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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宜勇 吴香雪:中等收入群体:功能定位、现实困境与培育路径

更新时间:2017-01-12 20:43:57
作者: 杨宜勇   吴香雪  

   [摘  要]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能够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带给低收入群体积极向上流动的良好示范,并与政府良性互动,不断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然而由于多种不利因素如经济发展下行、收入分配改革滞后、社会风险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等的影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进展缓慢,甚至有萎缩倾向。我们必须坚持促进经济增长,极大丰富社会财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经济财富由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大力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打破阶层固化,消除社会排斥,鼓励微观主体通过正向途径积极向上流动,从全局战略出发通过制度创新和安排来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铺平道路。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功能定位;培育路径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6)06-0047-06

   [收稿日期]2016-1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工业化国家国民财富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调节机制和政策体系比较研究”(12&ZD042)

   [作者简介]杨宜勇(1963-),男,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吴香雪(1990-),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2002年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之后,“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阶层”等概念成为我国对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群体的官方称谓,学者认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与西方中产阶级有类似的良好社会功能,因而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抱着极高的期望,而国家也逐渐意识到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壮大对于减少贫富差距、优化社会结构等具有重要作用,“扩中”工作渐成政府一项重要职责。表现在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分别提出“使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有序,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的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可见,在我国努力实现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并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之一。[1]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争取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就必须大幅度提高人民收入,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让全体人民更多、更好地分享到国家发展的成果。当前由于多种不利因素如实体经济萎缩、金融股市动荡、房价飙升等影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进展缓慢,甚至有萎缩倾向,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本研究从中等收入群体的功能定位入手,探讨并深刻分析当前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困境,进而从全局战略出发通过制度创新和安排来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铺平道路。

  

一、中等收入群体的功能定位

  

   西方中产阶级被认为在社会发展中充当着社会结构的“稳定剂”、社会矛盾的“缓冲层”及社会行为的“指示器”。[2]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具有与西方中产阶级相类似的功能,未来我们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并加以引导使其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逐步实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进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第一,中等收入群体能够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研究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结构为“金字塔”形,社会的大量财富资源集中控制在社会上层少数人手中,而广大中下层人民虽然人数众多却占有较少的资源与财富,再加上上层社会往往还涉及权力的不当运用,这极易引起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不稳定事件。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与发展可以优化社会结构,减少上层和底层的社会冲突,大大缓和社会矛盾,让资源财富能在更大范围内让社会大多数成员分享,从而有利于缓解社会贫富分化、社会排斥、对立和冲突等问题,进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最终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结构,即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稳定社会结构。

   第二,中等收入群体能够带动国内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学研究表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而低收入者即使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因收入较低消费能力有限而难以发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作用。研究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消费方面的引导者,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使他们成为国内主要的消费群体,这就为国内孕育了庞大的消费市场,具有战略角色的功能,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行压力下,为避免我国经济对国际经济的过度依赖,主张开发国内市场,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非常重要。

   第三,中等收入群体的勤奋努力可以为底层人民带来向上流动的良好示范作用。研究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是现代价值观的创建者和引导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贫困面貌,向上流动过上了体面生活,在社会上树立了勤劳致富、踏实肯干的良好形象,给底层人民努力向上流动带来希望、示范,以及良好的发展机会,可以避免底层人民通过暴力的表达方式来寻求需要的满足,从而采用更加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并采用正规的方式更加努力向上流动。

   第四,中等收入群体与政府之间良性互动,有利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研究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希望维护社会政治经济稳定,以维护其现有利益不受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政府的政策和现存政治体制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对于政府的治理能力有较高的信任度,他们认可政府的合法性和较高程度地承认国家权威。同时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他们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对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住房政策、医疗政策、教育政策、环境保护等问题提出理性不满,寄希望政府对相关社会经济问题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并通过自身去影响政府决策者去调整、修改或强化相关政策,政府需要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希望和要求不断地做出回应,从而与中等收入群体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有利于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构建服务型政府。

  

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现实困境


   中等收入群体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小康是一种以中等收入为特征的社会现象。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意味着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3]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促进我国经济多年来持续高速增长,且随着城镇化率及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开始出现并呈快速增长趋势,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采用相关统计年鉴中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分组的宏观数据,选用拟合收入分布函数法,测算出2010年全国平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21.25%,[4]与发达国家相比比重偏低,如美国80%左右,德国50%左右,与智利(53%)、墨西哥(40%)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5]这就表明当前我们应该着力采取措施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但现实是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

   第一,中等收入群体容易受经济发展状况影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本就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距今三十多年时间,而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中等收入群体先天规模小、底子薄,对外部经济依赖性强,因此特别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接轨,为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提供机遇,另一方面也会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挑战,2008年经济危机的扩散和深入影响,使得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地位越发脆弱和敏感,表现出“集体向下”的发展困境和逐渐萎缩的发展趋势。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整体经济形势下行,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大背景下,整体国民财富增长趋缓,社会经济稍有波动就会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敏感神经,甚至是削弱他们的实际财富。

   第二,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滞后对中等收入群体具有不利影响。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历年两会的热点问题之一,这表明人们对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关注度较高,但目前我国国民财富分享机制仍有所欠缺,居民收入在国民财富分配中比重较低。在初次分配中由于强势阶层和群体在各种资源拥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向强势要素倾斜,必然造成收入差距扩大,而我国分配规则和制度建设仍不完善,再加上要素市场不健全,导致弱势群体在初次分配过程越发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因为初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它涉及面广、数额大,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现重大的社会不公平或者高度不平等,在政府再分配中就很难扭转,更重要的是再分配更容易出现效率损失问题。[6]2011-2015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477、0.474、0.473、0.469和0.462,[7]虽然有所下降,但由于我国再分配力度较小,我国基尼系数一直高于国际警戒线水平。因此收入分配制度的弊端成为制约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培育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等收入群体扩大面临着诸多社会风险。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缺乏安全感,“害怕生病、畏惧失业,无法向上流动,时刻担心重回底层”,是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一是国家对私人财产保护不利。国家对居民财产方面的改革让人民对私人财产信心不足,时刻担心自己的财产因国家政策变动而消失,如对房屋所有权“70年大限”的热议等。二是容易受我国转型期产业、职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工业化以及服务业的大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岗位,同时也淘汰了很多旧岗位,人们在这种变化中时刻担心自己是否被时代所淘汰而失去工作。三是国家没有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投资理财创造良好的环境。中等收入群体虽拥有一定财富却面临着贬值风险,想要投资理财却担心国内金融状况不佳,表现在近年来实体经济萎缩,虚拟经济资产泡沫多,稍微投资不慎,就会陷入财富缩水危机,甚至重返贫困。四是飙升的房价也在阻止人们新近加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会严重降低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累积存余。商品房价格的疯狂上涨,不仅低收入者买不起房,甚至一些中等收入者也买不起房,房价过高会消解部分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住房问题成为中等收入者经常焦虑的核心问题。五是中等收入群体刚性支出较大,包括上面提到的高房价、高物价,中等收入群体往往需要背负高昂的房贷、养老医疗和子女养育成本,加之近年来股市低迷下行、财产性收入缩水严重,使得中等收入群体的实际消费比例减小,甚至不敢消费,他们得时刻为自己的未来精打细算。六是中等收入群体本就先天不足,却又后天失调。其自身认为社会风险太大,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缺乏安全感、稳定感是其主要心态,总是会焦虑是否会被裁员降薪、是否有升职空间、是否会因病致贫、是否会老无所依、是否会居无定所、是否会投资血本无归,概括起来就是对财产安全的焦虑,对改革会损害其利益的排斥,害怕失去现有的经济地位,总是觉得钱不够用,因而也不敢消费。另外在权力运行缺乏监督与制约的状况下,权力腐败成为危害社会的毒瘤,它的存在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让“特权阶级”轻轻松松获得高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相对剥夺感较重,人们可能不再对权力腐败深恶痛绝,还会认为自己努力奋斗不如别人有个好出身、有权有关系,甚至也会成为攫取权力的一分子,这就容易导致负面情绪弥漫整个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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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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