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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农民为什么“死守着”农村不放

更新时间:2016-12-19 12:29:09
作者: 刘晨  

  

   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我们大约对H省的某村进行了连续性的跟踪调查,发现,仅仅就该村的一个小组的农民们,呈现出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城镇化现象”。我们暂且将其称为“伪城镇化”。

  

   据调查,该组村民,具备流入城市或城镇的能力大约有以下几种人群。第一,子女上学不多,学历不高,在本村所在的市区或者流动到全国其它城市打工的。(即便是流动到外地工作,日后也会回到家乡发展)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种城市化类型。第二种:因为结婚,女方要求在市区买套房,于是乎,举全家之力(甚至是贷款),在市区买房给儿子结婚,但是生活上的那些柴米油盐等,几乎都从农村“背”到城市里去。这是第二种城市化。第三,跟随自己的子女,外出生活。通常,这类都是因为子女因求学、读书等实现了大幅度的垂直型社会流动。作为农民,脱离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那个省,到外省和子女们一起生活。这是第三种城市化。问题是,这种城市化的模式中,父母中的一方(父亲或者母亲),往往选择留守在农村。该村的情况,多半是作为婆婆的母亲去城市“带孩子”,等日后孩子可以独立上学了,自主性更强了,再返回农村养老。从这三种“伪城市化”或“伪城镇化”的角度来看,其实真正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并不多,而是作为农民的子女——“农二代”实现了城市化或城镇化。他们从农村和城市汲取双份的养料(家里给+自己赚),最终在城市挣扎的生存着。

  

   按照常理,在城市可以生活,没有那么高强度的劳动,没有风吹日晒,有子女的劳动养着,甚至打打麻将,跳跳广场舞等,老年生活可以过的无比快乐。但是,农民为何选择回到农村?或者说,把子女“弄”到城市,自己却选择留在农村?我们为此陷入了深深的迷思,因为按照人趋利避害的天性,他们不应该这样选择,可是事实就是这样。

  

   带着疑问,我们对该组这些具备流动到城市里生活的农村人进了分类调查。他们的回答,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因为土地;第二,因为怕和年轻人在一起生活不方便,毕竟生活方式不同;第三,与媳妇不和;第四,给子女结了婚,算是完成了任务,接下来想图个安逸;第五,农村有熟人,但是城市里没有。第六,怕自己没有一技之长,给子女增加生活负担。从这六种情况来看,他们更多的是站在他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呈现出中国农民的无私性,但是这种无私却又同时伴随着另外一种农民的弱点——保守——而存在。他们怕这、怕哪,总而言之,就是还没有去做,就已经缩手缩脚,而不去实践,想当然的“怕”,这也就增加了他们不流入到城市里生活的可能性。据调查,如此之做法,给他们的子女增加了不少的困扰。如果我们看第三种的“伪城镇化”便知:子女会担心作为老者的父母(一方)在家中怎么生活的问题,谁来照顾的问题。且,又不是子女没有能力在城市里供养他们。这种情况,还造成了这类家庭的两个老人情感不和,因为长期的分居两地。甚者,制造出了留守男子的乡村婚外情,最后多半是女性忍气吞声,毕竟选择离婚对女方和子女来说,伤害名声。其实,对于乡村的留守妇女而言,也有这类的问题。因为男性长期打工在外,女性出轨,最后男性知道了,回来把女性暴打一顿,找女性的情妇赔钱了事,多则上万,少则上千。

  

   话在说回来,在我们看来,农民之所以不愿意离开农村,根本还是在于两点(上文中已经有提及),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生活方式。土地,在贺雪峰等人看来,有社会保障的功能,也就是说,可以保障农民饿不死,也冻不着。因为,土地可以生产出粮食或者蔬菜,可以卖钱,可以换取生活用品等。然而,土地在现在的农村,流转的形式更多是租凭,而不是买卖。农民,毕竟没有像历史上的那种对土地的所有权。故而,租凭出去的收入,很低很低,且多半都是给亲戚,这样便于到时候拿回来。关键是,如果土地是保障,可以有饭吃,难道城镇里就没有了吗?在城市里当保安或许都比种地收入高。所以,把土地设置为有保障功能的说法,在本文看来是半个假命题。有学者曾经指出过,农民之所以穷就是资源和机会不平等。他们看不到和得不到城市里的机会,而选择最保险的方式,在农村“窝”着,故而,想赚更多的钱,也就只能种更多的地。关键是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那么多地,怎么办?

  

   种地虽然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但是还有一种农民所希望得到的东西,那就是图个安逸。我们发现,农村人最喜欢的就是自在。他们告诉我们:“在城里打工会受气,他们不乐意。”自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开始以后,土地怎么种,是自己说了算。种的好与不好,是自己的事情。虽然,村庄内有人会闲话,在背后指指点点,但是根本性的问题改变不了,庄稼种的不好,虽然收入低一点,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他人何干?为此,农村的这种自在性就把农民养成了“不能受气”的品质。在城市,看脸色吃饭,的确是存在的,故而就不愿意到城里谋生,而且在他们看来,城里生活更辛苦——要起早贪黑,日以继日,且什么都要拿钱去换取。还有,或许两代人的生活观念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容易产生家庭矛盾,这就让农民不太愿意到城市里随着子女生活,话说到底,还是图个自在。

  

   所以,在本文看来,农民为何死守着农村不放的原因,主要还是这两点。这对于城镇化率和城市化率而言,的确是个问题。我在即将出版的拙作——《半解乡村》(光明日报出版社)里引了一个数据,如下:据国家统计局消:到2015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746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80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711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0%,比上年末提高1.33个百分点。(见《国家统计局: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0%》一文,原载《中国经济网》)可以看到,56.1%的城镇化率的背后,却呈现出“死守”的一种农民生活心态,它似乎更像是中国农村接下来发展(城市化)的巨大瓶颈。而且,这并非是简单地做思想工作和群众动员就能解决的。

  

   2016年8月16日

  

   作于澳门大学

  

   作者系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农村廉洁建设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

   原载《中国乡村发现》2016年第6期。此为原文,以纸质版为准。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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