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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光才:教育研究中量化与质性方法之争的当下语境分析

更新时间:2016-12-08 10:53:00
作者: 阎光才  
除此之外,对于大众的日常生活,对学校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如消费、各种传媒、广告、青少年亚文化等也有着独特的研究偏好。这种有意表现出来的边缘对中心、弱势对强势、大众对精英对峙和抵抗的态度,以及对阶级、种族、性别和性倾向等议题的关注本身,其实就反映了一种鲜明的政治立场。

   从20世纪80年代后行动研究者所倡导的教育研究“行动转向”的倡议中,我们可以领会这一立场的精神。如上所述,行动研究原本起源于二战期间勒温出于对现实情境问题关注而提出的在“实践中指向问题解决的研究”。早期行动研究在方法上更多地带有实证研究的特点。然而,80年代后,行动研究的方法论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瑞森认为,当代行动研究方法的起源非常广泛,除了勒温以外,如解放教育学的开创者费莱雷等解放论者、众多的实用主义者、现象学学者以及批判理论研究者,都对行动研究方法的进展做出了贡献。⑩怀特洛等人对当代行动研究理论资源的梳理较为全面,他们认为,当代行动研究理论资源包括在研究哲学层次上的有关反实证科学和“唯科学主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实践哲学;建立在阶级、性别和种族分析基础上的批判教育学;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实用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系统理论;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范式,另外还有各种具体学科领域的贡献等。他们进而从方法论角度将行动研究概括为三种类型:技术科学与实证意义的行动研究,相互合作和阐释主义的行动研究,批判和解放的行动研究。○1在这三种研究类型中,“批判和解放的行动研究”又是被作为任何行动研究过程中的最终目的,即通过认识个体自身受压制的条件“解放实践者”并“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处境”而存在的。○12显然,这种“解放”指向必定赋予了行动研究方法以强烈的政治目的和价值诉求,代表了行动研究旗帜鲜明的一种政治立场。

  

三、方法论多元主义:质性与量化研究能否相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所谓质性与量化之争以及质性范式转向说,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向右转”语境中形成的,而在此语境中,政治立场分歧是构成两者冲突的主要成因。也正是因为敏感的政治因素介入,不仅放大了两者冲突在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而且,因为立场所导致的局限和偏见,以至于让人感到两者之间存在的范式上的不可通约性,而根本无暇顾及甚至无视是否存在整合的可能性。

   的确,就本体论而言,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和量化研究所假定的前提值得商榷。如吉登斯所言,在社会学中并不存在一个“预先给定的”的客体世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造或创造的世界”。○13这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所存在的本质区别。然而,他又指出,人的能动建构行为是受到限制的。“人类建构社会,但是他们是作为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行动者建造社会,而且并非可以由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进行。”○14吉登斯在此所谓的“条件”其实就是指外在于个人的“结构”。这种结构虽然不具有如孔德、迪尔凯姆、马林诺夫斯基和帕森斯等人所谓的先验主观(目的论)或客观(决定论)存在性,而同样是人们建构起来的。但是,它又构成了个体存在的条件。这种结构在文化意义上近似于布尔迪厄的“习性”,即对于特定场域的人们而言,它是一种“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进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甚至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和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15吉登斯在此用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言语”与“语言”作了一个形象的类比。人的行动和互动正如“言语”,它是“情境化的”,是有时空定位的,具有主体的能动性;而“结构”正如同“语言”,它是“事实上—50—的”和“外在于时间的”。语言(结构)与言语(行动)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机的联系,这就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即语言(结构)不仅是言语(行动)产生和对话(互动)的条件,也是言语(行动)产生和对话(互动)达成的无意识后果。○16

   吉登斯在此关于“结构”作为外在的条件,同时又是人行动和互动的结果的理解,实际是认可了社会现实不过是一种人为客观化的事实,它并不是一种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纯粹客观事实。譬如社会的道德伦理、文化习俗、风尚、制度等等,虽然并非是迪尔凯姆意义的纯粹客观的社会事实,但它对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们而言,的确具有不同程度和范围上的共识意义。这种共识来自人的非目的性或者弱目的性建构,同时对个体实践又具有一定的约制作用。这种本体论意义的社会现实假定,就其方法论意义而言,无疑表明,在关于这种人为客观化事实的研究中,无论是实证的量化研究还是质性的研究,都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

   教育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量化范式的意义并不在于要获得普适性、确定性和一劳永逸的结论(事实上社会现实的人为历史性建构也决定了这永远是一种奢望),而是在于获得构成特定情境中不同个体行动和互动的“共识”,即结构的意义。这里的“共识”以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为例。伽达默尔虽然认为每一个体是历史的存在,存在先在的“偏见”和各自不同的“视界”,然而,“偏见”之中不可能全无共同性,不同视界也不可能完全无“融合”,否则不仅人与人间的互动不可能发生,所谓的组织、社区、共同体、民族和国家乃至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量化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有可能可以在偏见和视界冲突中获得共同性或者说一种统计意义的概化特征。与质性研究相比,这种概化虽然具有抽象性,且因为漠视了具体情境中不同个体行动而有损意义的丰富性。但是,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角度看,有了这种概化和共识,并不会损害质性研究意义诠释的丰富性和理论生成的多样性。相反,正是在通过与概化特征的不断比较中,才能发现个体能动性行动以及人与人间互动的更为多样化的“异”,并产生新的意义诠释和建立新的理论。

   在与实证的量化研究关系上,质性研究虽然并不服务于量化研究的概化解释,但是它也未必一定与之相排斥。量化研究结论除了可以作为质性研究过程的一种参照,更为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启发质性研究以更为多元的路径、素材去细化量化研究的解释,或者否证量化结论进而提供更多新的解释。与量化研究过程的技术线路、工具使用和解释方式的单一化和简单化相比,质性研究内部存在高度的非均质性。在总体上,它更关注反映“局内人”的理解,因而多采用人种志的田野考察、深度访谈、深描等方法,其研究素材极为广泛,如除了一般的考察日志外,个人传记、影像、图片、对话、故事和传奇等叙事文本都被广为采用。解释的路径也极为宽泛,包括扎根理论的编码,文化研究的叙事(图像)文本结构分析、符号的编码和解码,后结构主义的微观政治学分析,日常语言分析,等等。但是,质性研究取材的广泛性、解释路径的多样性和微观分析倾向,固然反映了它与实证研究在认识论上的整体主义倾向立场不同,但这并不表明量化研究就不能够为带有方法论个人主义倾向的质性研究所取用。“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对立。要验证循着这两者的方法论途径所发现的理论假说,就操作上可能的范围而言,都需要借助于统计学方法诉诸于众多个体或情境。”○17以扎根理论方法为例,扎根理论在对各种资料的编码过程中,完全可以利用概念频次统计来确定范畴,在人种志、行动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特别是媒介研究)中,统计分析技术作为对意义诠释的一种验证也都有其适切性。在量化还是质性的争论中,人们要么过于强调质性研究路径在理论生成上的成效,要么强调量化研究在理论验证上的可行性,却没有想到问题就出在只关注一方所存在的偏颇。作为技术的量化工具,无论是对强调客观性的实证研究,还是更偏重主观性的质性研究,都是有用的。“研究工具并不必然就同某种特殊的方法论捆绑在一起”,“为追求效度,排斥量化的质性研究往往存在忽视信度倾向,而强调因果关系和概括性的量化研究,又频繁地为追求信度而忽视效度”。一种方法的适切性取决于它所适用的情境和研究者本人的直觉和常识,而不是一系列在先的独断性规则。○18

  

四、超越“政治化”的“真实”之争

   在当前教育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关于质性范式与量化范式间的不可公度性论依旧盛行,这种观点所持的基本依据就是两者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完全是对立的,认识路径也南辕北辙。其中关于量化研究的外在于人的客观现实与质性研究人为建构的可变化现实是构成两种范式不可通约的基本前提。故而,塞尔认为,质性和量化混和的多元研究方法也不是不可行,但即使是在对同一对象的研究中,不同研究方法所指涉的对象还是不同。两者间既不能做到三角互证也不能相互补充。因而,在他看来,或许只有形成一个建立在新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的库恩意义的新范式,这一问题才能得以解决。○19

   塞尔在此所提及的新本体论其实还没有跳出教育研究中关于“存在”与“真实”的怪圈。关于“真实”,通常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实在”,一种是“现实”。前者是带有形而上意义的实在论。社会的实在论在过去、今天以及未来恐怕永远都是一个悬疑的问题。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对传统秩序的先在性假定,如美国著名新保守主义者布鲁姆所声称的,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永恒不变、永远适应的道德准则”,“历史和社会的不平等是永恒且必然的”原则,便是这样一个带有形而上意义的“教条”。○20这种教条与孔德的实证主义的“人道教”、迪尔凯姆的“集体意识”、帕森斯的社会“核心价值”一样破绽百出。它与其说是代表新保守主义的一种关于社会存在的信念,还不如说是他们针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形成的相对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盛行,并带来的道德危机而发动“文化战争”的一种激进斗争策略。而也正是这种浓烈的政治挑战意味才激起了另一方同样带有浓厚政治激进色彩的回应。进而,引发了多元文化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等同样激进的反实在论反弹。各种相对主义、解构、消解、颠覆等话语本身便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特征。

   把“真实”理解为“现实”则完全不同,任何“现实”都是特定时空境遇中的“现实”,它固然与历史不可剥离,但历史是人建构的历史,带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然而,特定时空境遇中的“现实”又的确构成人行动的条件,这种条件虽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它的存在并不具有先然的合法性。也正因为如此,质性研究中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取向关于现实中压制条件的反思,批判理论对现实的批判,现象学和诠释学对日常生活世界、文化社会学对“常人”和“常识”的关注,才体现了它们所具有的独特理论与方法论意义与价值。在此,关键的是,强调“现实”的人为建构性,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基于激进的政治立场,否定历史与现实间的联系,甚至完全漠视现实对人的行动所构成的一定程度的客观性约束条件。质言之,“现实”是主观建构与客观建构的统一。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统一,所谓实在论关于真实(如真理)的“树干式”认识论,以及激进的反实在论甚至反“共识”的“杂多”、“游牧”和“流动”的“块茎式”认识论,都具有其各自的片面性,进而导致了质性和量化范式不可公度的对立。因此,笔者以为,既然“现实”是主观建构和客观型构的统一,所谓质性方法和量化研究间的方法论对立,毋宁说只是一种政治立场间的对立,而且并不意味着两者间存在根本的不可相容性和相互补充作用。

实证的量化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问题提出、假设建立、客观观察或问卷设计等形式,利用统计工具,以数量关系来推断各种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系。这种因果推断和研究结论所反映的是社会“现实”共时性,即静态的特征。在信度足够高的前提下,它应该能够反映一个时空横断面上的现实的“真实”。但是,这种概率意义的“真实”结论对现实错综复杂情境概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dengjia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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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研究》 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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