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从联邦成年人刑事审判系统中移出,不能被认定为是对少年法庭的强制关闭;国会并未打算否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开放或关闭他们的法庭。另外,2006年,爱荷华州北部地区的联邦法官在审理一个青少年因负责分配海洛因致死案件中,权衡避免少年尴尬、获取有关“敏感问题”证据的需要、公众的知情权与程序参与权三者的关系,最终让案卷向公众公开,而此时对该少年的听证会已结束。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上诉法院处理参与未成年人法庭问题的方法类似: 为寻求司法自由裁量权或是公开性假设的立法依据,法院通过衡平测验以权衡程序中公共利益与不公开审判中未成年人的利益。[19]

  

   由法官通过权衡公开利益和未成年人利益来决定是否公开,表明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并未预先规定封闭听证程序,意味着未成年人案件预审听证程序也有机会公开。一般情况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预审听证也属于公开的范畴,当存在特殊利益时方可闭庭,而是否存在特殊利益应当由法官自由裁量并说明理由。

  

   第二,涉及个人隐私案件可以不公开或者采用部分公开的方式。在一起强奸案中,不满18岁的被害人愿意公开站出来作证,主审法官在被害人作证时将媒体和公众排除于法庭之外。鼓励性犯罪中的未成年被害人向法庭提供准确材料是美国联邦政府所维护的利益,但最高法院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闭庭会增进该利益,且不能为了政府的利益而封闭整个程序。至于保护性犯罪中未成年被害人远离更多的精神创伤和尴尬,最高法院则认为这是一个不得不遵从的利益,但是,即使为了保护该利益,也允许初审法官“以个案为基础来确定闭庭对于保护未成年受害人的福利是否必要”。这里“保护未成年人的福利”即保护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等利益,避免对未成年人的第二次伤害。最高法院明确:为了维护性犯罪中被害人的个人隐私而采取闭庭的方式,但是也应当个案审查闭庭的必要性。[20]

  

   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并非所有的事实都属于隐私。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应当区分为整个案件事实和部分案件事实涉及个人隐私,对于前者,应当对整个案件预审程序进行封闭;对于后者,应当坚持必要性原则,采取对涉及个人隐私部分封闭预审程序,其他情况下应当公开。即使是强奸案件,也可以在隐去被害人信息情况下对案情适当公开。当然在涉及未成年人性侵案中,如果公开会导致对未成年人成长造成很大不利,且即使采取隐去被害人信息的做法也不能达到保护被害人的效果,则整个案件都属于不公开范畴。

  

   第三,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应当认为其存在“压倒一切利益”而决定不公开审前听证程序。当审前听证公开会对公共利益、人身安全有所侵害时,应当封闭程序。在1993年的“人民诉马丁内斯和皮尔森案”(People v. Martinez & Pearson)中,因控方的一个关键性证人担心她作为卧底的毒品经纪人的身份一旦公开,将引发公众愤怒,威胁其安全而没有公开审理,受到上诉法院的支持[21];在1995年的“明尼苏达州诉鲍尔斯案”(State v. Bowles)中提出,当有理由担心被告所在犯罪团伙的成员或者其他同情被告的人的报复时,法院有时也命令对陪审员的姓名保密。[22]因此,对于涉及证人、陪审员、被害人等人身安危的案件,应当认为生命权高于公开审判的利益而采取闭庭措施;当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公共利益,应当认为存在“压倒一切的利益”而封闭预审程序。

  

   在讨论案件的预审听证是否应当公开时,除了判断案件的性质以决定是否公开,还应当坚持必要性原则——即封闭的范围应当对公民知情权的损害最小,当封闭一部分程序信息可以做到对特殊利益的保护时,尽可能的公开其他部分。

  

(二)公开内容的限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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