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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宸舸:中国近代民主观念脉络的再审视

更新时间:2017-01-21 11:11:49
作者: 褚宸舸  
明治十二三年时(即1879、1880年——引者注),民权之说极盛,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34]后来,薛福成1890年日记中也频频提及“民权”一词。[35]这说明该词在当时政坛已经较为普及的使用。

   再次,由康有为首创说。此乃据康有为自己所说:“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然民权则志在必行,公理则今日万不能尽行也。”[36]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讲:“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为首(知之者虽或多,而倡之者殆首先生。)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故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37]因为康氏、梁氏之文分别作于1902和1901年系后出作品,加之康氏有对成文时间作伪的习惯,故此说并不可靠。

   第三,认为民权并非Democracy的译词,而是日文“自由”(Liberty)一词经中国人转译而来的。其重要证据是时人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正权篇辨》中曾言:“‘里勃而特’译为自由者,自日本始。虽未能尽西语之意,然以二字包括之,亦可谓能举其大由。自由二字而译为民权者,此必中国学士大夫读日本所译书者为之,其以民权二字译‘里勃而特’一语,吾无间然,独惜译之者于中外之理未能参究其同,阅之者或至误猜其意。”[38]

   1913年时任报人的张东荪提出民权不同于人权。是故“民权与人权,实有不同之点,民权指公权之积极状态而言,人权指公权之消极状态而言”。[39]此观点颇有当代权利分类学说中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影子。

   第四,认为“民权”对应的英文不是Democracy和Liberty,而是The Right of citizens或civil right。

   据俞江的考证,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泛流行的《罗布存德英汉字典》的三个版本,以及《新增华英字典》《增订英华字典》《商务印书馆英华音韵字典集成》,均将民权(民之权)和The Right of citizens(现代法学中一般译为公民权利)相对应。何启、胡礼垣将民权视为自由也不能算错,因为civil right在英文中的近义词就是civil Liberty。[27](p39-40)

   戊戌变法后,反对变法的人通过批驳“民权”一词来攻击维新派,梁启超则通过辨析“民权”与“民主”的区别来辩护,论证“民权”也可以用来保障加强“国权”。“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40]但是,在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中,“民权”常作为“民主”的同义词使用,汪精卫曾有“吾之目的,欲我民族之国民,创立民权立宪政体(普通谓之民主立宪政体)者也”的说法。[41]

   高超群按照时间段分别梳理了“民权”概念的使用频率。据他的研究,“民权”最早为郭嵩焘所使用,1830年到1895年间,主要指公民权利(right of citizens),1895年以后,“民权”使用次数逐渐增多,特别是戊戌变法前后,其含义近于民主权利(democratic right)。1900至1915年民权在公民权利意义上使用较多。1915年以后,“民权”主要在关于“三民主义”的论述中使用。[9](p537-538)

   综上所述,可知“民权”一词内涵非常丰富,理解把握较为困难。该词在1870至1880年代产生,虽然有引自日本抑或本国自创的争论,但是既有日本(明治维新中新思潮、政治实践)启发,又有中国知识分子(如传统官僚士大夫、维新改革者、革命者)推动的复合叠加因素驱动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复杂的语用过程中,由于使用者自身知识背景、学理和政治策略的不同,该词被赋予西语Democracy(民主)、Liberty(自由)和The Right of citizens或civil right(公民权利、参政权)之多义,同时具有传统民本思想之底蕴,进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中国社会各界普遍使用的“热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政治家的孙中山顺势而为,将民权概念和政治上的“主义”明确结合,提出民权主义,赋予“民权”概念新的内涵和意义,并以此为核心,提出其独特的宪政构想。众所周知,三民主义是国民党政治意识形态的最高指导原则。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权”概念无疑属于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但是民权主义并不等同于“民权”。民权主义是孙中山关于民主政治的纲领性范畴,是思想与制度的统称。其包含从全民政治等基本价值观,到权能区分的原理,以及五权宪法等具体的政治设计,涵盖面很广。对此问题,因本文篇幅所限,需要另文研究。1949年6月底,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宏文中,明确指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区别只是谁领导谁的问题,即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掌握领导权,他说:“除了谁领导谁这一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42]所以可以说,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权概念,不仅成为中国近代民主观念史和中华民国宪政理论的基础性范畴,而且深刻影响了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治文化的传统资源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14ZDC023)和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学研究项目“国民大会制度研究”(2013JK0075)的阶段性成果。

   [①]张灏认为,高调民主观的前提,是认为民主系实现一种道德理想而产生的制度。高调民主观对于西方民主参与以及立宪政体在思想上的发展曾有很重要的贡献,但同时它也往往带有集体主义与乌托邦思想的倾向,卢梭与马克思的思想就是显例。低调的民主观不认为民主是以实现道德理想为目标,而是针对人性的有限而构想的一种制度。诚如密尔所强调的,民主不过是为了适应人性的自私自利而发展的一个勉强可行的制度。《联邦党人文集》比较明显表现了这种思想。

   [②]先秦文献中,民主含义为人民的统治者(帝王别称)。《尚书•周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天命文王,使为民主”《左传•文公十七年》:“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蔡邕为《文选》所谓“肇命民主,五德初始”注:“民主,天子也”。

   [1]陈旭麓.陈旭麓文集•浮想偶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9-210.

   [2]张师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演绎(下)[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693-694、685.

   [3]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88.

   [4]张灏.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A].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C],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29-230.

   [5]黄克武.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80.

   [6]萨托利.民主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510,520.

   [7]狭间直树.对中国近代“民主”与“共和”观念的考察[A].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586.

   [8]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54,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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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方维规.“议会”、“民主”与“共和”概念在西方与中国的嬗变[J].二十一世纪,2000(58):54.

   [11]川尻文彦.“民主”与democracy:中日之间的“概念”关联与中国近代思想[A].孙江.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C].北京:中华书局,20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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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王人博.庶民的胜利——中国民主话语考论[J].中国法学,2006(3):37.

   [19]童世骏.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民主”观念——一个以李大钊为主要文本的讨论[A].许纪霖、宋宏.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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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胡适.胡适日记全编(6)[M].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256-257.

   [22]褚宸舸.“专政”与“宪政”.环球法律评论,2012(6):51.

   [23]褚宸舸.民主视阈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文化纵横,2010(6):68-74.

   [24]褚宸舸.宪政与民主的表达(1940-1947)——基于数据库统计的中国宪法思想史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89.

   [25]林来梵,褚宸舸.中国式“宪政”的概念发展史.政法论坛,2009(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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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65,73.

   [41]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A].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C]. 北京:三联书店,1963:37.

   [4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7.

   作者简介:褚宸舸,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行政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北政法大学禁毒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西北政法大学法治陕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法治社会与平安陕西建设研究所”执行所长,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理事。

   文章来源:《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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