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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中:性交易该除罪化吗?对性别平等论证的几点省思

更新时间:2016-12-25 19:44:47
作者: 陈宜中  
但通常指向“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建构差异,以及现代父权家庭的某些内外在问题。比方说,父权社会既建构出“良家妇女”的贞洁和禁欲形象,也建构出所谓的“男子气概”和“男性雄风”;这两者之间的反差,以及家庭生活或固定关系中的种种压力和压抑,遂使部分男性想要在妓女身上寻求安慰、发泄、刺激、弥补、或短暂逃避。这类文化诠释究竟有多大的解释力道,非本文所能探究。然其基本洞见在于:性交易之所以难以禁绝,实与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性压抑、对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文化建构、以及家庭或伴侣关系的实际样态等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4]

   对于多数除罪化论者而言,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倘若性交易果真难以禁绝,倘若除罪化有助于因应性产业所衍生的诸多罪恶,那么,除罪化或许即是较为合理的选项。在此,不少女性主义者之所以主张除罪化,其主要理由并不在于满足男性的过剩性欲,而在于改善弱势卖淫妇女的不利处境。[15]

   (三)性别平等与性自主

   部分除罪化论者认为卖淫应该视同一种“工作”,并主张将卖淫正名为“性工作”或“性服务”,将卖淫者正名为“性工作者”。从这个角度,性交易或性工作所涉及之“性自主”问题,至少包含三个面向。第一,强制卖淫是妨碍性自主的严重犯罪。第二,性交易过程若涉及强暴、虐待、胁迫等情事,即是对性自主或人身自由之侵害,即不属于双方合意的成人性交易。第三,以法律禁止合意的成人性交易,等于是剥夺了性工作者(特别是弱势女性)自主决定是否卖淫的权利。

   卖淫是否该正名为“性工作”,无疑是除罪化争议中的一个论辩重点。部分除罪化论者认为,卖淫之所以不被视同“工作”,主要是出于社会偏见。通过对这些偏见的批评,他们试图肯认卖淫是一种“工作”,或主张卖淫应当被建构为一种“工作”。[16]受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就这些辩论,进行任何深入的探究。就本文而言,主张“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娼嫖皆不罚”,不等于主张“卖淫是一种工作”。诸如“不把卖淫视为工作,是出于偏见”或“卖淫可被建构为一种工作”等说法,若能成立,则将构成支持“性交易除罪化”或甚至“性产业除罪化”的重要理由。然而,即便是反对“卖淫是一种工作”的论者,应该也不无理由支持“合意的成人性交易无罪”、“娼嫖皆不罚”作为改革选项。

   从政治道德的角度,支持“娼嫖皆不罚”的更重要理由在于:它有助于保障卖淫者的性自主,有利于打击强制卖淫、雏妓卖淫、高度剥削、强暴及虐待等情事。由于绝大多数卖淫者仍为弱势妇女,“娼嫖皆不罚”(相对于“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将有助于改善这些妇女的不利处境。就此而言,除罪化(相对于直接禁止)将是保障弱势妇女人权的重要一步。[17]

   反对“娼嫖皆不罚”的女性主义者或性别平等主义者,其各自具体的说法容或有差异,但应可归纳为以下几项(彼此相关的)主要论证。第一,卖淫体制所包藏的罪恶是体制性的,难以改革。卖淫体制所衍生的人口贩运、强制卖淫,以及卖淫妇女遭到强暴、虐待的风险等等,几乎是这个体制的当然产物。在此,亦有论者强调:即使在性交易除罪化的国家,人口贩运、强制卖淫、性剥削、强暴或虐待等情事,仍持续存在。换言之,卖淫体制对女性所构成的伤害,是体制性的。这种体制难以改革,必须设法消灭。[18]

   第二,卖淫体制是强制性的、奴役性的,“同意卖淫”是一大迷思。卖淫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带有高度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显现于妓女的社经弱势地位、人口贩运和强制卖淫、皮条客的宰制和剥削、以及交易过程中妓女所承担的种种风险。所谓的“同意”或“自由意志”,因此只是“迷思”。换言之,弱势妇女的卖淫自由,相对于整个卖淫体制的强制性而言,属于相对次要的道德考量。[19]

   第三,性交易(体制或行为)本身,即是一种男人对女人的性宰制、性剥削、性暴力,是对女性的性自主和平等地位的剥夺。[20]当前以男嫖女娼为大宗的性交易,既侵害了妓女的性自主,也同时危害了所有女性的性自主和平等地位。

   第四,就性交易的象征意义而言,不仅妓女的性工具地位受到肯认和强化,连带地所有女人的性工具地位也受到肯认和强化。当女人被物化、被公开宣告为“男人可随时靠金钱取得的性工具”,其性自主和平等权利势将受到进一步伤害。卖淫体制既肯认了父权社会长期以来对女性的性宰制,同时更通过“女人是男人可随时靠金钱取得的性工具”之社会建制,进一步公开宣告男人对女人的性权利/力。[21]

   在性交易除罪化与否的问题上,前述两种立场似乎针锋相对。除罪化论者多认为:卖淫体制既难以禁绝,“娼嫖皆不罚”相对于“罚娼”、“罚嫖”或“娼嫖皆罚”而言,将更有助于打击强制卖淫等罪恶,更有利于弱势卖淫妇女的人权保障。反除罪化论者则强调:卖淫体制的罪恶是体制性的;它是具高度强制性的社会建制;是男人对女人的性宰制、性暴力,是对女性的性自主和平等地位的剥夺;且公开宣告“女人是男人可随时靠金钱取得的性工具”,进而强化女人的性屈从地位。关怀弱势妇女的除罪化论者主张改革,反除罪化的性别平等论者则希望通过禁止措施(如“罚嫖不罚娼”),朝消灭卖淫体制的方向迈进。在今日女性主义运动内部,性交易(以及色情)问题已被高度政治化;禁或不禁性交易(以及色情),俨然成了两种政治路线的斗争焦点。[22]

   但我们仍须注意,在前述两种观点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共同关怀。例如,双方皆认为强制卖淫、皮条客和黑道的中间剥削、妓女遭强暴、虐待及胁迫的风险等等,的确普遍存在于当前的卖淫体制中;双方亦皆主张政府应拿出更有效的办法,以打击、消弭、防制这类情事。关于女性社经地位的提升,双方看法(至少在表面上)似无显著不同。不少反对性交易除罪化的女性主义者,亦不主张罚娼。

   我们不妨追问:既然双方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少共通之处,又为何会演变为两种政治路线的斗争?其纠结究竟何在?

  

   三、除罪化与弱势妇女人权

   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先提供一些具体的或想像的卖淫案例,然后分析除罪化论者的主要论证,及其背后的政治道德考量。之所以要提供这些卖淫案例,除了对照理论与现实的目的外,更是因为除罪化论者“娼嫖皆不罚”的改革主张,主要是出于对弱势妇女的关怀。

   (一)几种卖淫案例

   例一:让我们想像一位未成年的雏妓。从小,她就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14岁时,她被吸毒的父亲卖给卖淫集团,再转卖到邻国的大城市卖淫。她每天接客不下十次,既无行动自由,也无法选择客人,对性交易过程没有任何掌控能力。卖淫,极可能并非出于她的自由意志。她的劳动条件比血汗工厂的工人还差,而且,被高度剥削的是她的私处。在性交易过程中,她毫无性自主可言,堪称是不断遭到强暴的性奴隶。

   例二:在台湾,卜洛克(Lawrence Block)的侦探小说广受欢迎。在他的马修史卡德(Matthew Scudder)系列作品中,私家侦探史卡德的女友伊莲便是一位妓女。卖淫是伊莲的长期“职业”,她在纽约的家中接客,为自己赚进不只一户公寓。马修在转行为私家侦探之前,原是NYPD的员警。在纽约,卖淫是不合法的。不少妓女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求助于皮条客,或者需要员警包庇。马修不属于那类白嫖妓女的员警,反而成了伊莲的男友。据笔者的阅读记忆,在伊莲漫长的卖淫生涯中,似不曾遭到嫖客强暴。系列小说中出现的一次强暴,并不是因为伊莲选错了顾客,而是出于其他私人恩怨。[23]总的来看,伊莲不像是性奴隶,也没有中间人逼她接客,而是自由卖淫的个体户。若说她的“性自主”遭到剥夺,她或许会回答:“不让我卖淫才是妨害了我的性自主”。

   例三:在2008年3月曝光的纽约州长嫖妓事件中,应召女子属于一个专为上流社会男性服务的卖淫集团。这位妓女22岁,主修音乐,从事应召是为了赚学费。她既未被强迫卖淫,也未曾遭纽约州长强暴。[24]另一个类似案例是台湾翻译出版的《250天伦敦应召日记》。从这位伦敦应召女子的日记中,我们发现嫖客的喜好千奇百怪,但她却似乎具有相当程度的能动性。[25]

   例四:在当前台湾的应召市场中,最廉价的年轻女体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这些女性是否被骗来台卖淫,恐难一概而论。但由于在台卖淫属于非法活动,来自大陆的应召女子非得听命于卖淫集团。她们为了偿还高额的运送和仲介费用,为了在一定期间内赚到钱,非得不断到旅馆接客。若说这些女性是性奴隶,恐言过其实,但她们显然遭到高度剥削。她们在性交易过程中是否经常遭到虐待,则不得而知。不过,如果台湾的性劳动条件比起大陆富裕城市要差,也许她们一开始便不会选择来台卖淫,因为这些资讯在大陆不是秘密。

   例五:相对于来台卖淫的大陆女子,在KTV制服店及其他情色场所工作的台湾女性,则通常具有更高的接客自主性。有些选择不出场,“不做S”;有些愿“做S”,但不太可能一天接客一两次以上。[26]这类兼差的卖淫者未必都在情色场所工作,也可能只是想要多赚点钱、白天有其他固定工作的年轻女性。

   例六:在台湾各地的“私娼寮”或“小吃部”,情况可能又有所不同。对于中低收入男性而言,找大陆年轻女子可能还是太贵。卖淫给中低收入男性的女性,大多数是为了生存。在她们之中,究竟有多少受到黑道胁迫,受到的中间剥削有多少,在交易过程中是否经常遭到虐待等等,则不得而知。

   例七:在台湾,所谓的“网路援交”大都名不符实,因为上网以“援交”名义招揽顾客者,仍以应召集团为大宗。可是,在网上钓鱼的台湾员警,却并不是以侦办应召集团作为主要目标。由于应召业者相当熟悉警方的钓鱼过程,所以警方基本只钓男性网民和落单的援交女子。落单的援交女子多属自愿卖淫,而且不涉及中间剥削,但却变成了警方业绩压力下的主要受害者。至于应召集团是否涉及强制卖淫等情事,则似乎不是网路员警的侦办重点。

   (二)除罪化及其道德考量

   以上,只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些浅例。虽然具公信力的调查研究仍颇为有限,个人证词的代表性亦值得怀疑,但从以上案例,我们或可延伸出几个初步的思考方向。[27]

   第一,从个人主观意志的角度,卖淫者之所以卖淫,确实可能出于“自愿”(此指常识意义下的“自愿”)。类似于前述14岁雏妓的极端案例,在今日台湾可能属于极少数。此外,即使是涉及非法人口贩运的案例,我们也不能假定当事人(例如来台卖淫的大陆年轻女子)一定是被强迫卖淫。无论跨国卖淫是否违法,跨国卖淫者确实可能出于“自愿”。[28]

   第二,卖淫者之所以“自愿”卖淫,一开始几乎都是出于经济考量。由于卖淫是遭到高度污名化的贱业,甚至违法,因此,卖淫的主要动机是经济性的。正因为卖淫有利可图,女孩才会被卖给卖淫集团,黑帮份子才会投入卖淫事业。也正因为卖淫有钱可赚,年轻女子才会想要靠卖淫赚快钱,弱势女子才会在经济压力下选择卖淫。不过,自愿卖淫者未必“别无选择”,因为还是有相当多的女性选择工厂女工、家庭帮佣、餐馆服务员、清洁工等低收入工作。就此而言,经济因素未必是决定性的。

   第三,卖淫者是否遭到高度剥削(经济剥削、性剥削),在性交易过程中遭到强暴或虐待的风险有多高,恐难一概而论。一天接客十次的所得,未必比一周接客一次来得多。我们会觉得前者是高度剥削,但后者却未必如此。至于交易过程中的不安全风险,则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具体条件。

进一步言,如果性交易的实际情况全都像是前面那位14岁的雏妓,那我们将有很强的理由(亦即反奴役的理由)主张全面消灭性交易。反之,要是情况全都像是伊莲,那可能会有更多人主张性交易除罪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a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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