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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涌:以哲学的方式推进《资本论》哲学研究

更新时间:2017-01-31 18:12:48
作者: 高云涌  

   内容提要:国内哲学界关于《资本论》哲学性的确证方式大体上有两种:“应用论”的确证方式和“视域论”的确证方式。将《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等同于“哲学知识”研究至今仍然是难以拨去的思想迷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全部理论活动(包括哲学活动和科学活动)从结构上看存在活动方式与活动结果(各种具体的思想观念)之分。《资本论》中的科学(实证)活动不是自足的,其得以展开的前提——基本范畴和原则是由哲学(思辨)活动提供的;同样,哲学(思辨)活动也不是自足的,反思思想最终是为了构成更合理的(关于世界的)思想。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哲学活动与科学活动谁取代谁的问题,但却存在哲学活动的结果能否真正成为科学活动的条件的问题。当下相关研究应在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的基础上,以哲学的提问方式、表征方式和思想方式进一步推进《资本论》哲学研究。

   关 键 词:哲学的方式  《资本论》  哲学活动  哲学的知识论立场  柯尔施问题

  

  

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关于《资本论》哲学研究的热潮不断高涨,学者们分别从人类解放学说、思想史、概念批判史、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当代人类文明等不同研究视域出发,以全球化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解读背景,对《资本论》的理论性质、《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与辩证法、《资本论》的资本主义批判以及《资本论》的价值诉求和实现道路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极具时代感的理论探讨。其中,在《资本论》理论性质的判定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了一定共识:《资本论》不但是一部经济学著作,更是一部哲学著作: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资本论》中才得以最终完成。应该说,这一共识的取得对于克服《资本论》研究中的“断裂论”和“过时论”的影响,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在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反思中,笔者也发现,《资本论》哲学的研究方式问题依然是一个尚未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前提性问题,而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足够彻底的解决,那么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条块分割和学科壁垒现象就仍然难以得到彻底消除。

   自从西方学术界提出了“柯尔施问题”和“两个马克思问题”以来,人们对马克思著作的解读方式以及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方式问题上的歧见就层出不穷,这在近年来国内关于《资本论》哲学的研究热潮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一般情况下,研究者们对《资本论》理论性质问题的初始提问方式是:我们究竟应把《资本论》视为哲学著作还是经济学著作,抑或二者均是?此种规范性的提问方式由于预先设定了不同的观察视角和理论立场,因此其回答方式不可能是一元的。每种回答方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找到各自的立论理由。但在笔者看来,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研究者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来判定或确证《资本论》的哲学性的?这里我们尝试对国内哲学界关于《资本论》哲学性的确证方式进行归纳,大体上可概括为两种:“应用论”的确证方式和“视域论”的确证方式。

   所谓“应用论”的确证方式,是预先判定马克思在其早年的理论活动中,已经创立了包括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资本论》的哲学性就体现在马克思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运用。这种确证方式由于难以圆满处理和回答“柯尔施问题”和“两个马克思问题”及其一系列相关问题,其合法性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所谓“视域论”的确证方式,即认为不论《资本论》本身是何种性质的理论著作,其本身都包含了一定的哲学思想,因而都可以从哲学的视域,或从哲学的高度对其进行研究,这种研究的可能性自然就确证了《资本论》的哲学性。这种确证方式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在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上,往往倾向于将《资本论》的哲学思想视为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制高点,能够较为合理地应对“断裂论”和“过时论”的挑战,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支持和采纳。但是,在笔者看来,尽管上述两种确证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但由于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中的“思想”做了名词性的理解,即都偏重于对其哲学“思想内容”的理解,进而又在研究和传播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相应的哲学“思想内容”理解为或等同于一定的“哲学知识”,因而实际上又都属于同一种可称之为“知识论”的确证方式。而在这种确证方式背后深藏着的则是与之相生相伴的一种对于《资本论》哲学的“知识论”的研究方式。

   这里所谓对《资本论》哲学的“知识论”的研究方式,是指从“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出发所展开的关于《资本论》哲学的思想内容的研究。对于“哲学的知识论立场”,许多学者都不陌生,它是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被国内哲学界许多学者自觉到并对其进行了质疑、展开了批判的哲学观或哲学理念。“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从根本上说,就是把哲学视为具有最高的概括性(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高的解释性(最大的普适性)的‘知识’,并以知识分类的层次性来区分哲学与科学,从而把哲学归结为‘全部知识的基础’”①。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学者为了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走出“哲学的社会实践功能性危机”(刘怀玉语)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笔者认为,在目前国内哲学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中,如何摆脱“哲学的知识论立场”的影响仍是一个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尽管60多年以来国内《资本论》哲学的研究重心经历了由辩证法到历史观再到社会发展理论的“螺旋上升”的发展阶段(王东语),但是只要这个问题还未得到深入的反思和清算,那么在最基本的研究方式层面上,我们对《资本论》哲学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就只能说仍在原地踏步(当然并不排除有个别学者在某些方面已经做出了一定的重要突破)。

   这种研究方式上的停滞不前与研究者们对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提法进行了非批判的理解和无条件的承诺直接相关,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表现为两种极端倾向之间的来回摇摆:其一,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被划分为三大学科即三大知识领域,经济学界和哲学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成果之间难以实现有效的关联和互动,条块分割和学科壁垒现象始终难以消除。其二,为了打通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确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关于《资本论》的哲学研究与关于《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之间往往互相僭越,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人们把握世界的哲学方式与科学方式之间的原则界限。特别是在第二种倾向中,有的研究者在简单宣称《资本论》中的“资本”“劳动”“分工”等经济范畴同时也是哲学范畴、具有哲学意义之后,便很自然地将与之相关的研究都视为哲学研究了,至于其预先设定的“哲学视角”“哲学分析”“哲学探讨”或“哲学高度”究竟是何含义则往往语焉不详。还有的研究者则从《资本论》研究是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一前提出发,直接得出了《资本论》就是哲学存在论的结论。为了克服相关研究中的理论困难,有些学者提出了如“学科整合”以及“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等解决出路,但由于“知识论”研究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把握依然任重道远——由于前者仍然是在首先承诺“学科分立”的前提下再进行“整合”的,而后者则不知不觉中又回到了“应用论”的老路,因此将《资本论》的“哲学思想”研究等同于“哲学知识”研究至今仍然是难以拨去的思想迷雾。

   那么,如何才能既摆脱《资本论》哲学研究中的“知识论”研究方式的窠臼,又能合理回应“柯尔施问题”,且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呢?哲学观领域的研究成果启发了我们。如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教科书体系改革与哲学观念变革的逐步展开和深入,中国哲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哲学或逻辑哲学等不同的学科与专业背景出发批判“哲学的知识论立场”,进而对哲学的本性展开了可分别称之为“哲学的活动论立场”(如孙正聿、赵汀阳、陈波等)和“哲学的境界论立场”(如张世英、何中华、陆杰荣等)、“哲学的生活论立场”(如李文阁等)、“哲学的智慧论立场”(如张汝伦、安希孟等)、“哲学的思维论立场”等不同路径的阐发。笔者认为,上述理论努力中“哲学的活动论立场”对“哲学的知识论立场”的理论反拨,对于我们摆脱关于《资本论》哲学性的“知识论”的确证方式和《资本论》哲学的“知识论”的研究方式开启了有益的问题解决路径。

   “哲学的活动论立场”的共同理论倾向是将哲学这种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思想反思活动和思想批判活动,认为各种哲学观念或哲学思想内容只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一定结果或活动方案。从哲学史上看,把哲学看作人类活动并非任意的创造。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家中,有许多人都将哲学视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而不是某种静态的知识体系,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勒兹、福柯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例如,海德格尔就认为,哲学不是现成的知识,而是人所进行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最能体现人的本性,只有当人进行哲学活动时才真正成为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人。孙正聿先生也明确提出:“哲学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并具体地表现为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构成思想的基本逻辑、构成思想的基本方式、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和构成思想的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对思想的前提批判,体现了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和独特的活动方式,展现了哲学发展的自我批判的活力和永不枯竭的理论空间。”②这种从人类活动方式层面对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进行的划界,启发我们对《资本论》哲学的确证方式和研究方式进行一种可称之为“活动论”的透视。

   这种透视意味着,如果从“哲学的活动论立场”出发来确证《资本论》的哲学性,我们就会将“《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中的“思想”做一种动词性的理解,就会突出强调对其“思想活动”或“思想方式”的研究,而不是将关注点仅仅放到对其“思想内容”的研究之上。这样一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展开的全部理论研究工作,就会呈现出这样一幅活动图景:《资本论》创作过程中的全部思想活动构成为一种活动的网络或活动的体系,哲学活动与科学活动交织于其中,所有这些理论活动最终指向的是解决“往何处去”③问题;科学活动是“构成”关于世界的“思想”的活动、其活动结果具有一定的“实证性”,哲学活动则是反思和追究“思想”构成自己的“前提”的活动、其活动结果具有一定的“思辨性”;这些哲学活动和科学活动本身又都分别具有一定的结构要素,包括活动主体的能力和需要、活动的对象、目的、条件、程序和结果。人类活动论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类各种活动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一种“结果—条件”的关系,即任何活动方式都不能离开其他活动方式独立自存,都要以其他的活动方式为自身展开的主客观条件,而每种活动的结果也都会对其他活动的展开产生影响、其活动的结果也都有一定用途④。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开哲学活动时,必然都是预先想到活动结果的用途的,从事革命活动的需要决定了他不可能单纯为了哲学而哲学;而他在制定哲学活动方案时,也不但要考虑当下的活动,而且要考虑如何使哲学活动的结果成为科学活动的条件,最终为解答“往何处去”问题铺平必要的思想道路。据此,我们也可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等文本背景下对“柯尔施问题”给出一种“活动论”的理解方案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如下要点。

其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全部理论活动包括哲学活动和科学活动从结构上看都有活动方式与活动结果(各种具体的思想观念)之分。在具体文本中显性体现的往往是活动结果层面的内容,而在文本背后隐性存在的则往往是活动方式层面的内容。关于这种情况,恩格斯曾经有过特别说明,“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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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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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2015(5):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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