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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湘穗:美式全球化之死与属于全球人民的全球化

更新时间:2016-12-06 20:29:17
作者: 王湘穗  
形成美国式工业体系的特征:利用机械和挥霍资源,催生了从惠特尼式到福特式的流水装备线,强调标准化设计、结构简单、零部件互换、适应大规模生产成为“美国制造”的风格。

   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成为世界第一;1913年美国生产了世界36%的制成品,石油产量占世界的一半,美国的工业产出与整个欧洲相当,工业生产率是西欧的2倍,[3] 铁路网达到35万英里。[4]卡内基、洛克菲洛等美国传奇富翁的巨大财富来自工业,而不是商业和房地产。[5]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重创欧洲,而美国则成为“世界的兵工厂”,为欧洲提供不可或缺的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工业基础,美国真正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占据了世界工业制造的2/3的份额,[6]而欧洲在战后只能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进行重建。1950年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7.3%,人均产值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多。[7]

   二战之后,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体系,把力量转化为制度,开始全面主导全球化的历史进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美国周期实业阶段的鼎盛期。

   在实业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阶段,金融活动主要是为工业、贸易和服务业提供资金。金融嵌入在产业网络中,从属于实物生产经济部门。在制造业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投资实业已经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而在国家信用可以透支的制度下,通过生产实现赢利就更是一种低效率的笨办法。选择金融创新——通过资本运作直接而快速的获利,才是美国资本趋之若鹜的新经济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快速发展,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在快速下滑,这迫使庞大的美国资本不再热衷投资制造业,开始转向金融和信息技术领域。据1966年的美国经济统计,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无关的占20%。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无关的则上升到80%。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则狂飙突进,创造出大量的信用和衍生金融产品,导致国家产业结构和利润来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2015年统计的美国制造业占GDP的9.8%,全国从事实业的人口不到20%,80%以上的财富来自服务业,其中很大部分来自金融类收入。金融化不仅导致了实物经济与金融经济在数量上的此消彼长,改变了社会总体结构,而且也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美国变成了金融立国的国家,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往周期的主导国家不同,美国体系周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金融全球化是美式全球化体系进入“金融秋天”的重要特征。随着美国经济的日益金融化,金融主导实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从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础货币呈指数形态增长,以美元为主的国际储备资产上升了2000%。信用货币的快速膨胀,推动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从有数据的1975年开始到2004年,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8倍,随之出现了以产业大转移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小龙”、“小虎”的新兴国家和地区,连中国、印度这样长期在经济上自成一体的大国也实施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鼓励出口,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金融化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金融强国实际上充当着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强势地位和纯熟使用的金融工具去攫取制造业国家的财富和支配资源类国家。国际资本极力压低实物生产价值,又极力抬高金融收益,从事实业生产的国家和企业受到来自金融资本和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市场的双重挤压,利润空间越收越窄,结果是投入实业的资本越来越少,而金融投机的资本越来越多。最终,世界充斥着金融产品和越来越膨胀的金融泡沫。当世人都在攫取金融投机的果实时,美国的次贷危机于2007年底爆发了。危机从美国体系的中心地区向全球扩散,无论是欧洲、日本这些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经济体,还是半边缘地带的新兴国家,包括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依附性国家,都受到了危机的冲击。

   如今,危机爆发已近10年,尚看不到结束的希望。这说明,原本美国主导创建并维护着一种最高效的资本增值体系和社会模式已经趋于瓦解。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由于美国国内的阶层分裂、社会分裂日趋严重,人们开始质疑甚至反对全球化,“美国第一”的特朗普主义大行其道,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的呼声上升,人们普遍认识到,以往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正在走向尾声。

  

区域共同体:全球化的新开端

  

   目前,美式全球化体系已经进入其生命结构衰变和机能老化的退变期。2008年爆发的危机,就是一场美国周期的大危机,它将导致美式全球化体系的终结。随着美式体系的衰落,各国及各地区在经济、政治与安全事务中,更多的依赖自身和区域合作,而不是依赖全球合作,全球化将进入一个退潮期。从大航海起步,最后覆盖着星条旗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已难以延续;而由趋向合作的共同体组成联合体,形成更加公平、更多合作的全球化新体系正在人类共同发展的愿景和行动中重生。

   不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分析现实,人们都会发现,那种盼望走单一路径、通过单一因素的改变,无论是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创建或是通过一场战争就让世界摆脱体系大危机的念头,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战争、技术创新、新市场的开拓、新制度的建立,都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残酷的斗争,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来演化,并且需要组合起来发挥作用。因此,逆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的调整期,将是未来一个时段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接下来可能出现的调整期是区域化整合,为下一轮全球化奠基。

   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欧洲、东亚、北美逐步发展出了三大经济圈的雏形。每个经济圈内部具有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初步形成了更为紧密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有更多的内部贸易和相互投资,同时具有较高的政治认同,尝试建立共同的安全框架。在世界经济景气周期,这种区域化的趋势还不占有主导地位。全球危机爆发后,全球贸易环境恶化,增长幅度降低,世界经济活动减少。美国开始违背自由贸易原则,策划更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小圈子。这导致欧洲和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开始加强内部合作,积极推进区域化的经济战略。

   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愿景和建设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为标志,越来越多的国家根据地理环境和发展程度开始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化的合作进程。从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对全球化趋势的背离,而实质上,这是新型全球化的开端。

   以往全球化的主体,是主权民族国家;主要收益者是最早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达国家,核心是资本主义体系周期的主导国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本质上是属于少数精英的全球化,是西班牙国王和意大利城邦资本家的全球化,是荷兰、英国资本家和少数政治精英的全球化,是美国产业资本家和华尔街精英的全球化。必须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去探索新架构、新共识。这种由一国中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往往导致少数人的私利及一国主权与全球公共利益的矛盾与冲突。这是传统全球化不断陷入争端与战争的重要原因。以往和今天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全球化进程缺少全球经济制度和政治秩序的设计。

   未来的新型全球化,本质上是属于全球人民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国家也能够平等加入的全球化。为了推进新型全球化,需要协调各国利益,推动全球旧秩序的改造。过去,我们只看到强力在建立国际秩序上的作用。现在,像G20这样的活动表明,仪式化的行动、习俗,也可以在建立新秩序上起到作用,更好地说清楚秩序的内在道理,发掘共识,进一步建立互信,形成一种新全球化习俗。

   在传统全球化框架之下,许多边缘地带的国家难以独立完成国家现代化的目标,需要通过区域合作提升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这决定了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需要通过多极化、多元化、多中心的过渡,先度过一个区域化调整期,然后才能进入“以全球为全球、以天下为天下”的新全球化。

   注释:

   [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罗荣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第1页。

   [2]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代序第11页。

   [3]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美国经济史》(第7版),邸晓燕、邢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169、272、219、271页。

   [4]到1930年,美国铁路网总里程达到43万英里。见《美国经济史》(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

   [5]斯坦利•布德尔:《变化中的资本主义》,郭军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68、72、110页。

   [6]比伦特•格卡伊、瓦西里斯•福斯卡斯:《美国的衰落》,贾海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 42页。

   [7]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262页。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6年12月刊,原题为:“美式全球化体系的衰变与前景”。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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