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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宸舸:中国近代民主观念脉络的再审视

更新时间:2017-01-21 11:11:49
作者: 褚宸舸  
[9](p253-254)

   从金观涛的研究中,笔者归纳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19世纪“民主”一词主要在四种意义上使用。一是,传统意义的“民之主”,1830年至1963年间,“民主”在文献中两次出现,都是指皇帝。二是,是“民主之”,即人民支配与人民统治。三是,与世袭君主制相对立的政治制度,如“民主国”。四是,与第一种意义相类似的外国的民选最高国家领袖。

   第二,人们使用四种意义的价值取向和喜好是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1896年至1900年间,中国能接受民主的第三种含义,和西学中源说有关。肯定民主制度的人将民主的来源比附为三代时期的制度。例如,梁启超1896年曾认为:“西史谓民主之局,起于希腊罗马;启超以为彼之世非民主也。若以彼为民主也,则吾中国古时亦可谓有民主也”。[15]

   第三,将“民主”理解为和中国传统政治相反的制度是该词主要意义。特别是甲午后,儒家伦理受到怀疑,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社会组织的出路,这时民主观念开始普及,“民主”的话语使用出现第一次高峰。“民主”一词的使用,在1904、1906、1909、1913年出现了高峰。1900年中国“新政”改革,引进西方制度以后,第二种意义引起广泛关注,革命派主张全民参政、伸张民权,立宪派则反对全民参政,因此对“民主”的批评和肯定都引起争论,同时民主的负面影响开始被人们关注。梁启超翻译《国家论》时,认为大众参政会引起民主专制,民主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16]在20世纪的前十五年,民主的第二、第四种意义的负面评价一直存在。

   1919年左右,中国民主观念开始转型。金观涛认为,对民主意义定位的因素,是如何实行多数统治。一旦排除了代议政治,便很难实现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的多数统治。逻辑上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用意识形态政党来体现普遍道德价值和公共意志,由党的专政体现多数统治;二是展开以纯化道德意识形态为目标的群众运动,实现所谓群众道德统治的大民主。事实上,这恰恰是新文化运动后民主观念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理解。[10](p263)使用“民主”一词在当时具有较普遍代表性的是陈独秀所发表的《驳康有为共和平议》。该文共55次使用“民主”一词,其中54次的含义是与君主对立,旗帜鲜明地反对君主立宪的复辟。

   在1919年以前,民主意指与君主对立的西方现代政治制度。1919年以后,表达民主理念的用词发生了变化。把Democracy翻译成“平民主义”最早始于1919年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他认为五四运动产生了全国民众大联合的动向和趋势。[17]李大钊写于1918年12月,发表在1919年1月16日出版的“少年中国学会丛书”曾琦所著《国体与青年》一书的跋中,注意到了Democracy可能对中国具有的新意义。王人博认为,被李大钊重塑的Democracy,除了保留与君主政体相对立的“新型政体”这层语义,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四层含义:个人主义的价值预设;社会基本平等;维护个性、平等制度、合理财产分配的制度;国家间平等的世界秩序。[18]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载《新青年》1920年1月1日第七卷第二号)一文中开始使用“德谟克拉西”、“民治”来指涉democracy。当代学者童世骏就以李大钊为主要文本详细的研究了五四时期民主观念变迁。[19]同时期,陈独秀把Democracy译为“民主主义”,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陈独秀根据杜威(John Dewey)的民主思想,把Democracy又译为“民治主义”。[20]

   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不同,孙中山此时则把民主理解为全民政治、直接民权。

   经历了民国初年的民主尝试,特别是议会政治失败后,中国“民主”概念中逐渐将议会政治和选举程序排除在外。当中国人苦苦思索民主政治向何处去的时候,一方面,马列主义思想和苏俄经验传入了中国;另一方面,孙中山基于改造、超越代议制的理想,提出从民治、全民政治、权能区分到直接民权、国民大会、地方自治、五权分立等一系列论断和制度构想,并改组国民党。

   1933年,胡适提出中国思想以1923年为界分两期:一是,“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是“集团主义时代。1923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21] 民主思想在逐渐进入“集团主义时代”之后,和民权、专政、宪政等观念发生“亲密接触”,碰撞出“民权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宪政”等火花。笔者曾就此发表过如下观点:

   第一,民主和专政。中国近代的“专政”概念经历了一个“理论旅行”的过程。在1920年代初,专政和独裁两词是通用的。“獨裁”(Dukusai)是日语中的汉字,被用来翻译Autocracy、Despotism,后传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革命过程中,专政与独裁形成了表意上褒贬的分工。在毛泽东那里,专政往往用来指革命政权的形式,独裁则用来形容反动势力。毛泽东对专政的理解,主要囿于列宁主义的专政观。列宁将“专政”作为先进者镇压落后者的日常政治常态。[22]。“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23]

   第二,根据1986条期刊篇名数据库的统计分析,在1940至1947年的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当中,宪政与民主的话语具有时效性、背离性和场域性三大基本变化规律。宪政话语反映了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呼声,民主话语反映了体制外知识分子的诉求。[24]

   第三,毛泽东“宪政是民主的政治”这个典范性定义一方面沿承前人(黄遵宪、梁启超、严复、孙中山)之源流,另一方面又以当时政治现实为基础,以实现政治利益为目的,属于一种政治话语。毛泽东敏锐地洞见了中国所存在的民主主义潮流是一种可以汲取的政治资源,同时也可用以对抗政治上的敌对力量,统合国家的各种政治势力,从而建构新的国家体制,并力图以民主赋予这种国家体制以正当性。[25]

   因为学界和笔者对“民权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宪政”已经有较多研究,下文拟就学界争议较大又未有结论的一个具体问题展开讨论。

  

三、 “民主”和“民权”的互释

  

   “民权”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法政话语,内涵丰富且多变。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权”和“民主”互释问题,学界亦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

   熊月之基于民权词义上等于民主的认识,认为黄遵宪、梁启超区分民权和民主是陷入误区,而后来孙中山等革命者则恢复民权等于民主的认识。他认为,五四后“民主”话语取代“民权”话语,体现了革命者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26]通过金观涛的统计,在新文化运动中,可以看到“民主”这个词从使用频率上压倒了受日本文化影响较大的“民权”一词。[9](p277)

   俞江不同意熊月之的观点。他认为:民权和民主两个词本身就有差别,日本的民权概念到中国后被中国思想界与知识界偷换了内涵。民权一词被赋予参政权和“民主”的意义,把实现民主国作为最终目标,而民主国又可以简化为一个宣称已经“还权于民”的抽象体制。将民权理解为参政权,是近代思想家的共识。中国思想家将民权视为参政权,预示国家社会转型将以民主政治实现而一劳永逸地获得成功,实现民主政治又被继续简化成一种政治意义上的革命。何启、胡礼垣将民权理解为自由,但孙中山并未接受这种民权观,而是回到维新诸子和严复立场上,将民权等同于参政权。这说明个人主义的自由概念在中国并未得到彰显,在孙中山等人的思想中,自由主要特指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民权(参政权)如果不能和个人自由相结合,此概念势必被空壳化,没有穿透力和实践价值,终难逃脱被人们遗忘的命运。[27]

   王人博认为,“民权”是中国学者基于对中西文化体察和现实政治考虑创造的新词。知识界弃“民主”而用“民权”来表达诉求,更多是一种策略选择:张之洞从议会制、民众的议政权利以及法律至上等方面来诠释民权概念,所指向的是中国的传统皇权体制,隐含了分享皇权的政治要求。作为民权言论的后起者,孙中山把他的政治主张称作“民权革命”,并正式提出“民权主义”学说,民权被理解为人民的“力量”。因此,民权是中国知识分子把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激进的民主概念相调和而创造出的。[28]

   笔者梳理文献,发现关于民权概念的缘起,至少有四类七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认为“民权”来自于日语对Democracy的翻译。

   川尻文彦认为,在日本民权运动中,日制汉语“民权”作为和“民主”相类似的概念,成为Democracy的译语之一而被使用。1870年,由太政官制度局制定的《民法决议》首次出现“民权”一词,而后传入中国。[11](p85)这也是我国学术界较早形成的通说。

   但是,也有学者在细节方面提出不同观点。徐爽认为,“民权”一词是早期“人权”概念的另一种表达,是“国民之权”或“住民本权”的简称。[29]日本明治维新前颇具影响的津田真道的《泰西国法论》就是汉字人权概念最早被表达出来的著作。该书稿本中的“国民之权”,在刊本中改为“民权”[30],系相对于国权而言的权利,是人成为国民或住民后对国家而言的通权。津田真道在《泰西国法论》中列出十二项住民对国家所具有的本权:自身自主之权、住居不受侵犯之权、行事自在之权(今译自由权)、建社会合之权(今译结社自由)、思言写自在之权(今译思想言论创作自由)、任意信教及行法礼之权(今译信仰自由)、尊重书札秘密之权(今译通信自由)、对所有物的自在之权(今译所有权、物权)、法律上万人同一之权(今译平等权)、课税以家产贫富为标准之权、请愿之权、与国家所结契约而使之守之之权。[29](p33)

   近代日本法理学者穗积陈重在其随笔集中提到一重要史实:明治三年(1870年),日本在制度局内设民法编纂会,江藤新平任会长,其命留法博士箕作麟祥译法国民法作参考。箕作麟祥将Droit civil译为民权,引起争论。江藤新平出面仲裁说,姑且将该词放置,他日其必有活用之时,后该词终获会议通过。果然,不到两年,这句话就被勃兴的民权论和民权运动所应验。[31]

   第二,认为“民权”概念由中国人首创。其中又有创自郭嵩焘、黄遵宪、康有为三种不同说法。

   首先,历史学家熊月之最早考证出“民权”一词创自郭嵩焘。[26](p11-14) 1878年5月19日(光绪四年四月十八日),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在其日记中最早开始使用“民权”一词:“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自议绅,民权常重于君。”[32]目前,这个考证被学术界认为是较为准确的。

   其次,马西尼考证创自黄遵宪。[9](p230)此说虽然不确,但证实黄遵宪确在“民权”一词被引进中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黄遵宪1879年开始编辑,1887年成书的《日本国志》中多次提到“民权”这一话语。如该书卷一《国统志》中有“近日民心渐染西法,竟有倡民权自由之说者。中兴之初,曾有万机决于公论之诏,百姓执此说以要君,遂联名上书,环阙陈述,请开国会而申民权。”该书卷十四《职官志二》中提到,“府县会议之制,仿于泰西,以公国是而伸民权。”[33]除此以外,黄遵宪同期的《日本杂事诗》也提及“民权”一词。他在光绪二十八年五月给梁启超的信里谈到:“仆初抵日本,所与游者多旧学,多安井息轩之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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