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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中:性交易该除罪化吗?对性别平等论证的几点省思

更新时间:2016-12-25 19:44:47
作者: 陈宜中  
不过,大多数卖淫者的处境居于两极之间。也就是说,她们之所以卖淫,大都不是赤裸裸暴力胁迫下的结果,而带有程度不一的“自由意志”(此指常识意义下的“自由意志”)。但换个角度来看,此种“自由意志”所从出的社经脉络,往往具有一定程度、或高度的强制性。[29]

   试想:如果一位弱势女子的主要选项包括卖淫、陪酒、工厂女工、家庭帮佣、或餐馆服务员,而她最后选择了卖淫,那么,她行使了“自由意志”吗?宏观地看,卖淫和家庭帮佣这两种选择,往往皆出于具高度强制性的社经脉络。若说她选择卖淫的“自由意志”是虚幻的,那么,她选择家庭帮佣的“自由意志”也是虚幻的吗?若说我们必须尊重她的家庭帮佣选择,那是否也该尊重她的卖淫选择?

   关怀弱势妇女的除罪化论者多认为:卖淫体制既难以禁绝,“娼嫖皆不罚”将更有利于卖淫妇女的人权保障,更有助于因应卖淫体制所衍生的诸多罪恶。直接禁止性交易(如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既无法消灭卖淫体制,反使卖淫妇女遭到更多压迫。相对来说,除罪化将显著改善卖淫妇女的不利处境,除了使其不再是罪犯外,亦有助于降低她们对皮条客或卖淫集团的依赖程度。[30]

   以台湾为例,我们发现禁止性交易的措施,几乎仅仅具有表面的象征意义。在禁止性交易的表层之下,卖淫活动蓬勃进行,警方却无能为力。为了业绩,警方主要是去抓妓女,或上网钓鱼;对于整个由黑帮所垄断的卖淫产业,警方则睁一眼闭一眼,形同变相包庇。担心老公或男友去嫖妓的妇女,大都不了解台湾卖淫买春活动的实况,所以很容易误以为只要废除公娼、只要禁止性交易、只要钓鱼抓援交等等,就真的可以达到目的。弱势卖淫妇女既受制于皮条客,又是员警的主抓对象,还背负来自社会大众的污名。就其实际效果而言,台湾的禁止性交易措施,主要是通过对弱势卖淫妇女的多重压迫,以树立起“我们不容许性交易”的性道德表像。这种表像看似“符合社会期待”,实则包庇了地下卖淫体制的恣意妄为,尤其是对卖淫妇女的种种伤害。[31]

   不少除罪化论者指出,直接禁止性交易的做法,既无法消灭卖淫体制,甚至无法压抑其规模。直接禁止,致使卖淫更地下化,使卖淫体制所包藏的罪恶更不见天日。在直接禁止性交易的国家,遭到法办、定罪的性犯罪者,绝大多数都是妓女。由于员警多是男性,相当了解男性嫖客的“需求”,所以在业绩压力下,主要是去逮捕妓女。员警威胁、白嫖妓女的情事,并不让人意外。一旦妓女遭到法办,有了犯罪纪录,便更难找到其他工作,于是不得不继续卖淫。为了躲避员警,大多数妓女都得求助于皮条客,但皮条客既是保护者,也是剥削者或甚至凌虐者。这整个恶性循环的最主要受害者,就是弱势的卖淫妇女。[32]

   在此情况下,“娼嫖皆不罚”的最主要作用如下。其一,由于妓女不再是罪犯,转行的选择是开放的,不会因犯罪纪录而终生卖淫。其二,由于妓女既不是罪犯,也不必被迫指认嫖客,她们所背负的“污名”将可望降低。其三,“娼嫖皆不罚”将有助于降低妓女对皮条客的依赖。皮条客或卖淫集团在“罚娼”(如台湾)、“罚嫖”(如1999年以后的瑞典)或“娼嫖皆罚”(如美国的许多州)体制下对妓女的种种榨取权力,将可望降低。[33]其四,在性犯罪的侦办方面,一旦“娼嫖皆不罚”、“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警方将不再能靠抓妓女或嫖客取得表面业绩,而必须更努力去查办严重不法。妓女和嫖客在不是罪犯的情况下,若还有足够的法制保障及诱因,将更可能出面检举强制卖淫等不法情事。

   综上,支持性交易除罪化的最重要理由在于:当前情况下,卖淫体制既难以禁绝,“娼嫖皆不罚”(相对于“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更有助于改善弱势卖淫妇女的恶劣处境。而笔者认为,这个理由具有相当程度的说服力,应足以说明“娼嫖皆不罚”是值得认真考虑的改革选项。不过,单凭这个理由,却仍不足以确立除罪化之主张。因为要是除罪化将带来“其他恶果”,或对其他人构成“具道德重要性的伤害”,那么,我们仍须对正反双方论证的政治道德份量,进行评估、权衡、判断。换言之,光说明“除罪化有助于保障弱势妇女人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反方论证及其道德份量进行商榷。[34]

  

   四、反除罪化的性别平等论证

   (一)父权与性宰制

   1970年代中期以降,部分女性主义者逐渐将其政治焦点,转移至男人对女人的性宰制。其中一项主要观点是:父权宰制的核心是性宰制、性剥削。照其说法,长期以来,男性主要是通过婚姻和家庭生活对女性进行性宰制;二次战后,女性要求避孕权、堕胎权及性解放的运动,即是对此种性宰制的反抗。然而,随着色情及性交易产业的不断扩大,却出现了另一种、而且更为极端的性宰制型态。色情产业将女人物化为男人的性工具,性交易产业则使女人变成男人可随时靠金钱取得的性工具。家庭内的性宰制仍持续存在,但在家庭之外,在更具能见度的公共场域,女人逐渐受制于此种新型态的性宰制。这种性宰制既是父权社会的进化产物,也进一步肯认、强化了女性的性屈从地位。

   这个基本观点,为不少所谓的“激进女性主义者”(radical feminists)所接受、提倡。[35]在反色情运动中,最著名的两位激进女性主义者是Andrea Dworkin和Catherine MacKinnon。[36]她们的关切焦点虽在色情,但也对性交易问题表达了看法。Dworkin年轻时曾是街头妓女,亦是男性家暴的受害者。[37]她把妓女描述成是不断遭到男性强暴的受害者,其阴道不断被戳、经常流血,其口腔是精液的接收器。妓女被男人当成是最肮脏的女人,遭到最肮脏的待遇;男人对女体的痛恨,在对妓女的性暴力中表露无遗。Dworkin表示,无论一般女性的生活有多困苦,受男性多少欺负,都不如妓女可悲可怜。无论妓女是否别无选择,是否得以靠卖淫改善经济,卖淫本身绝对是极坏、极惨之事。虽然所有女性都可能遭遇性骚扰、家暴或强暴,但妓女却必须时刻面对这类情事。对妓女的糟蹋,是男人对女人最极端的性宰制、性暴力。[38]

   Dworkin和她的合作伙伴MacKinnon皆表示,男性嫖客对妓女的性行为,就其性质而言,和性骚扰、家暴或强暴是不可分的。[39]MacKinnon并强调,所谓妓女“同意”卖淫,只是个“迷思”。[40]

   相对于更关切色情问题的Dworkin和MacKinnon,另一位著名的激进女性主义者Katheleen Barry公认为是批判、反对卖淫体制的理论和运动先驱。在1979年出版的Female Sexual Slavery一书中,Barry即已将卖淫体制理解为一种具高度强制性的性剥削、甚至性奴役制度。[41]基于亲身的研究经验,她对妓女的恶劣处境感到愤慨,因而投身于援救遭虐妓女的跨国运动。值得注意的是,Barry向来反对把卖淫妇女当成罪犯的“罚娼”手段,因为这种手段势必使妓女更依赖皮条客,使妓女更难离开卖淫生涯。从她的角度来看,台湾式的“罚娼不罚嫖”无疑是最糟糕的一种禁法,只会使卖淫妇女难以翻身。[42]

   在1980年代初期,Barry曾主张“娼嫖皆不罚”,并且反对政府“管制”性交易。她认为,“管制”措施无助于消除卖淫体制及其罪恶;因此,在“娼嫖皆不罚”的同时,政府必须祭出全方位的禁止手段,对性交易产业进行全面围堵。易言之,娼嫖皆不罚,但通过其他法制手段,以消除卖淫作为一种社会建制。这个立场,相当接近于第二节所提到的英国模式。[43]

   及至1980年代中期,Barry对卖淫体制的批判依旧,但开始主张“罚嫖不罚娼”的禁止手段。亦即:不罚娼妓,以减少其所受压迫,以使其更容易离开卖淫生涯;但包括嫖客在内,性交易产业中的所有其他人员及事项都要法办。[44]这个立场,接近于1999年以降瑞典所采取的“罚嫖不罚娼”模式。和美国的许多州、台湾、或甚至英国类似,这种模式的主要效果仍是使性交易产业潜入地下。表面上,“不罚娼”有助于改善卖淫妇女的不利处境;但另一方面,“罚嫖”(相对于“娼嫖皆不罚”)却使卖淫妇女更加依赖皮条客,以获得客源及保护。[45]

   在此值得强调,Barry虽是激进女性主义阵营中反对卖淫体制的先驱,但她和除罪化论者一样,主张不罚卖淫者。而且,她亦曾经主张“娼嫖皆不罚”。这似乎暗示:对卖淫体制作为父权性宰制的批判,与“娼嫖皆不罚”、“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矛盾关系。Barry之所以从“娼嫖皆不罚”转变立场为“罚嫖不罚娼”,主要是因为觉得“娼嫖皆不罚”可能让人误以为只有“强制卖淫”是错的,让人忽略了卖淫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伤害。易言之,她认为“娼嫖皆不罚”可能会传达一种错误讯息,让人以为所谓的“自由卖淫”没有问题,因此不利于旨在消除卖淫体制的女性解放运动。Barry似乎相信:“罚嫖不罚娼”既有助于改善弱势卖淫妇女的处境,亦可向社会传达“卖淫买春是错的”之讯息,因此是更佳选项。[46]

   以下,我们将针对反除罪化论者几项主要的性别平等论证,逐步进行分析,并申论其合理及不足之处。

   (二)卖淫体制之恶是体制性的

   对于反除罪化的性别平等论者而言,“娼嫖皆不罚”、“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的一大问题,即在于忽略了男嫖女娼并非个人行为而已,而是一整个压迫女性的社会建制。由于卖淫体制所包藏的罪恶是体制性的,运动的终极目标应在于消灭这整个体制,而不在于改革或管制。如若“娼嫖皆不罚”,恐将难以消灭卖淫这个社会建制。

   诚如许多论者所指出,从现实存在的各种管制模式来看,强制卖淫、跨国人口贩运、皮条客的中间剥削、妓女遭强暴或虐待等情事,并未因“娼嫖皆不罚”而完全消失。[47]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卖淫体制存在一天,这些罪恶就会持续存在。就此而言,卖淫体制之恶似乎确实是体制性的。

   不过,若说卖淫体制之恶是体制性的,资本主义之恶也是体制性的,父权家庭之恶也是体制性的。时至今日,主张靠政治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的人愈来愈少,但主张改革资本主义以减其罪恶的人仍所在多有。改革派必然否认资本主义的体制性格吗?其实未必。从政治实践的角度,资本主义体制难以推翻之事实,并不意味着改革(如改善劳动条件、拉抬穷人的教育、健康、老人年金等等)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在某些革命派的眼中,改革的效应在于协助资本主义稳健运行,在于收编资本主义内部的潜在革命力量,因此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体制性格,并未排除改革作为一个正当的政治选项。

   另一个例子是父权家庭。对于大多数女性主义者来说,父权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其对女性的压迫无疑是系统性的。争取避孕权、堕胎权、离婚权、赡养费、产假、禁止家暴的法律等等,虽皆有助于女性的培力,但是父权家庭对女性的种种压迫,却并未因此而完全消失。我们不曾听说有人主张靠法律禁止父权家庭,但禁止一夫多妻、禁止家暴等等,则确实有助于父权家庭的变革。

   既然父权家庭的体制性格并未排除改革,卖淫体制的体制性格也未必排除改革。从性别平等的角度,这两种体制之恶都是系统性的,两者都称得上是男性宰制女性的社会建制。而且,正如同父权家庭难以一举消灭,要消灭卖淫体制亦非一蹴可几。事实上,“不罚娼”即是某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包括Barry)所接受的“改革”措施。

   综合前述,虽然“卖淫体制之恶是体制性的”这个看法大体正确,但却不必然导致反除罪化的结论。毕竟,主张通过直接禁止的手段以消灭卖淫体制,是不现实的,且不利于缓解当下卖淫体制的诸多罪恶。

   (三)同意卖淫只是迷思

部分激进女性主义者表示:即使有些妓女“相信”自己卖淫是出于“自由意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a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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