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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结构的新逆转

——从阅读和研究吉登斯的社会理论入手

更新时间:2017-01-12 21:04:57
作者: 赵旭东 (进入专栏)  

   摘要:对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阅读,增进了我们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新理解。这种转型意味着一种结构的新逆转,它为人类学对于现代世界的关注提供了一种正当性的契机。人类学研究异文化,也同时关注当下的世界转型。这种基于人类认知能力的结构化的转型为未来开启了一片新的研究天地,中国人类学必然会从中获得关于自身发展的启示性的意义。

   关键词:吉登斯;结构化;转型

  

   最初答应一家出版社的约稿,同意为他们的系列丛书撰写一本介绍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学术思想的著作,主要是考虑到可以借此机会逼迫一下自己,把以前在不同时期写下的阅读笔记重新整理一下,也可算是对过去几年私下里偏好的社会理论研读作一个交代。但是真的签约之后,我发现,这绝非一件容易完成的工作,所以稿子就一拖再拖。还好,编辑有耐性,一直在等待。面对一部写成的书稿,自己总有无限的伤感,觉得现在写东西的时间,经常会被各种不得不去应付的事情切割成碎片一般,因此人的思路也往往是四分五裂的,不大容易粘连起来,即便粘连起来,也总是有些不那么顺畅。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实在有必要去下些苦功夫,自己认真地去做一下,哪怕这段时间都耗费在这件事儿上,如果能做成,那也是很有价值的。我对吉登斯社会理论思想的研究结果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态下写成的,前后也有五六年的光景了。

  

追随补课的指示

  

   有如上的想法,是因为,那段时间,在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费孝通先生在其晚年一直提醒我们学生辈的要去“补课”的“指示”。老先生不仅这么说,而且自己也这么做了。他身体力行,九十几岁还要从头开始读书写作,耐着性子请人借来英文原著阅读,然后再一段一段亲自写成可以发表的文字。记得这些文字先是以打印稿的形式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同仁之间传阅,它们有个统称,就是“存稿”,指费先生九十岁以后写下的文字,一年一份,比如《九十存稿》、《九一存稿》之类。在我自己的书柜中至今还留存着当年费先生手写下来、变成打印文字的那些单册的印本,这也算是一种激励自己时时去问学求索的励志工具。而由这些文字集结出版的《师承•补课•治学》一书,可以算是他对自己所提出的读书与补课要求的一个具体实践和成果。①我想当时应该有很多人是受费先生的召唤或者指示去用心读书和写作的,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尽管那时还是年轻一辈,对社会学也一知半解,懵懵懂懂。

   可以肯定地说,费先生这份对学术本身追求的热情,一直激励着我后来的教学和研究。如果没有这一份激励,真不知自己会迷失到哪一个空间中。因为有这样的机缘,几年过来,自己还能在万事都并不一定那么顺畅的境遇下坚持去读一些书,补一些课,落下一些文字,尽可能多地用自己的笔去记录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心灵交互辉映中偶然闪现的感受和观念。这本原初类似命题作文式的作品,现在似乎就可以看成是延续费先生“补课”精神修来的果报。

  

阅读吉登斯教授

  

   再来看我要去研究的这位现在已经被英国皇家封了爵的安东尼•吉登斯教授。他自己有那么多的著作,前后大约出版过三十几本书,还有那么多看都看不完的文章。面对这些文字性的东西,自己虽然过去也有一些对他的文字进行中文翻译的体验,但心理上一直都有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觉得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直接读原文而不是翻译,这至少可以省去一层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带来的误解,不然真弄不清究竟是译者误解了作者,还是读译者作品的二道贩子误解了原作者,我想这类扯不清的笔墨官司本身毫无乐趣可言,不论是对法庭上的原告还是被告而言,都似乎是一件颜面尽失,里外都不光彩的事情,因此还不如自己硬着头皮,耐心阅读原著,这样也许会更加放心一些,一方面学习了英文,另一方面又能直接去体会作者的本意,一举两得,甚是一件快乐之事。不好之处大概就是要多花费时间,但是我想,时间的花费总是会有回报的,只有耐心读进去,才会真正体验到这种回报。我后来甚至觉得,不仅我需要这样读,我的学生们也应该这样读,如此才能够真正实现一种无语言障碍的彼此之间的理解。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和学生们开始一起读吉登斯那些难懂的论著,其中就包括《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这本书②。

   我有个习惯,自从招学生之后,自己到哪儿教学,都愿意拉几个人搞个读书会。记得在农大教书时,曾经办了个读书会,要求学生们定期聚会,差不多每周一次,读一本指定的书,由一个人主讲,大家集体讨论。这个读书会的名字还是借用了费先生当年给我的博士论文题写的标题中的“公正”两字,由此称为“公正读书小组”,甚至还为这个读书小组印刷了每期很少数目的用来进行内部交流的通讯,觉得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我在阅读中就发觉,很多人都引述他在197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Action,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这本文集。2005年秋天来农大参加我所主持的“乡土中国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的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资深教授奥特纳(Sherry Ortner)在其论文中就频频地引用此文集③,这就更加引起我细致阅读此书的兴趣。实际上,这本文集1979年出版后便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那时也正是吉登斯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他虽然才40岁出头,但已经名声鹊起,在世界社会理论界的地位也已无法撼动的了。

   由此,我便专门找来这本书与学生们逐字逐句地读,逐段逐段地讲,一直到弄明白吉登斯究竟是怎么想的才为止。主持、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活动,我自己确实很有收获,这样的安排逼着自己每天都会抽出点时间去阅读,专门记录一些零乱的笔记,日久天长,在方便储存与编排的电脑的帮助下也凑成了一些看起来有系统的东西,至少对吉登斯最著名的“结构化理论”有了许多自以为心领神会的理解。可以说,我在撰写这本书时,《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现在自己的很多文字和叙述都脱不开它的风格。

   如果再向上,我最初接触吉登斯的作品大约是在1997年的早春。那时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王铭铭教授正着手组织翻译吉登斯的三本著作,其中有一本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最初由方文教授独自承担这本书的翻译,后来因为出版合同时间紧迫等原因,他便约我一起做这件事。以前,自己虽有一些翻译练习,但是很难成气候。接下这个合作翻译的任务之后,我几乎一整天都会泡在现在已经被拆掉的北大西门外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二层小楼的机房里,一边看着英文原稿,一边在电脑键盘上敲打汉字,困了就在办公桌或椅子上休息一下,这样坚持了大约三个多月才宣告完成。2000年,时任北大社会学系系主任的马戎教授又专门委托我主持翻译吉登斯撰写的拥有广泛读者的《社会学》教科书第三版的任务,但因为各种杂事的干扰,这份大家集体的翻译工作同样是一拖再拖,结果新的英文第四版出来了,只能再遵照出版社编辑的意思依据第四版重新核校,那几乎可以看成是一种全新的翻译。这个故事又在2012年翻译吉登斯《社会学》第六版中再次重复。不到一年时间,第六版的初稿就翻译出来了,但是出版社告诉我,吉登斯英文版第七版2013年面世了,结果照旧只能是一切重来,参考第七版重新翻译,直到2015年5月完成译稿,10月才正式出了中文翻译版。不过,在这耗费时间的漫长的翻译校对历程中,我也渐渐揣摩出一些吉登斯真正想要表达的那种社会学的要义,这对后来我讲授《社会学概论》这门本科生课程大有裨益。

  

结识吉登斯

  

   在这期间,还很荣幸地有两次机会见到吉登斯教授本人。记得第一次是在北京三联书店韬奋图书中心二楼的会议室里。那时吉登斯陪同布莱尔首相访华,他在自己的行程中抽出一点时间和他著作的汉语翻译者进行座谈。那大约是1999年的冬天,由于是隔着圆桌的远距离对谈,也就没有多少机会去单独请教,这种感受多少有些像徐志摩笔下所描写的对康桥或剑桥的那份思绪,真的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恰巧吉登斯自己还是徐志摩的校友,都属于与剑桥这个地方有缘分的人,只是吉登斯显然少了徐志摩那份诗性的浪漫。另外一次见面则是笔者2002年到2003年之间在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作“英国科学院王宽诚学术奖”访问学者的时候。在伦敦经济学院主楼狭窄的大厅里,我不仅见到了鬓发染霜的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教授,她是几年前刚刚故去的英国最伟大的女人类学家之一,而且还见到刚刚主持完我参加的这一场演讲的吉登斯教授。那个时候感觉吉登斯教授特别繁忙,他跑出演讲大厅,站在那里,似乎也只是为了换换空气,休息一下之后,接着还要去参加下一场的演讲或同类的活动。因此,那时见到吉登斯教授本人,也不过与其打了个照面,寒暄几句,没有再多去讨教。中间因为《社会学》教科书第四版的序言撰写曾经发邮件去咨询过他,他也曾经答应为此书的汉语版写个简短的序言,但后来因为他事情多搁浅了,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不必那么规矩地叫他Anthony Giddens,只要叫他Tony Giddens或者Tony就可以了,这种称谓着实让人觉得他亲近和蔼,无一丝一毫世界知名大学者的架子。在翻译吉登斯的《社会学》第七版的时候我还就书中的一些问题和他有过邮件往来,这些陈年往事都在我给这本中文翻译出来的书所写的“后记”中一一交代了,在这里无须赘言。④

  

研究吉登斯

  

   尽管跟吉登斯没有太多的接触,心里却一直很是崇拜,结果,凡是他出的书,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见到了总要买上一册,留在案头,有时间便去翻阅,今天想来也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情。多年下来,他的书还是认认真真看了几本的。

坦白地说,我自己并不是专门研究社会理论的,也不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刻意装扮成一个理论家的模样,那样看起来会更加不自然,多少像个小丑了。尽管自己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曾经专门研究过西方心理学史上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斯金纳(B. F. Skinner)的著作,为此还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其中甚至还有很大部分牵涉到了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研究。⑤可以这样说,在卡尼曼200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十年的1992年春季或者更早一点,我已经开始拿他的实验范式去在中国的被试中间加以验证了。但在那时的学术背景下,身处畿辅之地,偏安一隅,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真正关注你的研究,后来有机会与社会心理学家方文谈起这件事,他也觉得这事似乎很是值得去自我炫耀一番的。这事后来还真让自己一时晕了头,好一阵子沉浸于一种自我沾沾自喜的满足感之中,想来真的可笑。确实,后来冷静下来,再一思考,平心而论,那也只不过是一份闭门造车的没有太多自己观点的一般性验证而已,确实不值得再去提及了。把已经泛黄了的蜡板打印出来的文稿就丢在书柜的角落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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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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