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谁是由体育老师启蒙的史学大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0 次 更新时间:2016-12-30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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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1990年夏末的一个午夜,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余英时教授刚刚入睡,被台北打来的越洋电话惊醒:“您知道吗?钱穆先生逝世了。”余英时是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的头牌大弟子,几十年来师生之间形同父子,感情极深。余英时内心哀痛,无法自已,含着夺眶而出的泪水急就《尤记风吹水上麟:敬悼钱宾四师》。他追忆第一次在新亚面试时见到老师的情形:“钱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跟钱先生熟了之后,真可以说是不拘形迹,无话不谈,甚至偶尔彼此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但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我想这也许便是中国传统语言所说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

钱穆的尊严,未必体现在权力面前,更多地表现为一位读书人的清高与自重。他的身上,有典型的士大夫气质,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比一般人比较,中国是否最突出的是有家国天下情怀,无论富贵还是贫贱,皆不以一己之利益或趣味为满足,操的是治国平天下之心。

启蒙钱穆家国天下关怀的,是一位体育老师。他7岁入私塾,10岁进了家乡无锡荡口镇的新式学校。教体育的是同一个家族的钱伯圭先生,他曾经游学于上海,是一个秘密的革命党人。有一天,伯圭师牵着钱穆的手,问:“你读过《三国演义》吗?”钱穆点点头,伯圭师正色曰:“此等书以后不必再读!一开卷即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之错乱,今日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理了便不再乱,我们以后要学他们!”一个10岁的孩子,听了老师的这番话,竟然“巨雷轰顶,全心震撼”,钱穆晚年回忆说:从此74年来,我的用心,全在这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余英时说:“钱先生自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他在新亚书院多次向我们同学讲演,都提到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的心灵上及其巨大的震动……他深深为梁启超的历史论证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钱先生以下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

作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史学大师之一,钱穆完全是自学成才,连中学也没有读完,曾经想考北京大学也不得其门而入。他以一己之努力,先后撰写了《先秦诸子系年》与《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严密的考证和细致的梳理,推翻了流行于世的前人旧说,而震撼学界。20世纪的中国史学,依然以乾嘉的考据学为正宗,钱穆以实证研究闻名,有天生的考据功夫,按照如此的路径依赖,大可在史学界一帆风顺。偏偏钱穆为少年时代播下的家国天下关怀所刺激,不满足于当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有更大的抱负与雄心:成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他以考证见称于世,却不讳言自己的考证只是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的,那就是从历史上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无法用实证的方法找到的,它只能在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中去体会和阐释。在欧风美雨冲击之下,近代以后的中国不仅失身,而且还丢失了自己的灵魂,这是让钱穆最痛心的。余英时说老师“一生为故国招魂”,真是画龙点睛之论。

钱穆平时与得意门生讲得最多的,是关怀要大,目光要远:“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对于他的前辈梁任公,钱穆未必敬佩他的学问,却倾心赞同他的的关怀与问题路径:“任公讲学路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功,著作无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钱穆还将王国维与梁启超作了一个比较,王国维比起任公,虽然路径二流,但考证的着眼点很大,不走零碎琐屑一途,也能算一流学者。钱穆在这里说的“路径”,是一种问题意识和背后的关怀,而考证,则属于工具层面的功夫论,顶尖的学问,必定有一流的“路径”和一流的考证。“路径”二流,也不要紧,只要像王国维那样,不陷于鸡零狗碎的繁琐之途,致力于大问题的考证,也同样可以是一流的学问。

钱穆出生于1895年,按照他的年龄,属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他的前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晚清一代知识分子,虽然都继承了家国天下的士大夫情怀,但关切点已经转移。晚清士大夫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参政欲望,康梁一生都有急迫的用世之心,只是不得志而已,章太炎流亡日本时为鲁迅、钱玄同一帮学生讲学,谈到学问常常昏昏欲睡,一论政治立刻神采飞扬、眉飞色舞。但钱穆、胡适这一代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胡适说自己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兴趣”,钱穆有救世的关怀,但救世最终要落实到救心,为中国的未来招回民族的新魂。

早在1926年国民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有朋友听说劝钱穆很敬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力劝他加入国民党,钱穆回答说:“苟入党,则成为一党人,尊党魁,述党义,国人认为余为一党服务,效力有限。余不入党,则为中国人尊一中国文化大贤,弘扬中国民族精神,一公一私,感动自别。”

抗战胜利之后,钱穆为《大公报》写时评,集了一部《政学私言》的小册子出版。一日梁漱溟来访,极为称赞钱穆的立场,引为同调,说可以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言。钱穆不以为然:“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若迷于政治,不是舍弃自家农田为他人耕耘吗?”梁漱溟又提出,政治协商会议有了结果,政治清明之后,我们合办一个文化研究所如何?钱穆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文化研究,倡导后学,兹事体大,重于政协。国共对峙,强扭的瓜不甜,国事无望,办学何不从今日开始?”梁漱溟颇为不悦,起身就走:“知其不可而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辞!”梁漱溟与钱穆,虽然在复兴中国文化上为同路人,但在人生志向上,却有微妙差别,梁漱溟有救世抱负,先政治而后学问,而钱穆则冷眼看穿政治不可为,与其救世,不如救心。

救心之士,首先要的就是自由、独立的身份。1949年江山易主,钱穆出走香港,他的少年时期恩师吕思勉留在上海,写信给他,劝他回来看看,沪港两地经常走动。钱穆回信说;“老师劝我沪港两地自由来往,这是我做不到的。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我愿效法明末朱舜水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

钱穆中学辍学,17岁即入小学当老师,在出名之前,在苏州和无锡的中小学有20年的任教经历,国文、史地、英语、数学、体育、音乐,都开过课,可谓是“全课教师”,这使得钱穆的知识视野比一般学者要辽阔许多,也不以狭隘的某一专题或领域为满足。他在苏州中学担任国文课主任教席的时候,撰写了他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顾颉刚读了甚为惊讶和佩服,专程到苏州拜访,两人一见如故,顾颉刚对钱穆说:“兄才华横溢,不宜在中学教国文,可以到大学去教历史。”民国时期的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不问学历出身,只看有否真才实学。梁漱溟考北大没有被录取,只因一篇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研究印度哲学的《究元决疑论》,为蔡元培看重,直接聘到北大当教授。陈寅恪周游列国,不屑一张文凭,也没有著述发表,梁启超推荐他到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校长有点为难,梁任公生气地说:“我梁某人著作等身,还不及陈寅恪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不过是发表在《学衡杂志》上寥寥数百字的《与妹书》。在梁任公的声誉担保之下,陈寅恪进了最高学府清华,开始了“教授中的教授”生涯。钱穆也有这样的幸运,他在顾颉刚的力荐之下,先是到燕京大学任教,随后发表了更有学术分量的《刘向歆父子年谱》,转而入北大历史系。他的命运有点像梁漱溟,少年时期欲考北大而不得,成年后以一篇文章直接进北大担任教授。

让钱穆誉满京城的这篇《刘向歆父子年谱》,以细密的考证,指出了康有为那篇轰动一时的《新学伪经考》有28个不通之处,洗清了被康有为诬陷的刘歆伪造古经的不白之冤,长期以来,国学界治经的人不懂史,治史的人不问经,经史两分。而钱穆,以史治经,引经入史,一举结束了被康有为挑起的长达30年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据说,之前各大学的经学史课程讲的都是康有为的观点,钱穆文章一出,各校的经学史课程纷纷停开,不得不按照钱说重新备课,调整讲法。

以钱穆一流的考证能力,要在北大站稳脚跟,本来可以开设考据学的专业课程,继续走考证之路,偏偏钱穆有着更大的雄心。他在北大历史系开设的课程,有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但他最大的愿望,是独自开一门中国通史。虽然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各大学将中国通史列为必修课,但历史系的教授们还是习惯传统的断代史研究,没有一个人能够融合贯通,将中国历史从上古一口气讲到明清。于是所谓的中国通史,便成为各自讲一段的断代史拼凑,缺乏一条红线通贯而下,让学生听了一年课,依然感到头绪纷繁,不到要领。北大历史系本来考虑让钱穆讲上古秦汉前半部分,让陈寅恪讲隋唐之后的后半部分。钱穆却说:不必两人分担,我可独任全部通史。同事们听了半信半疑,之前北大历史系还没有哪位教授有如此能力。但有着丰富的中学任教经历的钱穆,愿意吃第一只螃蟹。

他将中学的经验带入大学课堂,花了整一年的时间用于备课,每天下午到公寓附近的太庙,找一处参天古柏的绿荫,放一张茶几,一把藤椅,砌一壶好茶,反复衡量,拟定通史讲授大纲。钱穆的中国通史课轰动京城,学生们奔走相告,要提前半个小时去教室霸位,除了本校的学生,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纷纷赶来蹭课。钱穆上课的二院大礼堂,是普通教室的三倍大。挤得满满当当。钱穆讲课,从不请假,也没有迟到、早退。上课铃响,他就开讲,没有一句题外的废话。台阶式的梯形教室,满坑满谷的学生,更显得钱穆身影的瘦小,但这个小个儿,却拥有强大的气场,感染了全场几百个学生,支配了他们的大脑和心志。他的学生严耕望说:中国通史教授最成功的,当以钱宾四先生为最。他学历、才气兼备,擅长演讲,又赋予民族感情,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兼备这四项条件,也不具有他那样的卓越表现。有一位姓张的学生,从高中三年级起,每年来听钱穆的通史课,从北大到西南联大,连续六年。钱穆很奇怪,问:“我每年的课内容有变化,但大的宗旨历年不变啊,你为什么每年都来听?” 学生回答说:“老师,我就想在您每年讲的变化的内容里,寻找不变的宗旨,所以每次都有心得,屡听不厌!”

钱穆在北大有一个好朋友陈梦家,非常欣赏钱穆的通史课,几次劝说钱穆为中国通史写一部教科书。时正值抗战期间,北大与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流亡于昆明。钱穆有点犹豫:“通史涉及材料太多,所知有限,等到抗战胜利之后返回北平再考虑。”陈梦家说:“不然,待先生返平,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多少题材涌上心来,哪里还有时间来写一部教科书。不如现在流亡期间,书籍不富有,先生只要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让读者受益!”钱穆觉得言之有理,终于接受了陈梦家的建议。

他搬到昆明东南的小城宜良,在城西伏狮山下寺庙边租了一个幽静的别墅,周四乘火车去昆明到学校上课,周日回来,周一到周三闭门写作。汤用彤和陈寅恪都来过,感叹说:“这里太安静了,若我一个人住,非得神经病不可”。然而,钱穆耐得住寂寞,经过一年的时间,他写出了中国通史中经典中的经典《国史大纲》。《国史大纲》不是一本普通的教科书,它凝聚了钱穆几十年对中国历史的独特思考。五四以后,史学界的主流是疑古思潮,在一元论的历史演化论的支配之下,将中国古代视为落后的封建社会,政治上是野蛮的东方式君主专制主义。钱穆在《国史大纲》扉页中,以醒目字体写道“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要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引论先期在《中央日报》刊出之后,在学界引起轰动,赞成、反对者不一而足。特别是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辩护,更是成为争议的焦点。钱穆坚决反对将“封建”描述古代中国社会,用“专制”定义古代中国政治。他说:

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年来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汉以下二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府。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除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

在《国史大纲》之中,钱穆以通贯的史观,论证了从汉唐到两宋,中国政治是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士大夫与君主在政治系统之中形成了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只有到了元代异族入侵,才给中国带来了野蛮的君主独裁制度,明清两朝承袭元制,废除宰相,士大夫权力式微,君主权力独大。中国历史并非自秦以来两千年来一团漆黑,汉唐两宋的士大夫与君主的共治格局,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正面遗产。虽然钱穆对传统政治深怀温情与敬意,他依然对其“好”所能达到的限度有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中国历代有盛世与衰世,有治乱循环,个中很大原因乃是有明君贤相主政,只是人事好,并没有立下好的制度。类似的精辟论述在《国史大纲》中比比皆是,难怪许倬云教授说,这本书至今还隐藏着十几个博士论文的好题目,只是很多人没有发现而已。余英时也说,《国史大纲》看似流畅,其实并不易读,因为钱穆先生写通史时惜墨如金,语多涵蕴,值得再三玩味。以我个人的体会,每隔几年,我会围绕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将《国史大纲》相应篇章检出来读一遍,每次重读,都有新的发现,屡温屡新,非常耐嚼,所谓经典,即是如此。

自进入北大任教之后,钱穆一改之前的考证梳理,主要致力于通史、通论式的写作:,除了《国史大纲》之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儒学案》、《中国文化史导论》、《湖上闲思录》、《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精神》、《文化学大义》等先后出版。这些著作由浅入深,通俗易懂,以浅显的语言阐明深刻的义理,在读者那里脍炙人口,长期以来畅销不衰。然而,民国史学界依然奉德国兰克学派和乾嘉学派的实证主义为圭臬,颇看不起钱穆的这些通论性研究。有人嘲笑钱穆:你不懂甲骨文,还搞什么上古史?也有人批评他写通史只用《二十四史》中的熟史料,拿不出冷僻的独家文献。傅斯年对人说:“我一向不读钱某人的书文一字,他的关于欧美的知识,都是从《东方杂志》而来。”因为受到主流史学派的轻视和排挤,钱穆在北大和西南联大呆得并不愉快,《国史大纲》写成之后,他便回无锡老家省亲,以后游教于齐鲁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华侨大学,再也没有回北大,北大在抗战胜利之后复员北平,也不给他发聘书。甚至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虽然钱穆名气很大,但80多位当选者中,却遍插茱萸少一人,不见他的名字。钱穆很生气,从此与主流学界一刀两断,互不来往。严耕望说:“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一直到1966年,中研院举行第七次院士会议,许多人觉得钱穆再不是院士,似乎不是钱穆的耻辱,而是中研院的耻辱了,才将钱穆补入,一洗历史之缺憾,终于实现了考证派和通识派的大团圆。

钱穆考据学出身,以通识派为旗帜,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大家。在通与专之间,究竟孰重孰轻,他有非常自觉的看法:“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 余英时说:究竟通还是专,从来是一大难题。若按照西方的分类,选一专门的范围进行窄而深的研究,未免给人以牵强和单薄之感;如果过分注重通,先有整体的认识再去走专家之路,又是研究者的精力与时间所不能容许的。钱穆先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以通驭专”的道路。一般人视他为学术思想史家,其实他在制度史、地理沿革和社会经济史各方面都下过苦功,有专门论述,且能将它们融合贯通。读钱穆的著作,即使是讨论某一个问题的专著,的确有一种左右逢源、视野宏大的感觉。

钱穆常常感叹,中国学术界实在差劲,学者眼光狭窄,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严耕望自以为智力中等,做不了像老师那样的大学问,钱穆对他说:“这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你的天资虽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长进!”在武汉大学任教时,钱穆有两个得意门生,一位是钱树棠,另一位是严耕望,论聪明,钱树棠远在严耕望之上,他博览群书,多能论断。而严耕望专精一二。然而,聪明的钱树棠不知其兴趣何在,屡变其学,终身未有大成就,而专精的严耕望,在老师的鼓励下,又获得了通博的大视野,成为了中古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的著名专家,最后也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严耕望在他的《治史三书》中,深情回忆了钱穆老师对他的耳提面命,详细阐发了学术上专精与博通之间的辩证关系,值得每一位问学者认真研读。

钱穆的学问,可谓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乃是中国的民族精神、思想文化,两个基本点,一是政治制度,二是历史地理,这三点支撑起钱穆有关中国历史的知识架构。他擅长将制度史与思想史打通,从制度中寻找思想之魂,从思想外探求制度肉身。制度是流水,流淌在各朝各代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之中,他在制度之外,又注重历史地理。而要懂历史地理,学问不仅仅在书本里,还在山水之间。钱穆非常喜欢游历名山大川、人文古迹,在自然山水里吸取智慧的灵感,在历史现场中获得真实的感受。在他晚年的回忆录里,有许多与同事、朋友、学生出游的记载,其景其情,历历生动。在他看来,游历亦如读史,尤其是一部活历史。他在浙江大学任教时,经常与学生李埏出游,回忆录中有如此记载:“时方春季,遍山皆花,花已落地成茵,而树上群花仍蔽天日。余与李埏卧山中草地花茵之上,仰望仍在群花之下。”李埏对钱穆说:“当年在北平听您上课,学生皆崇拜先生之渊博,以为您必长日埋头山斋,今日才知道先生有如此雅趣,先生之好游,为我辈之不及也!”钱穆说:“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及,心无旁及。孔子《论语》云,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即已教人亲近山水。读朱子书,亦复劝人游山。从读书中懂得游山,始是真游山,乃可有真乐。”

一般人游山玩水,只是身体的快乐,对于钱穆来说,无异为另一种读书,读自然与社会的大书。岂止是读书,更是一种心灵修炼,从山中求仁,从水中求智,将自己的身心沉浸于自然的怀抱,放空心灵,放空大脑,如此,各种奇思妙想会悄然涌现。1948年,当国共在战场上打得硝烟弥漫的时候,钱穆应荣德生之邀,回故乡无锡在江南大学任教。校园距离鼋头渚不远,钱穆在课余常常信步于此,眺望太湖美景。他写道:“我的生活,其实也算不得闲散,但总是在太湖的近旁,时时见到闲云野鸥风帆浪涛,总还是有一些闲时光的。我的那些思想,则总是在那些闲时光中透逗,在那些闲时光中酝酿。”他在这里写下了亦诗亦文亦思的《湖上闲思录》,散文与历史、诗意与哲理融为一体,充溢着生命的灵气。

严耕望认为20世纪中国有四大史学家: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钱穆。这四位史学大师,要论个性,陈垣最为精专,陈寅恪最为深邃,吕思勉最为博大,而钱穆,最为通透。他是真正将中国历史读懂、读通、读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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