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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庞大群体的生殖健康危机

——中国人工流产低龄化问题透视

更新时间:2016-12-20 01:04:26
作者: 胡玉坤 (进入专栏)  

  

   一、引论

  

   人工流产低龄化早已不是一个“新闻”。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就逐渐浮出水面。[1]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改革之初的1980年,中国有953万例人工流产手术,1991年达到最高峰时为1400多万例。1995年以来,唯有2008年超过了900万例(917万)。从2009-2013年则在600-700万例之间徘徊。[2] 在已婚妇女人工流产数逐渐下降的同时,未婚未育青年因不安全性活动而导致的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却一直攀升,不但居高不下,而且趋于低龄化。[3]

  

   自80-90年代以来,有关少女怀孕的各种报导就不时见诸报端,一些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4]李银河认为,1997年从《刑法》中取消流氓罪是一个变化的拐点。此前,“从理论来讲,所有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犯罪,可以被抓起来。虽然没有很严厉地执行,但那时候婚前性行为就是犯罪。而在1997年以后,婚前性行为就大量出现了。”[5]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2013年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的人工流产人次多达1300万,位居世界之首,其中不满25岁的受术者约占半数,逾600多万,大学生堪称人流的一个高发人群。[6]

  

   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成果证实了这一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笔者参与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2009年组织开展的全国性抽样调查——“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政策开发研究”揭示,在15-24岁的未婚青年中,22.4%有过性经历,几近1/4,其中男青年为25.4%,女青年19.2%。首次性行为的中位年龄为20岁。在有性经历的女青年中,首次和最近一次性行为没有采取避孕措施的比例分别占53.9%和25.4%。[7]

  

   与性行为年轻化相伴生的是人工流产的低龄化。从性行为的不良结局来看,在有过性交行为的女青年中,曾受孕的占21.3%,其中多次怀孕的占4.9%。分年龄组的数据表明,有性交经历的15-19岁青少年女性的怀孕比例为17%,低于20-24岁年龄组(22.6%),但她们中多次妊娠的比例(5.9%)却高于20-24 年龄组的(4.6%)。所有妊娠的86%最终诉诸人工流产。[8]少数青少年刚跨入青春期就遭遇了意外妊娠。

  

   2015年年初,上述几组数据骤然引发了新一轮关注的热潮。先是《中国青年报》1月26日刊发了“人流低龄化:迷惘青春之痛”的报导。同一天,中央电视台在“新闻1+1”黄金档节目中推出了“人工流产低龄化:谁之‘痛’?”的专题报导。一石激起了层层涟漪,一时间,该主题火速引爆了各大主流媒体。除了《中国青年报》和央视“新闻1+1”,笔者还先后接受了《中国妇女报》和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等媒体的采访。[9]不出所料,像以往一样,一阵沸沸扬扬的密集报道之后,一切又归于沉寂。

  

   放眼海外,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少女妊娠和堕胎是一道世界性的公共卫生挑战。为了回应全球青少年和青年人面临的性与生殖健康危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纷纷独自或联合起来采取了一系列干预举措。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人口基金2011年特意推出了发展中国家预防过早妊娠并降低不良生殖健康结局的指南。[10]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2013年专门制定了儿童和青少年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的各项准则。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反复强调并大力呼吁面向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干预,关键是要提供与其年龄相适应的信息、技能、咨询及对青少年友好的卫生服务。

  

   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也都积极采取各种策略和方法为青少年提供各种社会支持。例如,丹麦、荷兰、挪威、瑞典、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均借助于校内外各种性教育项目提供信息和技能,以降低青少年尤其是一些脆弱人群获取信息与服务的不公平性。有的专门瞄准未婚少女妊娠问题开展专项活动。例如,美国开展的“全国防止少女意外怀孕运动”,旨在赋权男女青少年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也敦促政府采取负责任的政策。它还致力于发挥父母在传递健康信息与技能中的作用,以便父母能坦然面对这个棘手问题。

  

   反观中国,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听任并容忍这个本可以降低或减少的少女之“殇”持续存在了20-30年。迄今为止,少女妊娠问题仍被有意无意地回避、漠视甚至遮盖,各种相关研究所暴露的仅是冰山一角而已。检视过往几十年的嬗变,对这个人群的创痛缺乏敏感性和关照,或者说得更重一点,我们拒绝投资于年轻人的性与生殖健康,由此可略见一斑。

  

   基于笔者本人最近一些年进行的调查、访谈和观察,低龄人未采取保护措施或避孕失败而诉诸人工流产,其直接原因自然可归咎于青年人尤其是未成年者普遍缺乏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知识、技能和权力。假如做进一步探究,深层次的症结无疑植根于针对校内外青少年和青年人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与服务的缺失和缺位,更准确地讲,满足其需求、保障其权利的刚性政策和制度安排仍告阙如。按“六普”数据,2010年,中国10-19岁青少年有1.75亿,约占总人口的13.1%,15-24岁的青年占17%。[11]若不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干预,这个庞大人群不断累积的性与生殖健康危机有可能继续恶化并进而危及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年轻人面临的性与生殖健康挑战已常态化

  

   人工流产受术者年轻化意味着有较高比例偷吃“禁果”的少女备尝人工流产手术带来的身心危害及由此衍生的其他问题。不管你承认与否,无论对于校内就读学子抑或校外青少年和青年,不安全性行为对其本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包括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艾滋病及性暴力等,不仅日益凸显,而且渐趋复杂化。毋庸说,人流低龄化是向成人过渡的青少年和青年人所面临的一连串性与生殖健康危机的一个侧影和折射。

  

   在以往30多年,由于缺乏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正面引导,青少年和青年人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和危机在不断加深和放大。更堪忧虑的是,几股发展趋势的负面效应往往互为叠加并绑定在一起。

  

   第一、晚婚已成为一股难以逆转的社会潮流,年轻人的性“待业期”因而延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男女性的法定婚龄分别为22和20周岁。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青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明显高于法定的最低年龄。据“六普”数据,2010年中国人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3.6岁,其中女性为22.8岁,男性为 24.6岁[12]。中国青年的早婚率比较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15-19岁人口的早婚率,女性为2.1%,男性为0.6%,分别比2000年提高0.87和0.32个百分点。[13]

  

   于此同时,随着营养、生活水平及其他条件的改善,青少年的青春期发育提前,他们变得比父母一代更早慧早熟。据2005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汉族女生初潮的平均年龄接近13岁,其中城市为12.6,乡村12.7;男生首次遗精为14岁出头,其中城市为14.02,乡村为14.24)。[14]如此算来,男女青年的“性待业期”都有大约7-8年,而实际的平均年数应该更长。这意味着当代青年性成熟与合法过性生活之间的时间差越来越大,这就难保很多人在婚前不发生性行为。

  

   第二、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一场急剧而悄然的“性革命”应运而生。中国社会的性行为规范变得越来越宽松,中国青年的性观念也发生了惊人的戏剧性变化。[15]无论80后还是90后,她/他们呱呱堕地后,中国社会就处于急剧的转型过程中。与其父母辈不同的是,置身其间的青少年也都对婚前性行为、未婚同居及未婚先孕等现象变得更为开放和宽容。“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政策开发研究”揭示,在2万多名15-24岁的未婚青年中,认为男女青年“应保持贞洁,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有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仅占24.1%和31.5%,两者都不足三成。换言之,三分之二以上青年都对婚前性行为表示不同程度的容忍和接受。[16]

  

   性态度和性观念的转变是性实践的先导。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打开国门之后,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逐渐加快。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城市化、家庭结构变化与家庭控制松弛、离婚率升高、单亲家庭增多、商业化青年文化的崛起以及通讯与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等等,无不对青年人性观念和性实践转变起了直接或间接的催化作用。这个人群发生首次性交的时间、性伴的选择、性活动频率、性伴的数量和性活动方式等皆概莫能外。未成年人性行为模式的蜕变之快超乎人们的想象。不论在公园、校园、街头巷尾,抑或传媒中,青年人接吻、相拥相抱等性表现场景俯拾皆是。由此可见,性观念与性行为的变化就如同孪生姐妹一般。

  

   第三、未婚青年性观念的开放、性行为的普遍化同性健康知识的匮乏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拥有正确的性知识与性信息是青年人做出知情选择并进而保护其健康的前提。然而,相当高比例未婚青年,不论是预防与保护抑或妊娠与艾滋病风险知识都相当缺乏。在前述全国性调查的问卷中我们设计了二个问题来测度未婚男女对性交行为风险和后果的知识。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能正确回答“女性一次性交就有可能怀孕”刚刚超过半数,占50.7%;认为“人工流产对女性以后妊娠不会产生影响”却足足有一半人,达50.3%。了解预防风险的办法对于规避和降低危害不可或缺。但从“如果不小心发生了无保护性行为,该如何避免怀孕?”这个问题的回答来看,知晓正确的应对措施,即72 小时内服用紧急避孕药的被调查者还不到半数,占48.3%。未婚青年有关避孕药具和避孕的知识也不容乐观。被调查者中能正确回答“女性一次性交就有可能怀孕”略过一半(50.7%);认为“人工流产对女性以后妊娠不会产生影响”则刚超过半数(50.3%)。[17]

  

   笔者在进行质性访谈时也发现,青年人中存在各种认知误区。有的青年人把人工流产当避孕措施,有的把紧急避孕药当常规避孕药来化险为夷。有的不能正确使用避孕套,有的仅仅依靠安全套、安全期或其他更不可靠的避孕措施。西部落后地区农村青年的避孕意识与知识就更堪忧虑了。有的连一种避孕方法也说不出来,在她/他们眼里,避孕是“爸爸妈妈的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甘肃一个接近24岁的男青年谈到,农村人都挺封建的,没有媳妇的人去拿避孕套,别人肯定会觉得他要“干坏事”,去“糟蹋哪家女孩子”。许多被访者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只要不瞎搞就没事”、“不放纵的人不会得这种病”、“不同乱七八糟的人有性关系就不会轻易染上”。

  

有正确的性知识是青少年做出知情选择并进而保护其性与生殖健康的一个前提条件。然而,这个人群却因知识匮乏而对不期而遇的性事务深感困惑、惶恐乃至深受危害。最近一些年,校内外青年中频繁发生形形色色“门”事件便是很说明问题的例证,其中包括被炒得沸沸扬扬的 “摸奶门”、“秋千门”、“脱裤门”、“扒衣门”、“色诱门”、教室“做爱门”、“黄瓜门”及“破处门”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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