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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澎:日本人战争记忆的选择、建构——兼谈中日如何共享战争记忆

更新时间:2017-01-07 01:41:04
作者: 胡澎  

   内容提要:战争记忆是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来源于战争的历史事实,又不完全是历史事实的再现。二战结束70多年来,日本总是片面强调受害经验,回避加害责任,在战争记忆上呈现出“受害者记忆”的特征,这与日本作为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和加害者的历史事实相违背,也与战争受害国民众的战争记忆产生较大错位,同时导致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大障碍。因此,研究当今日本的战争记忆是如何选择和建构的,思考战争加害国的日本与战争受害国的中国、韩国等如何才能重构和共享更接近历史事实的战争记忆,就显得越发重要了。

   [关键词]日本人 战争记忆 受害者 记忆共享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二战结束70多年来,中日之间“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问题作为历史记忆被不断生成着,导致两国民众的历史认识产生了严重分歧。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亲历过战争以及在战争年代生活过的人已相继离世,大多数日本人所记忆的战争已经与战争的历史事实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因此,研究日本人的战争记忆问题,以及思考中、韩、日等国如何重构和共享更接近历史事实的共同战争记忆,不但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为什么要研究日本人的战争记忆

  

   二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日两国学术界有关日本侵华战争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关注日本发动战争的政治过程、军事过程以及日本的战争责任等问题,对战争记忆的研究尚不够充分。战争记忆研究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的“记忆”研究,当时大批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客观历史与历史记忆的关系,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使得“记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记忆研究对东西方的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记忆包括个体记忆、集体记忆、民族记忆、社会记忆、公共记忆、民间记忆、官方记忆等多个层面。同时,记忆又与忘却、沉默、抵制、失忆、无意识的压抑、掩饰、谎言相关联。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KarlJaspers)指出,“对于我们来说,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懂得记忆,而且还根据它生活,如果我们不想化为虚无,而想获得部分人性的话,历史就是奠定了的基础,我们继续受它束缚。”

   战争记忆是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战争记忆既有个体记忆,也有集体记忆、民族记忆。同时,战争记忆可以被记忆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或遗忘,也可以被权力操控和建构。因个体经验的不同以及作为共同体的集体、民族在战争中所处的立场不同,战争记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如今,战争记忆研究已成为历史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补充。我们在研究战争与记忆时,通常会涉及如下问题:谁的战争记忆?战争记忆的内容是什么?战争记忆为谁服务?记忆与权力是什么关系?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如何客观地记忆战争?侵略方与被侵略方即战争的加害方与受害方如何共享战争记忆等。

   距离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日本关于战争记忆呈现出受害者感情色彩浓厚、片面与选择性遗忘的特点,战争记忆与战争事实之间存在冲突与断裂现象。日本与中国对战争记忆有着较大出入。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言,“每年八月十五日,在中国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在日本则被视为终战、战败纪念日。在迎接这一天的时候,两国电视播放的画面是不同的。在中国所放映的是抗日战争场面,登场的是残酷无道的日军官兵和与其英勇战斗的农民或士兵;在日本放映的则是东京大空袭,广岛,冲绳,硫黄岛。日本人的感情记忆里几乎没有刻下侵略中国的体验。如果有,也只是在如东史郎那样的退役军官、士兵那里。但是,他们的大多数已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而且多数人将战争记忆封存于自己的内心不愿讲述。”

   研究日本人的战争记忆,需要关注以下现象:日本具有侵略战争“加害方”与原子弹“受害方”的双重身份;日本民众既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战时体制下又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和直接或间接的支持者;日本国内既有否定战争性质的历史修正主义又有客观记忆战争的和平民主主义;作为个体,有的日本人战时参与战争或支持战时体制,战后又成为反战和平的捍卫者;“本土”日本人与冲绳日本人在战争记忆上出现乖离;战后出生的一代通过历史教科书、博物馆、影视文学作品等媒介获得的战争记忆与战争史实有着较大出入等等。不可否认,由于个体和群体的不同,日本人对战争经验、战争记忆、战争认识也不尽相同,但似乎不能回避的一点,就是战争受害者意识已上升为日本人的集体记忆和民族记忆。

   同时,研究战争记忆有助于日本厘清战争责任。日本学者山田朗认为,“15年战争的‘战争责任’大致分为三种:第一,日本作为国家意志遂行战争,迫使国民奔赴战场;第二,指导层对国家意志的形成以及军队战略的作战方式拥有影响力;第三,可以说,支持扩张战争政策的民众对战争也有责任。”如果只看到国家层面的战争责任而忽视国民自身的战争责任,就会导致对战争的无责任。日本首先要厘清本民族内部的战争责任,日本与被侵略国家之间才有可能形成公正和理性的战争认识。因此,要厘清日本的战争责任,就不能仅仅是记忆、咀嚼和回味本民族在战争中的悲惨境遇,还要了解和体察被侵略国家民众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惨痛经历,这样才有助于形成比较客观的接近历史真实的战争记忆。

   人们谈及战争记忆、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的时候,德国经常成为日本值得借鉴的一个参照物。二战后,德国对战争、对历史的反思真正触及了民族的灵魂,其背后不仅有政界对纳粹大屠杀的深刻反省,还有学界对民族良心的持续拷问,也有普通民众对历史罪行的激烈批判。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施文特克认为:“在日本,很多人对战争期间的种种加害罪行没有深刻反省,却利用美国投下的原子弹让自己成了受害者。德国把灭绝犹太人的事实根植在国民的认识中,而日本从来就没有形成这样的记忆共识,日本的历史认知严重碎片化。”一个民族不仅应保持对历史的敬畏与尊重,还应保持对历史的反省与批判,这样才能从历史中得到真正的教训。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倘若日本一味地强调其战争受害者地位,不能以真诚的态度反省战争,与被侵略国家在战争记忆上冲突和摩擦就不可避免,实现和解的那一天就会遥遥无期。

   战争记忆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同时也是现实问题。正如中国学者步平所言,“随着体验过战争的老一代的逐渐逝去,中日两国的民众都需要共同面对新的问题的挑战,那就是在进入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关于战争历史记忆的逐渐淡化。对于完全没有战争经历的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人,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所谓的战争记忆都有‘空洞化’与‘抽象化’的倾向。”战争记忆关系到如何对待我们民族自己的历史,关系到如何看待与我们历史纠缠在一起的他民族的历史。同时,战争记忆又与未来有着密切的关系,曾经的战争加害国如何卸下历史重负,通过反省、自赎,获得受害国的宽恕并达成和解,对日本国家的发展道路,乃至对东亚的和平、稳定都至关重要。

  

二、日本人战争记忆的主要特征

  

   (一)片面的受害者记忆

   当今,大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记忆是片面、扭曲和中断的,呈现出强烈的受害者意识。战时物质生活的窘困、家庭破碎、亲人离散、东京大空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等,构成了日本人对战争的主流记忆。日本人牢记着两个与战争有关的日子,一个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所谓“终战”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8月15日在日本通常被称为“终战日”,这一表述回避了“战败日”、“无条件投降日”的字眼,同时也回避了那场战争所承载的罪恶和教训。日本学者藤原彰认为,“8月15日作为战争的纪念日,是从被害者的立场上倾诉国民的感情。于是这一天就被称为终战纪念日,意思就是说,由于天皇的‘圣断’才结束战争取得了和平。……所以日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战争是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性的战争,没有认识到日本对朝鲜和亚洲许多国家来说是加害者。”每年的8月6日,广岛和平纪念公园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悼念原子弹爆炸中的无辜牺牲者,日本各大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广岛的“受害”,构成一个战争“受害者”的想像的共同体。这一天,很少有人去探究战争是谁发动的?日本军人在海外战场都做了些什么?为何日本会遭到原子弹爆炸?如同“安息吧!过去的错误将不再重复!”这句刻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纪念碑上的碑文,主语是谁?谁犯的错误?为什么会“被爆”?均被故意隐去了。

   战后,日本出现了大量描绘战争的残酷以及给日本人身心造成巨大伤害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甚至出现了在世界文学界独树一帜的“原爆文学”。在日本历史博物馆中,几乎没有展示过揭露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等加害行为,一味突出日本民众的战争受害状况。一些西方学者曾尖锐地批评日本人片面的战争受害者记忆。英国学者布衣(Ianburuma)曾批评道:对大多数日本人而言,广岛是太平洋战争的巨大“象征符号”,日本人所经历的苦难,“都能浓缩到这个近乎神圣的字眼‘广岛’里面。除了民族与国家的殉难这一象征意义外,广岛也是绝对罪恶的符号,常常被人们拿来与奥斯维辛相提并论。”沃尔夫冈•施文特克也指出:“北京郊外的卢沟桥事变或者珍珠港事件在日本人的战争记忆中并未占据显著位置,反倒是冲绳、广岛和长崎留下了深刻印象。简而言之,在日本,受害者的角色比罪犯的认知要强大得多。”

   记忆具有主观性和身体性的特征,因此作为个体的日本人对战争年代遭遇的苦难以及丧亲之痛有着深刻而痛苦的记忆,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当个体身体体验的战争受害记忆上升为日本人的集体记忆乃至民族记忆,一味沉浸在本民族的受害情绪中,甚至以战争受害者自居,对被侵略国家民众的伤痛和感情缺少体察,甚至漠视、轻视、无视,显然是错误和危险的。

   当日本人的战争“受害者意识”被固定化以后,中韩两国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反省和道歉,要求对劳工和“慰安妇”予以道歉和赔偿等要求,对此有相当数量的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民众在内的日本人难免产生反感和抵触心理,其意识深处潜藏着这样的逻辑:作为战争受害方的日本为什么要对战争反省、忏悔和道歉?

  

   (二)被建构的受害者记忆

   “记忆并非一个不变的容器,用来盛装现在之前的过去,记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事物,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它的工作完全不一样。”如何建构战争记忆是一个尖锐、敏感的话题,同时关涉到权力的作用、社会变迁、文化导向,以及遮蔽战争加害者的主观愿望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战争加害者的记忆被抹消或选择性地忘却,大多数日本人已习惯置身于受害者的立场去记忆战争,缺少从加害者的角度来反思战争,思考战争责任,这与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大行其道有关,同时也受到历史修正主义的影响。日本政要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一些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历史修正主义者、右派媒体人一直抵制对那场侵略战争的否定性评价,不断抛出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否认、抹杀或故意淡化强制劳工、三光作战、从军“慰安妇”、731细菌部队、日军遗留生化武器等战争遗留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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