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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明:论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

更新时间:2017-01-31 19:22:48
作者: 吴晓明  

   内容提要:由于卢卡奇等人同第二国际“庸俗唯物主义”的激烈论战,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问题成为一个超越一般思想史意义而关乎对马克思学说之性质判断的议题。此一议题至今仍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意义。本文试图论证:马克思学说与黑格尔哲学之相互关联的核心枢轴是社会现实的概念及其展开过程的具体化,必须依循此一枢轴来对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作出决定性的阐述。而那些否认或排除这一渊源的企图,实际上意味着阉割马克思学说中社会现实的一度及其实体性内容,从而也意味着使这一学说退行性地从属于主观思想及其外部反思。

   关 键 词:马克思  黑格尔  社会现实  主观思想  外部反思

  

   我们在本论文中所要探讨的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并不仅仅是指一个关系到思想史中马克思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黑格尔影响的问题。这样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这里的真正问题只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史问题,而其实质却总已最为深入地牵涉到对马克思学说的整体阐述,尤其是牵涉到对马克思学说之基本性质的判断了。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同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重大论战,还是自伯恩施坦以来直到最近那些尝试使马克思在哲学上直接衔接康德的企图,都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来展开——或者是力图恢复这一渊源,或者是力图排除这一渊源。因此,本论文的重点是就马克思学说的基本性质来探讨这一所谓“黑格尔渊源”问题,并试图说明:(1)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说中,恢复或排除其黑格尔渊源究竟意味着什么?(2)应当怎样来理解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3)这样一种基本理解对于我们今天的时代之思来说具有什么意义?

   只是当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以其特有的尖锐性对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行猛烈抨击之时,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问题才获得了一种超越于一般思想史意义的重要性:它标示着对马克思学说及其性质之相当不同的理解方式和阐说方式。在卢卡奇看来,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是深陷于机械论、单纯直观和实证主义的泥淖中了,因而他们完全阉割了马克思学说之批判的和革命的方面,并从而建立起一整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庸俗解释。既然这种庸俗的解释方案从思想源头上来说是直接依循费尔巴哈的定向来实现的,既然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从思想源头上来说是直接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来实现的,那么,拒斥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庸俗化就意味着再度开启并重新阐释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正是这样的思想-理论斗争,把所谓渊源问题提升到有关马克思学说之性质的高度:“对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义务。《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1](P15-16)

   这一激进的尝试,势必会在思想史议题上提出下述问题: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学说究竟是直接衔接着费尔巴哈,还是直接衔接着黑格尔?如果仅仅从一般的思想史着眼,那么这个问题似乎是不恰当的,甚至是无意义的;但是,倘若这一议题如前所述是牵扯到对马克思学说之不同的理解方案和阐说立场,那么,该议题就不仅具有哲学理论上的重要性,而且必须对之作出关乎理论性质之判断的正面应答了。

   正是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首先是“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过高估计了费尔巴哈作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介作用,卢卡奇才提出了“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这一观点。[1](P16)[2](P138,778)当卢卡奇以这种方式同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相对立时,他是正确的和有道理的。因为就像梅林一再完全无批判地为机械唯物主义或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辩护[3](P99,146)一样,普列汉诺夫不仅把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统称为“现代唯物主义”,把这种唯物主义的基础退行性地经由18世纪而归结为斯宾诺莎的“实体”,而且声称:马克思在所谓“哲学本身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与费尔巴哈相同的观点,而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上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2](P138-139,146,779-780)这样一种理解和阐释定向确实使黑格尔对马克思学说的重大意义完全湮灭无闻了,并且也确实成为第二国际理论家最终沦于直观性质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重要缘由。诚然,此种情形并不妨碍这些理论家在思想史上或多或少地承认黑格尔对马克思学说的影响。比如说梅林这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唯一的哲学通”,作为《马克思传》的伟大作者,作为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的最早编纂者,的确曾异常生动地谈论过黑格尔这位老师对马克思所产生的多重影响。至于普列汉诺夫,则更是在其著作中大谈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之作出了许多热情洋溢的阐述与发挥,并留下了这样的赞语:“总之,辩证唯心主义把宇宙看成一个有机的总体,这个总体是‘从它自己的概念中发展出来的’。认识这个总体,揭露它的发展过程,乃是哲学家所担当的任务。这是一个多么高贵、多么宏大、多么可羡的任务啊!”[4](P147)

   然而尽管如此,卢卡奇却仍然认为普列汉诺夫(甚至恩格斯)的努力“也未见成效”。[1](P42-4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尽管“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可以到处谈论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和意义,但这种辩证法在要求被纠正之际,却完全被理解为某种对其哲学存在论(ontology)之基础而言是纯粹外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辩证法也可以被随意安置在任何一种唯物主义——例如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地之上;也正因为如此,梅林便把“没有辩证法的实际认识”和“没有实际认识的辩证法”对立起来,以便随时准备为了捍卫“实际认识”而撤销那个本来就属于外在附丽的辩证法。[3](P155-156,160-161)就明确指证这一点而言,卢卡奇仍然是正确的。因为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要害正在于:他们把辩证法理解成一种纯粹形式的——与任何实体性内容都无关的——空疏方法,也就是在通常所谓“科学方法论主义”中盛行的那种方法。由于这样的方法是纯形式的,所以它理所当然可以加诸任何一种内容(包括任何一种哲学基础)之上;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方法便完全从属于空疏的理智或抽象的知性,因而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辩证法(甚或可以用一种富于表现力的说法来讲,它是“反辩证法的”)。海德格尔曾正确地指出,辩证方法在黑格尔那里既不是一种表象工具,也不仅只是哲学探讨的某种方式。“‘方法’乃是主体性的最内在的运动,是‘存在之灵魂’,是绝对者之现实性整体的组织由以发挥作用的生产过程。”[5](P511)这意味着: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是与其哲学的存在论基础本质相关、互为表里的;这也意味着,马克思的辩证法唯通过其存在论的革命性变革方始是可能的,方始能够成立。梅林和普列汉诺夫之所以无能真正把握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因为他们完全不理解马克思的存在论变革,以及由这一变革而来的新唯物主义基础;其结果是:一方面把辩证法弄成完全无内容的抽象的理智方法,另一方面则把这种形式方法纯全外在地加诸“一般”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因此,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确实被严重遮蔽了(如果不是完全被遮蔽的话)。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阐说中,唯一真正起作用的渊源因素是费尔巴哈。但是,由于在理论立场上遗忘和丧失了黑格尔渊源的那一度,即便是对费尔巴哈意义的估价也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被视为马克思学说矗立其上的现成基础——这一基础被抽象的理智看作是“一般唯物主义”,从而为退行性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大开方便之门。“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的理论缺陷——机械主义、直观性和实证主义等——是与这种哲学立场本质相关的。因此,当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同第二国际理论家展开激烈的哲学论战时,那个仿佛仅仅从属于思想史的“渊源”议题便成为斗争的焦点了。虽说在这场斗争中费尔巴哈多少是无辜的(就像在近代开端之际的思想斗争中亚里士多德多少是无辜的一样),但卢卡奇等人藉此指证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严重局限,并试图由之重新开启“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则无论如何是其重要的理论贡献,并且确实是意义深远的。

   此等贡献及意义不仅在于通过有关“渊源”的议题来高扬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而且尤其在于试图通过黑格尔传统的恢复来重建马克思学说的“科学”(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谓“历史科学”[6](P66)意义上的科学)基地。这种科学与一般所谓知性科学是相当不同的(或许可以说是根本不同的),唯当现代意识形态把知性科学看作是唯一真正的科学并将其奉为神明之际,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传统”才被当成赘疣且必欲割之而后快了。正是在这种虚假观念的氛围下,似乎是为了在“科学”方面拯救马克思的学说,该学说也就被设想为完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科学了。因此,在涉及关于“渊源”的理论斗争中,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对立意味着:当前者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之真正的立脚点时,后者就被当作是这种科学的死敌。虽然马克思在作为费尔巴哈信徒时的某些言论会给人多少留下这样的印象,但如果仅仅依循此种外部对立来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并从中彻底排除其黑格尔渊源的话,那我们就会完全错估马克思学说的哲学基础以及由这一基础来定向的科学的性质了。因为即便仅就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而言,虽说它无疑占有了费尔巴哈哲学的革命性成果,但却根本无法真正倚靠费尔巴哈。按洛维特的说法,如果我们用黑格尔的“精神”历史的尺度来作一衡量,就很容易发现,费尔巴哈粗鲁的感觉主义较之于黑格尔以概念方式组织起来的理念,只是显示出一种“倒退”,一种“用夸张和意向来取代内容的思维野蛮化”。[7](P107)事实上,恩格斯早就表达过类似的见解:在法哲学领域,“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在这里,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是实在论的。法、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进去了。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8](P236)确实,如果我们将费尔巴哈关于宗教、道德、政治、社会、历史等等的学说同黑格尔的“科学”——例如《法哲学原理》或《历史哲学》——比较一下的话,那么费尔巴哈无疑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也许这里还应补充一句的是:此间的比较决不仅限于视域的宽阔程度或知识的渊博程度,问题更深刻地植根于“科学”以之作为前提并立足其上的哲学基础本身。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猛烈袭击中,“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可说是在超越一般思想史争议的意义上被再度课题化了。我们之所以说“再度”,是因为这一课题并不是首次出现。甚至马克思在世时就已泛滥起那种一力拒斥黑格尔哲学的潮流——“把黑格尔当死狗来打”,以至于马克思要公然声言自己是这位大哲的学生,以便明确地认肯其学说的师承渊源。如果说,卢卡奇等人在20世纪初的庸俗马克思主义那里再度见到那种对黑格尔哲学的或者明确、或者委婉的拒绝,那么,大体说来,今天的理论状况——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内部还是外部——并没有太多改变。一种情形是:表面上完全承认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但实际上却根本没有使之在理论的根柢上被消化和吸收;另一种情形是:以任何一种方式或口实来根除和规避这一渊源,以便使马克思主义彻底地“非黑格尔化”——其中的一种看起来颇为时髦的做法是,声称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与康德相衔接,从而在“渊源”的议题上匆匆越过(实则是退行性地抹煞)黑格尔。因此,需要予以追究的问题是:在哲学上遗忘或拒斥黑格尔究竟意味着什么?更加具体地说来,在马克思学说的理解方案中排除或废止其“黑格尔渊源”究竟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非常明确且简要地来回答问题:只要不是在黑格尔哲学已经达到的那个制高点上开展出与该哲学的批判性脱离,那么任何一种其他形式的与之脱离,即遗忘、回避,以及由某种政治的或其他的好恶而来的简单拒斥等,总只意味着——而且不能不意味着——哲学理论上的单纯倒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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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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