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黄毅 文军:如何理解“社会”:一种观念史的多维解析

更新时间:2017-01-12 21:01:56
作者: 黄毅   文军 (进入专栏)  

   摘要: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讨论构成了理解“社会”本体论之争的主要脉络。从这一关系视角出发,古典时期的思考成为本体论之争的萌芽,不断地形构和延展出“社会”的种种图像。近代则开启了基于机体隐喻与关系类型学的本体论之争,奠定了理解“社会”的不同取向。进入现代,关于“社会”的讨论在认识论及方法论的分歧中进一步分化。诠释论视角聚焦于个体行动与社会文本的阐释过程,将社会分解为个体,却搁置了形构意义的权力角色、冲突特性及背景条件等现实层面。实证论视角则坚持集体存在与社会事实的因果发现,强调社会的力量,导致个体仅是等待被理论形构。就当代社会研究而言,还需关注那些未能以经验框架来解释的“社会”的基本维度。

   关键词:社会;诠释论;实证论;观念史

  

   在当代,“社会”的意义由于各种价值矛盾与理论冲突,常处于一种持续的重构之中。在学者们对“社会到底是一个隐喻抑或是一种‘力量式微’的真实现象”的论辩中①,“社会”这一概念遭到了反复批判与质疑。可以说,对“社会”内涵的理解最终决定了社会研究的性质及采取的基本方法。自“社会”这一术语近代传入中国以来,它已成为反映公共领域变迁及研究趋向的关键词。梳理这一概念的发展与流变,有助于我们厘清当前社会治理研究的诸种理论预设。在此,笔者尝试以一种观念史的视域来回溯“社会”这一概念在西方社会理论话语中的理解历程。

  

一、理解“社会”的本体论之争:基于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考察

  

   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思考构成了理解“社会”的本体论之争的主要脉络。基于对这一关系的思考,古典思想家们不断地形构和延展出“社会”的种种图像。民族国家兴起后,对“社会”的内涵和边界的探索几乎成为社会理论的中心话题,有关“社会”的讨论成为一种“个体与国家”之关系重新界定的政治理论演练。而随着社会背景与理论范式的转换,对社会的现代思考更多地凸显了其所具有的复杂动力机制。

   (一)整体生存与秩序问题:理解“社会”本体论之争的萌芽

   人类早期的文明将自身所处的社会视作自然秩序的构成部分,将“社会”简单地理解为“群”的“聚集”②。此后,人们开始思考人类个体之联合或聚集成为社会的内在动力及作用机理。人们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理解,大体上限定了古典社会思考的基本视域。古典时期,政治(神学)关系成为社会的主导关系,对于社会的理解更多的是从人类的整体生存及教化的需要出发,社会先后被视为实现人性“至善”、通往“上帝之城”、人性解放、摆脱“自然状态”等的现实基础。

   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政治共同体孕育的人类联合体(或社群)与个体(或家庭)之间的基本对立关系作出了最早的理论阐释,初步形构了延续至今的关于社会内涵的论辩主旨,即集体解释优先抑或个体取向优先。亚氏在描述社会的外在结构及社会动力学的过程中,将人类行动置于能够培育、维持人类本性的各种社会领域之中③。他认为作为人类伙伴关系之体现的社会,不仅因功利性缘故而存在,还是为了培育并维护正义④。亚氏的阐释对“社会”的现代内涵有着重要的影响。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主导地位使欧洲形成了市民社会与神权社会并存的二元结构。社会在神学语言中是人类的、现世的现象,是“人类聚集性的超越性情境”,体现了教会的神圣恩典。通过教会的“灵性资产”的恩典,个体被仪式性地整合进教会之中,唯有通过对化身于教会之中的伙伴关系及共同体的参与,方能实现上帝期望的人类道德与灵性上的完备发展⑤。在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形成了关于世俗的抽象社会和国家的思想,社会秩序逐渐替代了神圣秩序,“社会”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得到了使用。譬如,霍布斯将社会视作一种“必要的恶”,他认为需要通过契约和国家的权力来管理个体的竞争性利益,避免秩序的崩坏是社会存在的原由⑥。这一将社会化约为“秩序问题”的见解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对社会的理解。孟德斯鸠探讨了民族精神与社会的性质、结构之间的关系,试图揭示社会的超个体实体的特性。休谟认为社会大于所有个体之综合,并提出了关于人类行动的社会视角。这一观点也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但这一时期也孕育了基于个体视角的本体论社会观。在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霍尔巴赫等对宗教神学的猛烈抨击中,当时的很多沙龙知识分子都将个体视为知识的基石。

   概言之,在与宗教改革相伴随的西方世界的“祛魅”和对人类“秩序问题”的追问之中,以霍布斯等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者在试图建构并理解“政治社会”、“市民社会”与“人性”的相互关系的努力中发展出了关于社会的古典图像——社会成为一种限制人类愈发堕落的强制性策略。此后这种对人类社会的思考,在以康德、尼采、韦伯、盖伦等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传统中,在哲学人类学对现代性背景下人类固有的“本体性不安全”的关注与阐释中,也得到了继承、发展与补充⑦。

   (二)概念隐喻与关系类型学:理解“社会”本体论之争的发展

   “社会”观念的近代发展与现代化同民族国家的兴起密切相关,社会的根本逻辑在当时普遍地被等同于英法传统中的法制国家⑧。这种论点在19世纪关于社会的实证观念中得到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社会的变迁持续地要求思想家们以抽象的思维去审视所面对的社会及其现象。在理解社会时,需要创建和运用一种融合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视角,在比较和对照中对社会进行高度抽象及类型化,从而达到对社会的科学认识。

   在将“社会”概念化的尝试中,近代思想家们使用了两种隐喻:一方面“社会”被看作与生物有机体相类似的社会有机体;另一方面“社会”被看作与个性或灵魂相类似的社会精神。社会机体论者通过肉体的互相独立、劳动分工、个体间的交换来剖析社会;使用社会精神的隐喻者则关注个体之间观点的交流以及一个社会的“灵魂”影响其成员的方式。如孔德和斯宾塞认为,社会是一种规律性的有机结构,个体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并尝试从整体论的视角来解释社会的结构及其功能。涂尔干则认为,应更加关注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因为社会是建立在一种道德秩序之上的、由具有常态和病态的操作参数构成的、不可还原的有机实体。他试图阐述那种使个体得以成为“社会性存在”的动态的、偶然的过程。故而,涂尔干的“社会”也可以被设想为“一个过程、一些事件、一系列活动”⑨,理解“社会”需要关注那些以外在约束以及不依赖于个体表现为特征的“社会事实”。总之,近代思想家们认为社会有着一种超越构成它的个体的总体属性。社会是与自然无本质区别,只需遵循同样的方法论准则,就可用普遍的因果律加以说明的实在对象。

   虽然社会在本质上并非一种物质实体,却常在个体之间的动力学关系之中显现出来。故而,那些存于个体头脑之中,由社会生活的内容与行动动机组成的集体思想及表征,则须被看作是在外形上呈现社会的客观形式。马克思把社会当作“实践”去理解,趋向于从“关系”的角度来讨论社会,认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⑩,“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11)。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是所有那些定位自我、构成自我的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研究人类如何生产其社会及自我的过程中,提出了“现实的东西只是社会特定利益的一种反映”的观点,揭示了“描述性社会”与“评价性社会”之间的区别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因此,他告诫我们应避免将社会视作与个人对立的抽象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分析,预设了一个关于社会之本质的哲学思想,因此,个体与社会之关系问题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根本问题(12)。齐美尔注重社会的互动形式及抽象层面的社会,反对任何视社会为实体的概念,并试图从社会成员如何整合自身的角度回答“社会何以可能”这一命题(13)。受其影响,韦伯认为社会行动的不同类型及其对个体行动者的意义阐释是理解社会的基础,他系统地解释了个体行动的“社会性”(14)。而滕尼斯则认为人类社会正在“从被传统和宗教塑造的习以为常的社会习性,转变为更加社团化的、契约性的和个体主义的社会习性”(15)。

   (三)实在论与建构论:理解“社会”本体论之争的深化

   随着社会背景与理论范式的转换,现代关于社会的理解更多地关注其具有复杂动力机制,由社会整体观发展出(后)结构功能论、社会系统论、理性选择论以及日常生活社会学论等。在这些理论中,有的坚持将社会视为一种真实的现象,认为社会有其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特质;有的主张对社会实在性的攻击源于各种哲学和社会学传统的现代性转向,倾向于只将社会视作一种基于互动而界定的对象。

   结构功能论主要通过分析社会的构成要素对社会及其成员需求的满足而确证社会结构这一“实体”的存在,并确信此类“实体”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帕森斯的学术旨趣就是企图整合各种分离的社会实体要素来形构社会,所以社会被他“描绘成一幅围绕着工具理性原则而稳定地、完整地组织起来的图像”(16)。斯特劳斯则试图用社会的“深层结构或心灵的结构”来替代帕森斯所勾勒的社会宏观结构,强调深层结构决定表面秩序。20世纪70年代,为了摆脱激进的批判主义,学者们尝试在借鉴古典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多元的当代理论,重回以“整合、均衡、秩序”为诉求的传统轨道。受马克思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辩证关系论述的影响,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坚信社会不仅存在着基于阶级的真实的结构,而且这种结构还是制约行动者的关键因素(17)。吉登斯的“结构二重化”的观点认为,社会结构既是人类行动的建构,同时又是建构行动的条件与中介(18)。卢曼则认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功能层面的高度分化,应通过揭示现代社会不断分化的机制及各种可能的趋势与其所引发的复杂后果来理解社会的本质(19)。因此,对社会的理解出现了向表达性与符号性社会的显著转型,在福柯的话语与权力、鲍德里亚的“拟像社会”等后结构论视域中,主体性的人和社会(结构)已逐渐消逝,使社会由形构迈向了彻底的“解构”。

   社会学的理性选择论认为,社会只是名义上存在的,围绕着某种理性而组织起来的整体,个体才是唯一可供研究的“真实存在”。因为个体本身具有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决定并据此行动的能力,所以只能通过个体的社会行动的“聚合模型”来理解社会。霍曼斯认为“社会系统”是虚构的,社会背景与价值习性等都是个体“效用最大化”的产物(20)。布劳系统地分析了个体交换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21)。科尔曼认为可以通过个体的有目的行动来研究社会的系统运行,从而理解个体行动与系统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22)。埃尔斯特则提出只存在着彼此互动的个体,社会是基于一系列规模互动来界定的;不同个体通过复杂的交互作用,从而构筑起稳定的社会秩序(23)。

日常生活社会学认为,“社会世界可被揭露为可理解的意向性意义的结构”(24),只有经由意识的综合、建构,才能感知或理解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例如,温奇指出“生活形式”的概念表征了我们自己的社会及其他社会,所以它对于理解社会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借助于韦伯的解释社会学理论和胡塞尔的“主体间性”论,舒茨认为人类的生活世界是被人们以类型化方式建构起来的意义整体;因为作为对象的真实性离不开人的主观意识,所以“只有从周遭世界的社会关系,从我们对世界的共同体验出发,互为主体性的世界才可被构成”(25)。米德将社会理解为日常生活的合作互动过程中,以共享意义为基础的显著符号共同体(26)。戈夫曼将个体的能动性及个体之间的互动视为解释社会何以可能的主要因素,因为只有动态的人际遭遇才能展现社会的逻辑和力量(2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2806.html
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6.5.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