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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我的导师严侨

更新时间:2017-01-15 12:00:43
作者: 李敖  

   虽然如此,严师母和我,总希望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上的帮忙,或能免掉国民党的嫉忌。因为这种关系毕竟是血亲问题,总不是政治问题。在一阵日子拖过后,严侨毫无音讯,严师母和我商议,决定北上投亲,她希望辜振甫等能施以援手。就这样的,严师母收拾残破的一些家当,带着三个小孩,含泪北上了。严师母北上后,没有任何消息了。我个人也忙于大专联考等,没有再能做什么。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我有时夜里散步,经过严家的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荫和屋里的一片死寂,内心悲凉不已。

   几年以后,一天胡家伦在台大告诉我:“你记得严侨吗?他死了,死在火烧岛。”(我们那时都叫“火烧岛”,不叫“绿岛”。)胡家伦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社老人胡传厚,与叶明勋他们熟,他的消息应属可信,我听了消息,十分难过。

   这时我在思想上,受了胡适、殷海光的影响,已经十足是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声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博、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在这些方面,严侨都给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许严侨本人并不那么丰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对“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李敖而言,无疑地都成为我的导师。最后,虽然导师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

   后来有一天,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严停云女士(《智慧的灯》的作者华严)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  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 1961年10月29日夜

  

   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严侨没死,太好了,透过华严,我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我就决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给胡适,提到重见严侨,说:“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这都是实情。严侨那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住的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我走进玄关的时候,他喊我名字,跑过来,抱住我,流出了眼泪。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他绝口不谈在火烧岛的事,他只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杂志社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顺便带了一本去,他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核对了我的几段译文,夸奖我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了书,严肃地对我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后来我果然“去了那个地方”。严侨也被再度捕去,关了三十天,调查他同我的关系。魏宜智组长精明能干,同我说话的时候,甚至可以整段背得出我信中的话。最后,在他研究清楚了这是徐高阮等私人的借刀杀人之计,研判若由官方出面整我,对官方不利,乃不了了之。徐高阮等的卑鄙阴谋,才没有得售。而严侨本人倒有不幸中的幸事,那就是这回可真结结实实地戒了三十天的酒!——可见酒是可以戒得成的,谁说坐牢没好处?

   严侨回忆他被捕后,十分担心我也会出事。他判断我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带给我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他认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当时我也这样想。后来我入狱前后,听说承办严侨案子的是调查局专员史与为,史与为承办过无数“匪谍案”,但他自己最后却被国民党当成“匪谍”,判过三次死刑,最后处死。临死前他跪在新店空军公墓后面的死刑场,向天哀鸣,说:“老先生(指蒋介石),我不能追随您回大陆了!”如果史与为是真共产党,他在严侨案子上必然会做手脚,为同志开脱,这倒可能是严侨被轻判的原因吧?

   严侨那天又告诉我,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辜振甫他们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对严师母和三个小孩概不援之以手。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也无异托“孤”!)自己跑去做下女(女佣——编注)——并且是给外国人做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后来“中国信托”一事,我狠狠敲了辜振甫一笔。辜振甫自知势态严重。他挽小姨子华严出面,前来谈判。于是,华严带了她的许多新作,到我家来,十多年不见,相见甚欢。华严是风华绝代的女人,我非常喜欢她。经华严好说歹说,最后以八倍价钱,买回股票。作为“答复、谢罪并赔偿”,才算出了我累积二三十年的一口恶气。后来华严再来我家,完成了退股手续。我在11月19日,请来了已经十多年不见的严师母,当面送了十万元即期支票给她。我告诉严师母:“这个钱你可以拿,这就是三十年前对你闭门不见那人的钱,今天我总算给你出这口恶气。”严师母哭了,她收下了钱、收下了温情与旧情,也收下了人间绝无仅有的李敖式的正义。后来她特别亲手做了西点请我,表达她对我的感谢。

   从严师母的口中和严方、严正的口中,我得知了严侨死前的一些情况。

   严侨死前六年,他已经遁入皈依宗教的境界,他绝口不谈人间的许多事。他皈依的是密宗,家里佛像、法器一大堆,整天耽迷在这里。他的师父是一位屈老师,叫屈映光。我听了一笑。严师母们问我笑什么,我说你们不知道屈映光是谁,我可知道他是谁。他是民国初年的大军阀啊、是放下屠刀的大军阀啊!他们听了,顿时一惊。屈映光垂老学佛后,变成了有道之士,严侨很信服他,为了怕他老眼昏花,看不清文字,特别写斗大的粗笔字,向屈映光上书不绝。我参观了严侨的遗物,看到了这些佛像、法器和这些走火入魔的上书等文件,心里为之浩叹不已。严侨说他“不断寻觅二十余载”始得成解脱,其实他错了,他其实没有真解脱,因为他“寻觅二十余载”,最后取代自己的,只不过是更旧的玄学而已。恰像那外国许多远离共产党信仰的理想主义者一样,他们最后皈依的不是独立自主,而是圣母与上帝。——他们永远不是自己的主宰,风霜与苦难打倒了他们,他们不能不抱佛脚!

   可怜的是,严侨最后的佛脚,也是假的。严侨的父亲严琥,在1962年9月22日死在大陆。他在死前十五年(1947年9月2日),写信给严侨的弟弟严僖,就说道:

   真实的佛教,颇有高明之处。……不过中国的佛徒,十有八九皆十分庸暗,因“广大”之名而引了许多邪神野鬼,此最为可惜。金刚经云:佛无有定法可说,无定法者无偶像之成见也。又曰:“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则不为一切法所拘囚,自然日进不已矣。然而无成见、无所住,非无头无脑、无主意之谓,佛之头脑在何处?在智慧,故曰金刚般若波罗密,言智慧如金刚,能摧坏一切愚暗烦恼,令人到彼岸也。故为佛徒而不求智慧,只讲礼拜、烧香、祷告是佛教之大罪人,非佛徒也。虽信得性命不顾,亦非佛徒也。只是邪教而已。

   佛教不拜偶像,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你做佛教徒,为何行邪道。可惜了!

  

   可怜的严侨,他在生命的晚年皈依佛门,竟也皈依错了。他千辛万苦去做佛教徒,可惜却误信了邪教!当然,严侨绝不以为他走错了路,相反的,他认为他在子夜里、在孤单里,已经成功地摸索到了彼岸。智慧如金刚,多年的折磨,使严侨的金刚已坏,可惜他已老惫、已懵然无知。在五十五岁那年(1974年7月31日),他终因心肺衰竭死去。回想他生的那年,他的祖父严复曾兴奋地写诗期许这个长孙,告诉他:

   神州须健者,

   勿止大吾门。

  

   又告诉他:

   震旦方沉陆

   何年得解悬?

   太平如有象,

   莫忘告重泉。

  

   但是,五十五年过去了,在严侨的灵堂上,赫然有他太太叔祖林柏寿的横挽——“怆怀宅相”!可怜的严侨,他以不止光大吾门而生,竟以怆怀宅相而死。《北齐书》李浑传记邢晏赞扬李绘,说:“若彼云雾,如见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严侨、严侨,他被资本家这样一挽,真要死不瞑目了!

   看了严侨的一生,我始终以他未能生归故国、一展抱负为憾。严侨饱更忧患,晚年油尽灯枯,看破红尘,以至神明灰灭,守邪教以终老。在国共斗争中,一位这样的不世之才,就这样的被牺牲了!

   我总觉得严氏一门,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好的家传资料。第一代严复,身逢帝制不绝,志在引进新潮,赍志以没了;第二代严琥,身逢新旧交替,志在富国强兵,家破人亡了;第三代严侨,身逢国共斗争,志在建国大业,自己报废了;第四代严正,身逢国民党在台湾通吃,志在经济挂帅,埋头做白领阶级了。严氏家传的横剖,岂不正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严侨生不逢时、死不逢地,音容醉貌,长在我心,他一生与中国现代史的横剖关系,绝非他一己之私,因此我在五十之年(1985年4月17日),写下《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纪念他。我最后说:

   既伤逝者,行自念也。严老师英灵不泯,必将在太平有象之日,魂归故国,以为重泉之告。上一代的爱国者永生,他们虽为消灭反动政权而牺牲了自己,但是,震旦不再沉陆,中国毕竟站起来了。

  

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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