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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被创造的公共仪式 ——对七五宪法的阅读与解释

更新时间:2017-01-25 16:13:18
作者: 王人博 (进入专栏)  
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这可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直至60年代前,不提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缘由。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1954年宪法里是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提法的。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党重新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并不断强调毛泽东思想在党和国家中的指导地位。

   这个解释或许有一定的根由,但它无法解释1954年宪法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样的概念都不加以表达的原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五四宪法所要表达的宪法概念与七五宪法所要表达的理念是不同的。1954年宪法文本凸显的是宪法的国家性而不是党性,七五宪法强调的是党性而不是国家性。就此而论,1982年的现行宪法在党性上与七五宪法而不是五四宪法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

   为什么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宪法中加以表达,在党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有个与上述解释不同的简单说明:"修改草案从序言开始,记载了我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历史。'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我国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现在写进了修改草案总纲"."就是我国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一语显然不是对"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要写入宪法的解释,而只是一个简约的说明。而这一个简单的短语包含的涵义却颇为复杂。如果说是从中国"一百多年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那么1954年宪法就应适时地加以表达,为什么非要等到1975年呢?可以肯定的是,"一百多年"包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最近的历史时期和这个重要事件。而这个短语似乎又决意要把"文革"时期对"毛泽东思想"所做的夸张修辞加以排除。这种排除的原因主要不是来自于这种修辞的错误,而是因为这种修辞是与作为背叛者的个人有关。而事实上,在逻辑上能解释为什么要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宪法,"九大"通过的"党章"所作的表述提供了最为充分的理由: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由于这个表述与特定的人有关,所以在"十大"通过的"党章"中上述话语被删除,只保留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样的用语。党的"十大"报告对此的解释采取了一种隐喻式的解释策略: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主席把"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党章。……

   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正在古田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事实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相欺骗党,欺骗人民。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当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逐步深入,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林彪这一类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就再也隐藏不住,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的总暴露,总破产。

   而"十大"政治报告对"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达并没有给予明确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自此以后,中国宪法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各个时期的政治情景相联系,采用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表述方式加以表达和展示:

   1978年宪法序言的第三自然段:

   毛泽东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战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

   1978年宪法的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经过修正后的现行宪法序言的第七自然段: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这三个宪法文本的细心阅读就会发现,宪法虽然都表达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指引性,但表述所在文本位置以及表述的方式是不同的。七五宪法与1978年宪法在序言和总纲两个部分中分别做了不同的分述,文本明示或暗示了"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党坚守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是党领导国家必须奉行的基本国策。当然,1978年宪法的语言风格与毛泽东本人过世后继任者继任的复杂性有关,文字暗示了制宪者对毛泽东思想忠诚的意志和决心。现行宪法则只在序言部分加以表达,使得宪法的文本结构更加清晰,包含有制宪者把党的意识形态与党的基本国策加以区分的意图。除此而外,三个文本对此表述的不同语义更值得注意。七五宪法将其表达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1978年宪法则直接表述为"指导思想".而现行宪法既不明示是"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也不明确表达为"指导思想"本身,而只是强调它的指引性。前两者无论表达的是"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还是"指导思想"都是用"毛泽东思想"作结的,而现行宪法强调的指引性还包括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结。毫无疑问,"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的语义是不同的,前者的指引性是间接的,而后者是直接的。但不能忽略的是,前者表述的意义空间更为广延,在语义上为现行宪法并列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而且,这也为后来宪法文本开放式的迭加提供了空间。这也是七五宪法和现行宪法修辞技艺的优越之处。

  

四、文本的意义

  

   七五宪法文本遇到的难题之一是如何表达事件以及与那些事件密切关联的意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人已成了党控诉的对象,控告别人为叛徒的人自己成了十足的背叛者。死亡既是这种背叛的代价也是背叛的高度展示。事件往往规制了文本的意义。如何重新构造"正统性"是七五宪法的首要任务。同样,更具优越性的文本也不可能对正统性的维护漠不关心。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大"政治报告和宪法既要除去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夸张性修辞的同时,又必须重申"毛泽东思想"正统性的原因。这些文本在表达领袖代表党的正统性方面并无二致,但往往被忽略的是文本在贯彻这种正统性所表现出的不同的修辞策略。毫无疑问,如何表达国民经济问题,肯定是被重申的正统性——"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然而,不同的表达策略却在此出现了。先看看《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的表述:

   一九五四年宪法提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我国人民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规定我国现阶段主要有两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修改草案对于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对于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作了规定。这些规定,把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同刘少奇、林彪包产到户、取消自留地之类的荒谬主张划清了界限。

   修改草案重申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规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与此相一致的表达则是宪法文本:"我们……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宪法序言);"国家实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社会生产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第十条)。

   也就是说,《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与宪法文本之间有着内在关联:无论表达的思想还是表达的方式都具有显而易见的一致性。(修宪)报告决定了(宪法)文本的意义和意义的限度:修改后的宪法对毛泽东思想在经济方面的正统性的解释和重申必须与党的修宪报告完全一致,宪法文本不可能在报告以外再添加任何东西,这符合党和全国人大的关系构成方式。

   尽管如此,这并不能推论出党的修宪报告与党的其它文件必须具有完全的同构性。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十大"政治报告就是一个值得解释的文本。在经济方面,它除了像修宪报告以及宪法文本一样重申正统性之外,也有这样的表达:"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党组织要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关心群众生活,做好调查研究,切实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这种言说方式在革命红色话语宰制的时代是具有别样意思的,说明它比修宪报告更务实地重视经济问题。在这方面,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既有直说的显意,也有生成的隐意,只是这种隐意被正统性话语包裹着容易被忽略。它是这样一种修辞的技巧:在表达"正统"话语的同时附加解释性的语言,看起来这使正统性更加凸显和细节化,但其真正意图是为了限制正统性的意义或者添加新意。"解释"本身就是对文本意义的某种操纵。

   四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是这种"解释"的延伸,是对"解释"的解释,随着意义的递进和增加,原来的隐微表述就变为直白言说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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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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