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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洵 傅华 商继政:论性交易的法律治理

更新时间:2016-12-25 13:24:31
作者: 黄小洵   傅华   商继政  
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另外,我国对卖淫嫖娼者还可采取收容教育的行政强制措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4条规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基于该决定,国务院颁布了《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另外涉及卖淫嫖娼内容规制的法规主要还有国务院颁布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旅游局、文化部针对旅游活动和文化娱乐事业中出现的性交易现象发出的一些通知,多个省、市政府出台的对卖淫嫖娼行为予以禁止的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等。

   总的来讲我国有关性交易的立法从调整方法看,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刑事立法,针对故意传播性病的卖淫者和嫖娼者;二是行政立法,针对一般卖淫嫖娼者,对卖淫嫖娼行为的行政处罚手段包括三种:罚款、拘留和收容教育。但收容教育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的一种,它立足于教育,是介于刑事处罚和治安管理处罚之间的具有强制性的、独立的公安行政处罚的教育措施[7]。

   伴随着性交易在我国的泛滥,当前有关性交易的立法内容显然已不适应当前情况,有些规定亦引起了极大的社会争议,因此修改和完善相关立法已势在必行。

   (二)我国性交易立法完善的建议

   1.实施单行法,进行专门规制

   我国对性交易没有专门立法,就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言,仅仅在《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规中有所涉及。而专门有关性交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内容却十分简单,决定中确立的收容教育制度更遭到众多反对,引起极大争议。从其他国家立法模式看,对性交易多采取单独立法方式。对我国而言,一部统一的法规也可以避免各地方因适用本地区地方法规,而导致的就同一事实处罚结果却不一致的状况发生。因此我国应该对性交易进行专门立法。

   2.在法律规制内容上,将一些新的问题纳入到法律规范中,废除一些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制度

   首先,在立法中应对性交易方式手段作更宽泛的解释,一些新形式的行为应被纳入性交易的范畴。如在立法时应明确地将直接通过网络完成性交易的行为归属于性交易范畴。

   其次,借鉴瑞典的立法模式,在坚持性交易行为本身非法的前提下,对交易双方中提供性服务一方可免除处罚,但应收缴其所获得的收入;而对购买一方则处以罚款或拘留。主张性交易应合法存在的人认为,如果认定性交易非法,卖淫者一般不愿接受有关卫生机关和组织的帮助,这不利于防范艾滋病等性病传播。而允许性交易合法,性服务提供者则可以通过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来防范性病的传播。这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是只有允许性交易合法化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瑞典的法律规制方式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瑞典从1999年开始,认定性交易行为本身非法,但在处理时却对嫖娼者和卖淫者施以不同的方式。对从事性交易的嫖娼者给予罚款或拘留的处理,而对卖淫者则免除处罚。由于卖淫者不会因承认自己身份而受到罚款或拘留,基于对健康的保护也乐于接受相关部门的管理和检查。从瑞典《禁止购买性服务法案》的实施效果看,在瑞典采取这种规制方式后,因为客源的减少使非法性交易量在该国急剧下降。鉴于瑞典所取得的良好效果,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也正意图借鉴这种立法方式。因此我国可借鉴这种模式,同时辅之于其他卫生制度措施,对这些特殊从业者定期进行辅导和教育,加强健康宣传,防范潜在的风险。

   再次,在行政处罚内容方面应更为人性化和具体化。我国现在的行政处罚措施包括罚款、拘留和收容教育。但引起争议最大的是收容教育。这种方式虽然从立法目的看是对卖淫嫖娼者实施的教育手段,但从执行手段、程序和效果来看,却凸现了行政处罚的特点。收容教育是我国从1991年开始实施的、特别针对卖淫嫖娼行为设立的专门处罚措施。它是将卖淫、嫖娼人员置身于特定场所强制劳动,收容教育的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公安机关有决定是否收容教育的权力,并且对教育期限还有自由裁量权。收容教育涉及到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从《立法法》规定来看,国务院是无权就人身限制内容制定行政法规的。所以就《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本身而言有违宪之嫌。而该办法在内容上,规定过于简单,给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过宽过大,从立案、审批到执行基本由公安机关直接处理,没有其他司法机关监督。而在决定是否实施收容教育过程中,被处罚人的无罪推定、自白出于自由意志、获得有效的听证机会、有权辩护和获得法律帮助、决定过程公开等基本程序权利被剥夺了[8]。虽然对收容教育的决定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但在此过程中,已被实际收容教育的个人损失却很难得到弥补。从实施效果看,收容教育在实践中不仅没有达到教育目的,反而成为个别执法人员的敛财工具。因此收容教育制度确实应该废除。在废除收容教育的同时,可以采取一些更人性化的处罚方式,如要求嫖娼者提供一定数量的社区服务,执行区域以当事人主要住所地为宜。就处罚力度而言,罚款的具体数额可以根据交易的金额和嫖客的个人收入来确定。另外对一些特殊身份的嫖客,还应该作其他的处理。如公务员予以开除公职等。

   3.完善其他相关法规中与性交易有关内容

   虽然现在性交易者日趋复杂,出现了同性性交易和女性向男性购买性服务的情况,但从性交易的主要数量看,还是以女性提供性服务给男性居多。有些组织甚至招募未成年少女从事性服务工作。所以在《妇女儿童保护法》等对特殊群体保护的法律中,应加强对妇女和儿童的权利保护。另外还可通过民事救济手段加大对性交易者的责任追究。例如在《婚姻法》中可以将因为配偶购买或提供性服务致使离婚的事由作为无过错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原由之一。无过错一方还有权向卖淫者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1]左松涛.试论清代色情业的发展与政府应对[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3,(4):48-52.

   [2]王刚,王元新.论卖淫嫖娼的现状与对策[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2):98-100.

   [3]贾圣行.台湾色情行业管理政策之研究——以台中市设置色情专区可行性为例[D],台湾逢甲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2002.

   [4]刘莉.荷兰“性都”即将消失[J],看天下,2008,(6):30-31.

   [5]潘绥铭.修改“禁娼法”已当其时[J],学习月刊,2005,(8):35.

   [6]杨华.浅谈卖淫问题及其解决对策[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3):82-84.

   [7]彭泽虎.收容教育违法性研究[J],西南民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72-74.

   [8]胡人斌.合法性的危机——对收容教育制度的法理分析[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医学版),2006,(3):183-186.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成果(项目编号:XXYJB0713)

   作者简介:黄小洵(1977— )女,法学硕士,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傅华(1956— )女,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原载于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1卷)第6期

本文责编:zha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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