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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庞大群体的生殖健康危机

——中国人工流产低龄化问题透视

更新时间:2016-12-20 01:04:26
作者: 胡玉坤 (进入专栏)  
校园“性骚扰”事件,对留守女童和青少年的性骚扰等,也屡屡被推至聚光灯下。不谙世事的未婚少女妈妈产子弃婴杀婴的一桩桩犯罪事件也不绝如缕。涉罪女性有可能终生也走不出这一悲剧的心理阴影。凡此种种莫不触目惊心,也无一不折射了青年人中不断累积且日趋严重的身心困扰。

  

   第四、除了信息和教育的匮缺,这个人群生殖保健服务的可及性较差也是加剧少女人流问题的一个杀手。计划生育无疑是防止意外妊娠的一个关键性措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人口与计生系统开始强调拓宽服务范围,并在促进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方面进行了一些很有创意的尝试。但从总体上看,该部门管理和服务的“重中之重”依然是20-49岁的已婚育龄人群,而作为育龄人群一部分的未婚青年则被有意无意排除在计划生育项目的辐射之外。管理和服务上的这种错位,加之体制的弊端和观念的滞后,计划生育服务未能在保护未婚青年避免意外妊娠和预防性传播疾病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即便在避孕药具广泛可得的情势下,附着在婚前性关系的社会污名、道德评判和歧视也会对未婚青年获得必要的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教育和服务构成严重障碍。前述的全国性问卷调查揭示,“问题不严重”、“害怕被嘲笑”以及“不知道哪里看”是青年人未能实现治疗需要的三个最重要因素。[18]羞耻感、担心和害怕等同社会文化期望密切相关的心理困扰也阻碍了未婚女性尤其是少女利用现有的医疗保健服务。

  

   要是不幸受孕,由于怕父母责备,也怕邂逅熟人,她们往往选择非公立医疗机构堕胎。人工流产毕竟是避孕失败后的一种补救措施。但铺天盖地的“无痛人流”的渲染往往使年轻人不拿堕胎当回事。由于没有切肤之痛,以至于很多青年人不会进行痛定思痛的反思。

  

   第五、低龄青少年因涉世未深而付出了更高的成长代价。青少年期是人生的第二个十年,是从儿童到成年人的一个过渡期,也是个体身心发育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阶段。跨入青春期之后,少男少女身体迅速发生变化,性心理和情感也随之变化,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处于形成的过程中。爱恋在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中潜滋暗长,有的人懵懵懂懂地堕入了爱河。这个阶段少男少女的一个特出之处是好奇而且易于冲动。而且年龄越小,在性事务上越有可能缺乏知识、经验和责任感,无保护的甚至高风险的性行为也就更为普遍。一旦意外怀孕,少女们往往手足无措却又不敢向父母或老师吐露实情。

  

   本人进行的质性研究也证实,年纪越小,其性活动尤其是首次性活动越有可能是无准备的、冲动的因而是不安全的。一个不满20岁的打工妹坦言:“我周围尽是未婚同居的,好像没有人关心贞操呀什么的。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在城里生活这么孤单,男女孩很自然就走到一起。第一次上过床,就不会在乎第二、第三次了,也不会管同更多男朋友发生性关系。有的根本不考虑将来是不是结婚,要是怀孕了就去打胎,也很少有人去考虑什么健康问题。”

  

   在朋辈同窗压力和从众心理的影响下,罗曼蒂克的情侣们会因一时冲动轻率地偷尝“禁果”,有的将危险置于脑后沉迷于性实验或“性游戏”,由于对人流危害的严重性浑然不知,有的人将避孕和流产视为儿戏。有的“好了伤疤忘了痛”,很快又重蹈覆辙。有了身孕后,有时少女只能自己独吞“苦果”。在各地访谈中,我们总听医护人员叹息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摸样的打胎者一直有增无减。小女生因妊娠而自动或被勒令退学的事例也时有所闻。

  

   第六、青年人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同质性群体,她/他们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会因地区、城乡居住、年龄、性别、在校与否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而大为不同。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工、社会闲散青年、职技校学生及留守儿童等社会底层边缘化人群,会面临更大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

  

   例如,农村青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青年,往往初中毕业甚至初中辍学后便迈向社会,绝大多数人又会从农村涌向都市。一旦脱离了父母的视线、社区的约束和传统乡土文化的“紧箍咒”,原先固守的性道德规范会荡然无存,其性观念有可能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生活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中,加上灯红酒绿城市生活的冲击,男女打工青年的恋爱和性活动往往具有很大的从众性和盲目性。

  

   此外,男女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落差会导致对女性的经济剥削演变为性剥削乃至性暴力。由于获取经济机会和资源上的不平等,一些无收入或低收入的女青年有可能不幸落入商业化性服务的行业。因权力关系失衡,性工作者有可能身不由己沦为更不安全的性剥削的牺牲品。[19]暴露在高风险之下的低端商业性工作者,常因其工作的非法性而被迫转入地下,这就使预防和治疗干预变得更难落实。

  

   由于上述几个因素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绞缠在一起,年幼无知的低龄人难免受到更大的伤害。无数事实和证据表明,低龄人群的未避孕率、避孕失败率、重复流产率、大月份堕胎甚至引产的比例往往都相对较高。人工流产,不论安全与否,也不管一次还是多次,都有可能对少女造成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短期和长期的负面影响。而且年龄越小,对身心的伤害有可能越大,并且有可能终身相伴。

  

   青少年期是脆弱的,也是危险的。例如,有的堕胎者可能迎头撞上并发症、习惯性流产、不孕症及本可避免的其他惨痛结局。有的伤损是永久性甚或是致命性的,并由此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凡此种种皆表明,“狼”真的来了。与闭关锁国时代的青年人安然无恙不同,现如今,成长中的青少年和青年人面临此消彼长的各种性与生殖风险已成为一种新常态。

  

   伴随改革与开放的双重变奏,整个中国社会的环境与改革前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人流低龄化显然不单单是青少年自己造成,仅从青少年自身去寻求答案显然是远不能解决核心问题的。导致和加剧青少年风险的因素都打上难以磨灭的时代烙印。惟有放在更宽宏的时代大框架下予以考察,才有可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三、滞后于时代的性教育事业有待制度化

  

   人工流产年轻化给各个利益相关方都敲响了警钟。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对于保护年轻人的性与生殖健康缺一不可,但目前这三者不但都差强人意,而且均处于离散化的割裂状态。改革开放30多年来,青少年人群的性观念、态度和行为业已发生了急剧变化,性教育政策引领下的性教育实践虽有了一些变化,但总的来说,有的方面步履蹒跚,有的方面仍裹足不前甚至在原地踏步。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青年人尤其是青少年不断变动的多样化需求同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目前面向这个人群提供的信息、教育及医疗保健服务之间存在着明显断裂。现有的性教育,无论正规与否,既未能跟进青少年和青年人自身的需求,也落后于时代变化的步伐。究其原委,依笔者之见,无论信息、教育还是服务的缺失皆有深层次的制度根源。我们从学校、家庭和社会性教育的多方缺位中,不难找到一些答案。

  

   (一)学校

  

   学校本是向在校学子传授性知识,改变其态度乃至价值观念的最佳场所,也是赋权青少年保护其性与生殖健康的主阵地。[20]中国城乡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卓有成效,绝大多数儿童和青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学校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也是普及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最佳时刻。从学龄的角度看,假定按《义务教育法》规定6周岁入学,6-11岁应处于小学阶段,12-14岁为初中,15-17岁高中,18-22岁年龄组应处于大学本科阶段。在就学期间,相关性知识的学习和灌输应持续不断地深化和拓展。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性教育的议题就被重新拾起。早在1973年,周恩来总理就提出,“让青少年懂得生理卫生知识很重要。女孩子有月经以前,男孩子遣精、发生手淫以前,就应当有这一方面的知识。” [21]1981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全日制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修订意见》都将生理卫生课列为必修课,对这门课的教学目的、教学时间安排等做了明确的规定,并据此编辑出版了教材和教学参考书。1984年,教育部、卫生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颁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学生理卫生知识教育的通知》。1988年,国家教委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下达了《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1990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卫生部又联合发布了《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到了90年代,在艾滋病时疫不断蔓延的催逼下,更多公共政策涉及到性教育主题。例如,1996年,国家教委等下发了《关于在普通中学进一步开展人口与青春期教育的通知》。

  

   跨入21世纪之后,更多有关性教育的政策纷纷出台,并逐渐融入了更多国际元素。例如,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3条)规定:“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9条)也载明:“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对他们进行社会生活指导、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2008年,教育部专门制定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进一步就健康教育的目的、内容及教学方法等做出了一系列新规定,其中很多内容都涉及性教育的主题。

  

   回望以往30多年的历史,性教育的内容已逐渐融入到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陆续颁布的大量法律、政策和条例之中。其内容主要涉及健康教育、人口/计划生育和预防艾滋病这三个领域。在上述政策法律的引领下,有的城乡中小学也做出了一些回应。除了生物、体育及思想品德等传统课程,很多地方纷纷开设了与性问题或多或少有些相关的名目繁多的一些课程,其中包括生理卫生、性教育、青春期教育、健康教育、生命教育、艾滋病预防教育、心理卫生教育、计划生育教育及生殖健康教育等等。有的学校还请外来专家来做专题讲座或开展相关的课外活动。东部一些发达省份的某些创新性实践甚至超前于国家的政策规定。譬如,上海市科技教育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2005年就通过了《上海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涵括青春期性教育的生命教育已成为上海各中小学校德育教育的重点之一,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然而,重启性教育已过去了30过年,目前学校性教育仍步履蹒跚。究其原因,除了政策本身的种种缺失,在现实生活中,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是一码事,政策的贯彻落实又是另一码事。在日常教育实践中,由于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做出刚性的硬性规定,总体而言,中小学性教育课程仍被极端边缘化,这在西部的农村学校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当前的教育大环境之下,片面地以升学率作为考量学校社会影响力主要或唯一标准的教育实践在各地仍大行其道。校长和老师都心知肚明,与学校声誉、奖励和教师考核挂钩的主要是教学成绩,尤其是学生的分数。都是应试制度惹的“祸”,学校和教师都身不由己地围着中考或高考的“指挥棒”转,国家关于素质教育的三申五令自然总是被抛之脑后。像性教育这样的非主流科目难有一席之地也就可想而知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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