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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1930年代中后期的远东国际关系与日本海军的战略选择

——以海南岛作战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6-12-12 12:26:32
作者: 周俊  
日本陆军的华北分离工作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本海军负责的华中、华南等地频繁发生抗日事件。例如,1935年11月上海日本水兵被杀事件、1936年1月汕头日本巡警被杀事件、1936年7月上海日本商人被杀事件、1936年8月长沙日本商人被杀事件等。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引起了日本海军的敌视,其中以1936年9月3日发生的北海事件为代表。处理北海事件时,日本海军的态度非常强硬,不仅向北海海域逐次增派舰艇组成南遣部队,还出现了占领海南岛的声音[33]。

  

   处理北海事件期间,数位日本海军驻华基层人员向海军中央提议占领海南岛[34],但没有阐述具体方案和作战意义。海军基层人员处于权力核心的外围,但是可以看到,海军基层对海南岛开始重视,并且态度甚为强硬。而海军中央在军令部第一部甲部员中原义正的推动下也探讨了海南岛问题。1936年9月14日,中原提交草案《北海事件处理方针》。文中建议,“悄悄扶植海南岛的帝国势力”,“即使当地的抵抗排除后,也应在海南岛留下驻兵”,并罗列12条在海南岛扶植日本势力的方法,其中包括“确立事实上的驻兵权”,“扩大领事警察权”[35]。中原的意图在于借解决北海事件,无论中方做出何种对应,日本都应在海南岛建立一个表面为中国领土,实质受日本控制的特权区域,以备将来时局变化[36]。

  

   1936年9月15日,军令部第一部部长近藤信竹与第一、第二课长对中原提交的草案进行审议,形成最终处理方案《军令部北海事件处理方针策定》。最终案在海南岛问题上有所后退。最终案中指出,“国民政府回避责任或拖延解决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其定期排除抵抗并增派兵力”,“如果(增派兵力)无法解决,对北海方面动用武力,但限定在耀我武威及调查能实行的程度内”,“行使武力后,所需兵力驻海口”,“如中方缺乏诚意,反而助长反日,根据情况对海南岛或青岛进行保障占领”[37]。海军最终案的首要意图在于调整中日邦交,海军也在此时从幕后推动了中日交涉,即张群川越会谈 [38]。正如海军最终案指出的“全面禁止反日,促进邦交的根本性调整”[39],海军高层欲借威慑性地处理北海事件为手段,震慑蒋介石政府,形成日本在外交谈判中的压倒性优势。例如,海军中央向第三舰队发出的《官房机密第597号电》中命令道,“从警备以及对中交涉有利的角度出发,此期间要在海口方面(海南岛)配备足够的兵力”[40]。北海事件时,海军内部实质上不存在攻占海南岛的具体计划[41],军令部声称占领海南岛之说,与其说具有远大的战略目的,不如说是日本对中国进行外交施压的手段。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军令部的最终案与中原的思考并不相同。军令部高层对北海事件的判断为,“近日频发的不法事件主要源自于(中国)对我警备能力持有轻侮之心”,“对中警备的重点应为航空兵,要有对主要城市进行空袭的能力”,“舰队任务是防患未然”。而中原的判断则是,“一系列反日事件的背后都有英国的存在,如果要根本性地改善,只有压制英国势力,而压制英国的方法就是控制海南岛”[42]。军令部高层的判断从中日关系的框架出发,意在借北海事件确立压服中国的态势。中原义正明确指出海南岛问题就是对英问题,是第一个将海南岛问题与对英问题进行联系思考的人物。中原的思考超出了中日关系的范畴,是立足于远东格局中日英对抗的角度。中原的思想显然与“后海军假日时代”所带来的危机感存在联系,但是,中原的建议此时没有成为主流意见[43]。随着北海事件得到解决,海军省、军令部于1936年9月26日联合发出《对支处理方针备案》,海南岛问题正式被搁置[44]。

  

   实际上,海南岛作战没有进一步探讨的原因有三。其一,海军内部没有共识。军令部部员中原从对英关系的角度提议占领海南岛,但军令部高层却认为应该以解决中日冲突为主。其二,陆海军之间没有共识。军令部颁布最终案《军令部北海事件处理方针策定》的当天,陆军参谋本部也发布《对支时局对策》一文,明确表示陆军在华南不打算动武,注意力应集中于华北[45],参谋本部第一课长石原莞尔也亲自向军令部第一课长表示,陆军没有在中国全土进行作战的意向[46]。陆军关注的重点在于北方之苏联,因此希望战略上避免南北两面同时冲突。关于海军的作战计划,军令部虽拥有起草的主导权,但需与海军省的海军大臣商议[47],在立案时需与陆军参谋总长协商后奏请天皇裁可,作战命令需军令部总长与参谋总长共同签署[48]。因此,军令部形式上需争取海军省和陆军方面的认可,或至少是不反对。另外,由于统帅权独立于内阁政府之外,政府无法参与军事计划的设计。其三,对国际关系进一步恶化的顾虑。1936年10月1日,海军省军务局文件《对中实力行使及其国际关系影响的考察》中明确说道,“如果保障占领海南岛,将会大大地刺激英美法。目前为止,避免刺激英美法的侵略性南进政策的假面一旦脱落,将会直接刺激英美法的利害关系,其必将相互联合向我方施压,我国的国际关系将面临极大困难。如果成功使各相关国家能够理解我方在解决北海事件时的暂时性保障占领,那么压力将会缓和”[49]。可见,海军中央顾虑的是时机与作战名义的问题。但是,正如军令部第一课长福留繁所称,“眼下虽没有占领海南岛的企图,但为了扶植我方势力,应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尽可能地向该方面配备兵力,以促进我方势力的进入”,伴随着北海事件的发生,海南岛问题正式进入了日本海军的战略构图之中。

  

   三、中日战争下日本海军的搭便车行为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进入全面战争。借此之机[50],日本海军的军备在1937年至1938年之间发生了实质性的膨胀[51]。随着战线扩大至华中、华南地区,原本在中国问题上没有立足点的日本海军开始插足。1937年8月上海事变后,日本海军开始实施长江巡航及封锁华南沿海作战,这导致日本与英国之间的技术性摩擦开始增加[52]。例如1937年8月下旬,发生了英国驻华大使的乘车受到日本军机的扫射,大使哈格森(H.K.Hugessen)重伤的事件[53]。

  

   在南海方面,日本海军于1937年9月3日占领了东沙群岛。针对此事,英国向美方告知,英法两国均认为日本有在东沙群岛建设机场,并且占领海南岛、西沙群岛的企图[54]。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 Hull)认为日军的行为已经远离中国战场,需唤起日方的注意[55],但是英美法三国均没有针对此事提出外交抗议。1937年9月11日,日本海军的军舰集结在广州湾及海南岛附近海域,法国驻日大使亨利(Charles Arsène-Henry)向日方提出抗议[56]。1937年9月17日,日本海军对海南岛海口进行炮击[57]。事后第二天,法国驻日大使亨利、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莱琪(Robert L. Craigie)立刻造访日本外务次长堀内谦介,表示严重关切日军在海南岛的行动,克莱琪表示海南岛离英国重要权益地区很近,如果日方占领该岛,英方不可能毫不关心[58]。日本外务次长堀内谦介于1937年9月24日以及1937年10月4日,分别向亨利以及克莱琪回复,表示日方没有占领海南岛的意图[59]。针对海南岛以及南海诸岛屿的问题,英美法三国除了不断地重复外交抗议外,均没有采取任何制裁性的行为。相反,为了防止日本做出更加过激的举措,远东地区实力不足的英国开始寻求对日妥协。1938年5月,迫于日本压力,英国将占据中国海关总税收一半的江海关税收存款从中国中央银行银行账户转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账户之下[60]。

  

   与此同时,日本皇宫内以及内阁参议方面并不希望与英国发生冲突,认为处理对英工作是当务之急[61]。受此影响,1938年2月28日,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三机关的次长召开会议讨论调整英日关系。在外务次长堀内谦介改善英日关系的呼吁下,陆军次长梅津美次郎与海军次长山本五十六表示没有异议。最后,堀内外务次长提出四条具体意见。主要为“避免发生纠纷事件”,“公正解决英国关心的重大问题”,“华北华中的经济开发对英招商”,“极力控制国内舆论,禁止反英活动”[62]。并于1938年7月26日,由致力于改善英日关系的日本外务大臣宇垣一成[63]开始与驻日英国大使克莱琪展开实质性会谈[64]。关于海南岛问题,考虑到英法受到刺激反而会形成国际共同战线,宇垣一成向英方重申了没有领土野心的立场[65]。英日正式会谈之前的1938年6月27日,宇垣一成对克莱琪表示,如果日本军队下一步向汉口、广东前进的时候,将有可能进攻海南岛,但不是基于领土的野心[66]。克莱琪明确回答,“英方对于占领海南岛一事持有种种异见”[67]。可见,外务省在处理对英问题上非常慎重,关于海南岛问题也极力避免刺激英国。

  

   陆军方面在此问题上与外务省的看法趋向一致。1938年7月3日,陆军省文件《陆军关于时局外交的希望》中强调,“行使武力之外,应依靠外交交涉切断海外对华武器支援”,“对于英国在华中、华南的权益表达善意”,“期望慎重地对待英国在华权益,避免无谓的摩擦”,“整顿帝国朝野上下的对英言行” [68]。中国政策部分则强调,“帝国需实质性支配华北及蒙疆的国防资源开发”,“有关华中的产业开发事业,帝国需与列国保持并存”。显然,陆军在宣称确保陆军系统在华北和蒙疆的利益的同时,暗示海军应该与列强共享华中、华南的权益,避免与英国发生无谓的摩擦。

  

   然而,当时日本社会甚嚣尘上的反英氛围某种程度上牵制了宇垣一成与克莱琪的会谈。例如,中日战争爆发初期的1937年10月至11月之间英国驻日大使馆前频繁爆发反英游行,日本民众要求英国政府停止向中国提供武器援助。1938年1月15日,在日本社会颇具影响力的外交时评杂志《外交时报》在卷首语中指出,“英国式的世界观、人类观支配着全世界,英国正在压制着日本人的海外移民,并且对日本人关上了市场的大门”[69]。1938年3月5号,《东洋经济新报》刊登了石桥湛山与《伦敦时报》东京特派员拜亚士(Hugh Byas)的访谈。石桥向拜亚士提出的代表性问题即是,“英国自己在全世界拥有广大的领土,为什么要残酷地封锁日本对外经济和平式的发展”。强烈的反英情绪同时也反映在日本外务省内部的中坚层。1938年7月30日,针对宇垣一成与克莱琪的会谈,外务省的中坚层外交官集体拜访宇垣外相,激烈地批评英日会谈,认为“关于东亚问题,不认为在此时有和‘盎克鲁撒克逊’进行妥协的必要”,“公然与援助蒋介石的英国政府代表进行会谈,只是在向世界表明日本的软弱”[70]。

  

   海军方面在此时选择了与政府、社会上的反英情绪进行合流,这也是海军对英美法的外交阻扰,以及外务省、陆军无视海军战略的反弹。海军方面无视陆军、外务省方面强调控制反英言论的意见,在1938年9月之中接连采取了多项行动,维护自身强调对英强硬的合理性,并进一步对海南岛作战进行合理化解释,最终逐渐在话语权上占据了优势[71]。

  

1938年9月1日,军令部发出《对英感情为何恶化》一文。文中列举了英国对日态度傲慢无礼的28个事例,强调“关于卢沟桥事变,不得不断定英国对我持有敌意”,“英国的对日态度桀骜不驯,把我国当成三等国家对待,犹如在用明治初年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公使的恫吓、压迫般眼神在对待60年后的今日之日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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