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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宸舸:中国近代民主观念脉络的再审视

更新时间:2017-01-21 11:11:49
作者: 褚宸舸  

   摘要:  我国用汉字“民主”翻译Democracy经历了一个迂回曲折、词汇竞争的过程。中国民主观念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开始转型。民主思想在逐渐进入“集团主义时代”之后,和民权、专政、宪政等观念发生“亲密接触”。“民权”在1870至1880年代产生,虽然有引自日本抑或本国自创的争论,但是既有日本启发,又有中国知识分子推动的复合叠加因素驱动毋庸置疑。在复杂的语用过程中,该词被赋予西语Democracy、Liberty和The Right of citizens或civil right之多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中国社会各界普遍使用的“热词”。

   关键词:  中国近代;民主;观念史;民权;研究综述

  

   对于“民主”这个语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起源与演变过程,自从30年前熊月之从历史角度对五四前民主思想系统梳理之后,相关论著目前已经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张灏、金观涛、刘青峰、方维规、黄克武、童世骏、闾小波、张师伟、桂宏诚、王人博以及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川尻文彦等,都发表了重要的相关论著。总体看来,从事此领域研究的史学者较多,而法学研究者较少。学者们虽然对中国近代民主观念的发展脉络认识比较统一,但是在很多具体点上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目前此领域仍然值得精耕细作。

   本文拟通过对中国近代民主观念史上一些重要史实和文献的考证与分析,厘清中国近代民主观念的渊源和谱系、形成和发展当中的以下关键点。例如,中国近代民主观念的直接思想渊源是什么?中国近代两种民主思想传统是如何产生的?用汉字“民主”翻译Democracy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中国民主观念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有什么样的转型?在中国近代,民主话语和民权、专政、宪政等话语发生过什么样的碰撞?如何理解民主和民权话语的互释,以及民权概念起源的四类七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中国近代民主观念的渊源和谱系

  

   中国近代民主观念的直接思想渊源是西方思想及其政制,这种认识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和近代民主思想之间的断裂性和连续性至关重要。陈旭麓认为,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不是从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直接孕育出来的。[1]张师伟认为:西方思想及其政制的传述濡染并转化了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使其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民主观念借助于一再解释儒家古典词汇而获得了扎根中国的渠道,而另一方面则是儒家古典政治思想对现代民主观念的渗透,使得传统民本观念得以借机隐匿在现代民主概念中。所以,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由何而来、从何开始,是一个历史事实的梳理,而不是一个在不同思想范畴之间进行演绎推理的思辨。[2]

   众所周知,民主观念在西方发源很早。在古希腊,民主的原本涵义被界定为“人民的统治”。Democracy这个词是由希腊语demos(人民)和kratia(统治或权威)派生出来的。但其发展史中“统治”和“人民”这两个术语却一直都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3]中世纪视“民主”为一种特定的政体。到18世纪,作为政治革命运动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之一,民主观念在西方受到逐渐的肯定,成为可以冠之以“主义”之名的重要思想学说。19世纪以来,民主化成为潮流,民主观念已由政治领域拓展到社会、经济等各领域。民主话语异常活跃带来了其表达的弥散化,各种论者都有意无意将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理念加入到对民主概念的描述中,民主概念呈现“词语之战”,实际成为一个家族相似性词汇的总称。19世纪中叶以后,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对西方民主理论产生很大影响。社会主义思想对民主理论的影响有两点:一是,阶级斗争的观念。二是,主张实质的平等,强调对共同资源的无个别差别的共享。社会主义思潮使得民主问题的争论已从政治问题转向生产、分配、财产所有和阶级这些社会问题上,从而成为意识形态的争论的主要话题之一。

   从18世纪中叶到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民主观念定型时代的思想对中国近代民主观念的形成发展有重大影响。张灏将这一时期西方的民主学说大致归纳为两种类型:高调的民主观与低调的民主观[①]。[4]

   和张灏的观点类似,黄克武也认为西方有两种民主传统:密尔主义和卢梭主义。在对这两种思想引介过程中,中国也相应形成了两种传统。卢梭主义声势浩大,并与传统观念结合为激进的革命论,成为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主流,一直到今日仍发挥强大的影响力。而从严复、梁启超开始译介的,后来以胡适、章士钊、李大钊、杜亚泉、李剑农、殷海光等少数学者为代表的密尔主义思想谱系,则影响有限。[5]

  

二、中国近代民主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民主新论》中提及,卡尔×波普针对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概念存在着一种词语之战的现状而提出,我们无须在词语上,在民主这个词的真实或基本含义这种假问题上争论不休,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无论什么名称。但萨托利反对此观点,认为争论肯定不是关于词语本身的争论,但它是以词语作为手段进行的。因为“观念之手带着词语的手套”。某个观念要由某个词来传达,以某种方式为一个事物命名,与解释该事物是一样的。[6]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与此相类似。

   “民主”一词,中国古已有之。[②]中国最早表达类似于西方民主思想的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其提出“民为主、君为客”,但并未使用“民主”一词,相反则用“人主”来称呼皇帝。所以,狭间直树指出,实际上清末之前的“民主”绝大多数是在“民之主”这个意义上被使用的。[7]

   1848至1849年出版的徐继畬《瀛环志略》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著作。近代中国最早用“民主”来翻译西方社会制度的,是1864年由总理衙门斥资翻印的丁韪良(W. A. P. Martin)主译的《万国公法》一书。

   据金观涛的统计,“民主”一词在《万国公法》中使用了18次。马西尼曾指出,《万国公法》中的“民主”是Republic 的误译。[8]对于此观点,金观涛通过对照该书中英文,认为“民主”也用于翻译Democratic Republic和Democratic character,不完全是与Republic对译。[9]据方维规考证,民主作为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并不专指 Democracy。这可以通过几部较早的西洋人编撰的双语辞书,如马礼逊1822年的《五车韵府》、麦都思1847年的《英汉字典》和1866年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发现。[10]

   总之,用汉字“民主”来翻译Democracy是受一定历史和文化影响的。“民主”等概念的译介与阐释和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相关。有些词汇在由西译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理解的差异,故而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译名,用汉字“民主”翻译Democracy经历了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

   通说一般认为,Democracy的译名相当多元并不固定,民主还用来翻译Republic。甚至方维规认为:Republic和Democracy 在进入中国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基本上是同义的。[10]由此,金观涛指出,指导清末预备立宪和民初政党政治的思想理念不是Democracy思想,而是共和Republicanism思想,Republicanism 和Democracy相比,更强调参政者的道德,强调政治作为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区别。共和作为一种政体,是对直接民主的一种限制。[9](p260、262)民主观念的传播和我国最初引介西方民主制度(一般是与议会和选举)有很大关联。

   和我国相似,日本用汉字“民主”翻译democracy也经历了一个词汇竞争的过程。清末民初很多代表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概念语词都是通过日本进入中国的。川尻文彦认为,在日本,“民主”一词诞生前,democracy的译语有“民本”、“民意”、“民众政治”,甚至有人将其译为“共生主义”。 从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围绕着如何建构“政体”,引进西方政治理论,出现各种争论。加藤弘之不仅创造“政体”一词作为government的译语[11],而且翻译伯伦知理(J.K.Bluntschli)《国法泛论》(Allegemeines Staatsrecht)等书。梁启超对国家主义以及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的了解,就是受加藤弘之的影响。[12]加藤弘之介绍立宪政体的最早文献1861年《邻草》把democracy译为“万民同权”。1869年他在《立宪政体略》(明治二年,)中,又把政体分成君政和民政,在此之上,把democracy译成“万民共治”、“上下同治”、“万民同治”等。[13]西周(1829-1897)则是在《百学连环》中,把加藤弘之使用过的“君政”和“民政”改称“君主”和“民主”。由于《百学连环》没有公开发行,该词未能在社会上流通。当时,社会上指称democracy的译语还有平民主义、 民主政治、民政、众民政治、民本主义、平等、公平、民和主义等词。根据住谷氏的考证,“民主”一词作为democracy的译语始见于明治7年(1874年)前后,在明治20年(1887年)前后获得普遍使用。[11](p81)日本广泛使用的“民主”一词,通过中国留日、旅日人员无疑也会影响到中国。

   张师伟通过对一些影响要素的归纳,认为“民主”词义的产生和变化和传教士、使节、留日学者、新文化运动有关。以丁韪良为代表的传教士有意识用“民主”翻译西方的政治体制、政治观念与政治角色,不过是沿袭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惯例。职业外交官郭嵩焘、薛福成、黄遵宪等出国前已经具有西方政治的常识性认识,对西方政治实践的接触更加巩固了他们关于民主是一种不同于君主制的国家体制的观念,但他们更多选择君民共主作为中国政治道理。留日学者梁启超使民主的含义越来越接近democracy本来意思。五四新文化时期,思想舆论界在民主、庶民主义、民主主义、democracy等词汇上的循环,既反映了五四时期思想家对民众力量的高度重视,也揭示了五四时期民主含义中浓郁的民粹色泽。[2] (p694-709)

   闾小波把中国近代民主观念划分为五个阶段,一是19世纪中后期西方文明的辨识期。代表人物是王韬、郑观应,关注点是代议制。二是,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主观念的输入期。代表人物是梁启超等留日旅日人士,其相关知识来源是东学(日本化的西学),旨在发掘西方文明各种观念、价值。三是,1903年至民国初年浪漫主义民主的输入期。代表人物是孙中山等革命志士,主要汲取东学中和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有关的思想素材,例如卢梭。四是,五四民主观念的分岔期。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主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大众民主、庶民主义)两种不同思想理路解释民主。六是,南京国民政府以后民主观念的期成期。思想界皆以党国体制为批评对象,但批评方式和对策迥异。一方面,以胡适、罗隆基、张君劢、储安平等,主张将中国引入自由民主轨道。另一方面,以毛泽东等为代表,主张通过体制外组党、建军,对乡村社会进行政治动员和改造,通过革命实现大众民主(人民民主)。[14]

金观涛认为,19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知识界对“民主”概念多半囿于介绍而缺乏认同感,在关注民主制度的时候,缺乏推翻君主专制的胆略和想像,多推崇英德或日本式“君民共主”君主立宪式的民主。金观涛利用思想史数据库统计了从1864年至1915新文化运动之前“民主”一词的使用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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