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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毅鹏:单位制与“工业主义”

更新时间:2016-12-15 13:10:04
作者: 田毅鹏  
发现“在和平时期和在战时,军队都是一种广泛的消费公社。主要存在于军队的基层——士兵中间,他们住大军营,吃大锅饭,领取公家的服装和装备,可以名之为消费共产主义。到了战时,这种消费共产主义逐渐推广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其过程大体是:先是军队人数大量增加,从而扩大了消费公社的规模,然后是给士兵家属提供供应。(28)可见,军事共产主义在战时的高涨及和平时期的发展,使其运作模式带有长期性和拓展性。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长期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在单位制度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中,军事纪律和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态为单位制度的基本组织、纪律规范及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支持。

   (三)“去资本主义化”与单位社会组织范型的选择

   在分析20世纪世界革命类型时,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1789年法国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和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革命并提,称之为“大革命”或“社会革命”。如赛达•斯阔克坡尔认为:“中、法、俄三国的革命,可用其共同特征来加以说明。这三个国家的社会革命具有结构的相似性,这是未曾发生激烈革命的国家所没有的。”(29)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和亨廷顿也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相并提,认为与过去以政权更迭为主要目的的政治革命相比,这种被称之为“大革命”的激进的政治革命具有极其强烈的“社会革命”色彩,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因为这种革命“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30)上述对现代社会“革命话语”类别的辨析对于我们理解“单位社会”的起源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众所周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欧美资本主义的“大灾难时代”,当时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曾被形容为是“一场最后的危机”(31)。人们坚信,资本主义已气衰力竭,行将就木。西方资本主义的空前危机为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选择提供了最为充分的“负面合法性”论证。由此,一个与启蒙以来现代化思潮相对立的“反现代化”思想由此发轫。正如现代化一样,“这里所说的反现代化概念,实际上也是一个空前的‘现代’现象。”(32)只不过是试图选择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欧美式的另一种“现代”而已,其社会改造的设计同样是植根于“工业主义”和“现代性”观念基础之上的。故我们在探索单位社会起源时,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革命根据地“供给制度”的简单移植,也不能将其看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源短缺匮乏背景下新政府创制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把单位社会的建立与政治精英改造社会的伟大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联系在一起。考诸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述思路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论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曾发生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等论争,很多知识分子撰写文章,表达出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基本观点,从中可窥出“去资本主义化”的理念,亦可发现关于单位制的某些构思的雏形。在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设计中,“工业主义”与“社会革命”的计划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1)力倡计划经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界和思想界主张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模式的观点层出不穷,他们认为,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世界里,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思想已不适用于中国,“今日国际竞争,日益剧烈,民族主义,弥漫全球,各国政府正以团结其民族以图生存竞争之胜利,我尚能一任其自然,甚且更进,而提倡个人主义,其能自免于天演之淘汰乎。此自由思想之不可过度采用,彰彰明甚。”(33)“20世纪以后,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随时代的消磨,渐成为历史的陈迹……纯粹的个人主义不但侵蚀国家的生命,而且还可以腐化个人的生活。因为个人的生活若漫无标准,久而久之,浪漫成性,精神便易于颓废,缺乏了生命之力。”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管制经济与统制经济。“我们所称许的管制经济,是指‘社会化的管制经济’而言,它是以保护国家民族的生存,促进社会人群的福利为目的的。”(34)“夫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今日诚多流弊矣。然资本主义之流弊乃由放任主义与个人主义造成之,如能施行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则其流弊当可免除。”(35)上述思潮直接为中国建国初期单位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思想支持。

   (2)“去资本主义化”。在论争中,人们对中国社会未来的社会主义前景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在《申报》组织的关于中国未来畅想的征文活动中,读者张宝星认为:我梦想未来的中国是这样的:在经济方面,经过详细缜密的调查计算之后,实行计划经济。(36)浙江大学教授微知则写道:未来的中国,要以民众的力量,改善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使它不复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然后以统治的工业化计划,造成一个新的经济的基础。(37)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者姜解生也提出:“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的工作每天只有4小时或6小时。……那时候,人类社会所受自然底制限,已一天少一天。所谓人生,一方面是有计划的有规律的,一方面是可以本能地尽量享受一切的。(38)

   可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严重危机的形势下,“去资本主义化”已成为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一种最为重要的真切选择。毫无疑问,这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迈向“单位社会”这一新形态准备了相当充分的思想材料。

  

“工业主义”与单位制度的形成及展开

   在世界早期工业化史上,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伴而生的社会现象。与前工业社会的一切经济形态不同,工业社会的重要特点在于“工业人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这种划分的一个结果是产生一套复杂的规章制度来管理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39)故在经典社会学家的笔下,由工业化、城市化而带来的社会的再组织化,构成了人类由传统迈向现代的最重要的社会变动。作为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较早对工业主义及工业社会高度组织化的特征做出总体性的概括,认为“工业就是科学的劳动组织,然后才有财富的不断增加和个人在工厂里的集结。”(40)上述分析思路为后来的社会学家所继承,如韦伯探讨了大规模经济组织的理性化进程,认为正如军事纪律是所有纪律的母体那样,“纪律的第二个伟大的教育者,是经济上的大规模组织。”(41)雷蒙•阿隆也提出,无论是以欧美为代表的早发工业社会,还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另一种类型的工业社会,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即在一个工业社会里,人数日益增多的劳动力被工厂或服务部门雇用;对劳动生产率的关注;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唯一的途径。(42)“工业文明越发展,劳动组织机构从广义上说越具有集体性并且志愿地接受引导,个人劳动问题就更加是从属的问题……历史主体越来越直接地进入集体性组织机构和整体社会中。”(43)可见,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散漫性不同,工业社会是建立在科学的劳动组织的基础之上的。由于科学组织劳动,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工业生产要求在工厂和城镇集结工人,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工人的大量存在。(44)在这一意义上,“工业化”与“组织化”构成了单位制度形成的一条主线。1949年以来,新中国以单位制为核心的“组织—制度”创制实际上就是一个以工业制度为模板,以社会革命为原则,对旧中国社会实施全面改造,并进而实现社会再组织化的过程。

   (一)“工厂—社区”复合体和“复数单位人”的产生

   1.“工厂—社区”复合体的产生

   典型的早期工业社会的组织化主要是以“工厂—社区复合体”这一社会空间为平台展开的。早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初期,那些新兴的工业城市即表现出“工厂—社区”一体化的特性,只不过那时的一体化是粗鄙的、非计划性的。首先是工业人快速集中于工业城市中,工业革命时期所有新兴的城市似乎都是突然冒出来的。据统计,1785年,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除伦敦以外,5万人以上的城市只有3个;70年以后(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时间),这样规模的英国城市已经有了31个。在这些新兴城市中,最突出的是兰开夏郡的曼彻斯特,它是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现代化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人口从1772年的2.5万增至1851年的45.5万。(45)罗森堡也说:“在1750年以前只有为数很少的西方人曾见过工厂,而到1880年,则只有为数很少的西方人看不到工厂的存在。”(46)作为新社会最为重要的组织和整合力量,“工厂就成了新城镇的组织核心,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与工厂相联结,并成为它的从属。”(47)“英国工业城市房子与功用的基础集合是工人阶级社区。它由排屋组成,位于一个或几个工厂周围,那里有社区商店和酒馆服务。决定布局的因素是工厂,因为工作时间很长,去工厂工作实际上靠步行。”直到机械交通工具诞生后,“这种受狭隘的地理局限的生活才被庆幸地突破了。”(48)可见,在世界工业化史上,工业人“职住合一”式的集中居住及“工厂—社区”复合体的形成,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20世纪初期开始,这种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相伴生的工业人集中居住现象也开始在中国出现:(1)晚晴民国年间,伴随着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轫,出现了工业人集中居住区,只不过由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滞后而其规模有限而已。在上海若干工厂的周边有茅屋草棚式的劳工棚户区,“在那里,你可以发现到低得和你肩膀几乎平行的构屋,破板、乱草、芦苇、透了顶的铁锅,代替了这类建筑物的红瓦,狭窄而低小的门。”(49)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民国年间的官办企业即存在着“企业办社会”现象,“中国社会与经济生活之危机是社会服务与福利制度发展的主要原因。战争引发的危机直接导致企业行政管理人员形成新的思想模型以及修改其现存思想模型,并间接地导致社会服务与福利制度的发展。”(50)这似乎说明,工业社会中由企业来承担一定的社会服务职能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普遍性。

   (2)“工厂—社区”一体化的空间在1949年后尤其是“一五”期间得到了快速的、有计划的发展。在当时的重点工程建设中,中国开始模仿苏联模式,在建立厂房的同时,同步兴建职工生活区。这固然有与工业化配套的生活便利方面的考虑,但更为重要的思考在于职工住宅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原则体现。在此问题上,苏联的住宅模式对当时中国的工业社区建设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时人看来,“苏联的城市建设是依靠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优越性。”(51)一五时期这种“工厂—社区”的组合模式为“单位办社会”格局的形成和单位的高度组织化提供了基础性空间条件。与规模相对较小、居住比较混杂的传统工业社区相比,依托于超大型企业而形成的工业社区普遍具有占地面积广、社会互动规模大的特点,在相对集中的空间内形成了一整套的社会服务体系,使得这里的居住者更容易体验到“单位办社会”的氛围。浓郁的单位氛围使得这一空间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体制性的限制使得其员工无法走出单位的辖区,缺乏社会流动。这种封闭性自然带来“排他性”。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使得单位人充满了一种优越感。此外,与城市社会“异质性”特点不同,在集中的工业社区里生活工作的人们虽然岗位分工有所不同,但其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却具有极强的“同质性”,形成了带有地方特色的“社区文化”。

   2.“复数单位人”的生成

从组织化的角度审视单位现象,“单位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在反思批判计划主义的过程中开始提出并使用“单位人”概念。从那时起,单位人便被赋予了诸多“劣根性”,被看作是懒惰、封闭、保守、缺乏进取心的代名词。也有学者认为,“单位人”是改革开放前典型的“个体人”,因为在单位体制下“个体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脱离了大家庭、亲属组织、地方社区等曾经囊括一切的社会范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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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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