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柳建龙:《国家赔偿法》死亡赔偿金条款的合宪性分析

更新时间:2017-01-04 11:20:20
作者: 柳建龙  

   摘要:  《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对死亡赔偿金作了规定。通说认为,较民法之人身损害赔偿,其更合乎平等原则的规定和精神,可更有效地保障公民生命安全、促进依法行政;在个人生命权受到侵害的情形下,可以给予其亲属或者被扶养人更充分、有效的救济。经由文义解释可发现,系争规定纵向和横向上均有违反平等原则的嫌疑,且在比例原则之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四阶审查下,虽经受住目的正当性原则和适当性原则的审查,但未必能经受住实效性原则和均衡性原则的审查,应予违宪无效。

   关键词:  生命权 死亡赔偿金 平等原则 比例原则 禁止保护不足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个人不仅需要国家提供保障以对抗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及来自第三人和外国的各种威胁,也需要它提供保障以对抗来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本身的侵害[1]。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之下,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个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一般情形下,个人可经由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甚至信访等途径寻求救济(一次救济);因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及精神等权利而遭受损失的,还可依照法律取得国家赔偿(二次救济)。①为履行上述保护义务,宪法将保护种类及范围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予以具体化。为此,它们先后通过了《民法通则》(1986)②、《行政诉讼法》(1989)③、《国家赔偿法》(1995)、《行政处罚法》(1996)④、《行政监察法》(2010)⑤、《行政强制法》(2011)⑥等一般或者特别规定。其中1995年施行、并经2010年和2012年两次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生命权保障人的肉体存在,即生理和物理意义上人的存在。尽管宪法对生命权并未予以明文规定,然而作为其他权利存在和实现的前提条件,生命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有的学者所正确指出的:它是人类的最高权利,其他一切权利随它而生;是其他权利的基础,是人权不可克减的核心之一[2][3]。为保障公民人身和生命安全,《国家赔偿法》(2012年修订)第34条第1款第3项第1句⑦(下文也称之为“死亡赔偿金条款”)对侵害生命权的赔偿标准⑧作了规定:“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然而,就其理解而言,多数论著只是照搬法条,究其原因,或认为其字面含义甚为明白,无进一步解释的必要[4];有的虽然作了解释,但也只是将其重新表述为“在侵害公民生命权的情形下,国家赔偿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在内”[5]326[6]而已。⑨此外,除有关赔偿标准过低、赔偿金性质⑩及“上年度”的不明确性[7]24[8][9]的批评和检讨外,一般很少予以展开。但是,其是否“明白”而无探讨的必要,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含义为何,倚赖何种法理,是否真的与存在违反平等原则嫌疑的侵权责任法规定有所不同、更合乎平等原则,是否比国家赔偿法其他规定更为“适当”……窃以为,当下学说对这些问题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故有重新检讨的必要;下文拟重新厘定该规定和死亡赔偿金的含义,证明其不仅违反法制统一性和平等原则,也违反比例原则之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故存在违宪嫌疑,应予以修改。

  

二、死亡赔偿金条款的含义


   国家赔偿法上的死亡赔偿金,系指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行为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情形下,由国家向受害人相关近亲属支付的赔偿费用。《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对此作了规定。

   (一)死亡赔偿金条款的既有解释

   依照当下学说和实务对《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的理解及适用情况,可归纳出如下两种见解:

   其一,赔偿金总额=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20。绝大多数学者或认为,就其语义而言,第34条第1款第3项表述比较清楚、没有歧义,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造成公民死亡的,国家有义务对受害人的继承人和其他具有扶养关系的亲属给予赔偿。倘不考虑第34条第1款第3项后半段规定的“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的情形,则国家应支付赔偿总额为: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成赔偿决定时的上年度⑾国家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维持原赔偿决定,则按原赔偿决定作成时的上年度执行。该赔偿金由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两部分组成;不过,与民法上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不同,它不单独赔偿丧葬费[10]。

   其二,赔偿金总额=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20+丧葬费。该说认为,“在公民死亡的情况下,国家支付的丧葬费以及死者生前的医疗救治费应分别计算,死亡赔偿金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11][12]145-146

   比照当下相关论著和判决,应认为第一种主张为通说,因为绝大多数学说和实务都采取该立场;⑿相对而言,本说则为极少数说,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即本文所援引的其他文献——而言,只有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的李飞、许安标及武增等所主编的释义及解读持此种观点。不过,至于其解释何以与法律的字面含义及通说迥异,他们并未进一步说明其理由,不宜妄加揣测,故此处先不予讨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完善国家赔偿法立法和实务的考虑,本文批评的对象仅限于通说。

   (二)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必要性

   就《国家赔偿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而言,有不少学者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之和表述为死亡赔偿金[13][12]146[14],这不仅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意旨,也易滋生误解。尽管也有人认为,国家赔偿法未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予以明确规定,仅规定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总额限制[15][5]326,还有待在实践中总结探索,通过制定相应实施细则的办法加以完善[16][17];况且在实践中,和民法上的人身损害赔偿不同,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既无实益,也无必要。

   然而,从释义学的立场出发,有进一步明确其第34条第1款第3项规定前半段的内涵,分别厘定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各自在该赔偿金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的必要,因为:

   首先,基于民主原则和法治国原则的要求,解释者在解释法律时不能假定法律某些语句或者语词是无意义的;除非法律规范本身要求如此,否则,此类假定是站不住脚的。⒀换言之,解释者应当对作为民意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表示充分尊重,除非国家赔偿法明确要求或者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立法者在立法时本身无意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或存在此种意向,否则,不应认为其中任何一条规定的某些语句或者语词本身是无意义或无价值的。就此而言,不能认为立法者意旨仅在规定侵害生命权时国家应支付的赔偿总额,无意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虽然《国家赔偿法》(1995)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1996)、《国家赔偿法》(2010修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11)都未对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概念和内涵做进一步的界定;否则,立法者只需要将其表述为“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赔偿金,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即可。何况从当时的立法材料——《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的说明》——看,立法者并未将所谓的“侵害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总额)”作为一项而予以列举,而是明确指出:“草案根据以上原则,对各种不同损害的赔偿标准和方式,分别作出规定:……对造成残疾、死亡的,还规定支付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向受害人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支付生活救济费。”⒁即对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进行列举。

   何况只要能够籍由相关法律的规定确定其中一项的标准,无论是死亡赔偿金抑或是丧葬费的标准,在国家赔偿总额确定的情形下,都可计算出另一项的标准(额度)。于此,认为前揭见解为我国对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未作规定的基础自然就土崩瓦解了。

   其次,尽管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系同一致人死亡的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但在制度设计上,二者各自所欲保护的法益和存立的法理基础迥异。虽然一般认为,无论是在私法意义抑或是公法意义上,作为人的最高利益的生命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意义甚小[18]72,因为一个被剥夺了生命的人不会遭受任何损害[18]70,其死亡后果通常是由死者以外的人,如近亲属、生活伴侣、雇佣人或交易伙伴等承担的,故而对他们中哪些人可以就哪些损失主张权利是从他们而非死者角度展开的[18]72。在这一维度下,死亡赔偿金通常被视为一种致人死亡时特有的财产损害赔偿项目,系以造成受害人死亡导致国家赔偿请求权人扶养费来源中断而受有财产损害或者导致可由作为法定继承人的国家赔偿请求权人继承的、受害人的余命收入的逸失为赔偿范围[19]1091-1093。这虽然颇具嘲讽味道,却是包括诸多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所普遍接受的事实[18]70。

   相比之下,理论上认为,丧葬费实际不是由侵权行为所生损害,因为被害人将来必有一死,其费用或许也应由其继承人予以承担[20];为此,即便存在所谓损害,充其量也仅相当于比本来死期提早支出的费用的利息损害而已[18]72。不过,即便如此,也有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必要,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更加突出死亡赔偿金的地位以表示对受害人生命的尊重。

   最后,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对处理因其分配而产生的争议而言,也具有实务上的价值。虽然通常情形下,基于道德和风俗习惯的自律或者约束,死者近亲属就丧葬费的承担发生异议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例外的情形下仍可能出现争议:一方面,在受害人有多个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的情形下,可能出现,其中一人或者数人垫付丧葬费,但其他人拒绝分担,或者虽然同意分担,却认为开支明显不合理,为此拒绝承担其所认为的不合理的部分;另一方面,在受害人的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以外的第三人垫付丧葬费的情形下,同样也可能出现前述争议。因此,为防止出现不必要的争议,有必要明确丧葬费的标准,以确保实际支付丧葬费者的合法权益,防止受害人的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或者第三人以丧葬费而侵害其他继承人和有扶养关系的亲属的利益。就此而言,《侵权责任法》第18条第2款“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规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在该法施行前,也可以通过《民法通则》第9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⒂第123条的无因管理而予以解决。于此,在《国家赔偿法》未明确规定上述情形应如何解决的情形下,应有必要类推适用前述民法规定,而这无疑也是以明确区分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为前提的。

   (三)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计算

虽然国家赔偿法对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计算标准未予明确界定,⒃但从现行法的整体秩序出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274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