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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利 黄成亮:风险社会之动因、结构与后果

——基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

更新时间:2016-12-05 10:47:06
作者: 张广利   黄成  
制度与社会结构间的非均衡促发了大量的社会风险。第一,制度本身就是作为行动的约束条件存在的,并将竞争限制于一定的边界之内,然而,作为静态的制度,其最终都必须要与现实的生活世界相互动。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是两种不同的秩序观[7]。两者之间具有极强的张力,各式各样的潜规则应运而生,通过种种以制度为面具的变通方式稀释了制度的有效性,从而使人民丧失了对制度与制度执行主体的信任。第二,制度本身既是对社会具体行为的规定,但辩证地看,也是对制度外空间变异的否定,构型一旦被制度化,就会创造自己的维护边界的机制,每一个制度化都易产生抵制变异的倾向或是限制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在健康的市场社会中,制度是需要一整套纪律个体与文化相互支撑的。就中国而言,市场化改革后的资源配置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遵从着整体国家的革命与积累时期历史逻辑。资源、权力与各种社会资本都高度向上集中,并形成了制度变迁的稳定的维护边界。改革受制于社会结构启动的初始条件,并形成了较强的路径依赖,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风险运行逻辑。陆学艺将中国社会依照权力资本、财富资本、社会声望资本的标准把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进一步指出了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发展15年[8],社会结构的滞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于制度的形塑与执行缺乏现实基础,制度执行的无效、行使过程中监管的缺位、制度异化,对制度的扭曲或反抗,都在改变制度、消解制度的目标。

   正是基于风险产生的动因不同,中国社会风险分配的逻辑与贝克的分配逻辑有着根本的差异。中国社会的风险是基于权力、资本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风险分配模式。在市场经济发育尚不完全的条件下,权力有着极大的寻租空间,市场参与的各个要素不得不面对竞争初始条件的不平等,从而衍生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等现象。中国的风险生产中,信息、经济、权力等诸多社会资本都处于垄断状态之中,而边缘结构的社会人群则一无所知,因此,风险的生产与分配中中心地位的人群享有绝对的主动权,有能力决定风险的最后承担者。

   (三)风险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个体化抑或异质群体

   作为后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个体化成为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典型结构性特征。西方社会的个体化浮现有着自身的历史脉络,是市民社会语境中镶嵌于个体—产权—契约3个向度的个体。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福利国家的政策进一步促发了个人与社会间关系的转变,将国家与社会从社会的制度核心中抽离,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与市场,社会制度设置围绕着个人主义为中心,整个社会的行动逻辑是以自愿与契约式为主导。在第一现代性中,个体的生活有着相对明确的边界和系统,其表征为线性系统,个体、群体与行动边界都有着鲜明的界限,即涂尔干所谓的“实体”与帕森斯“线性”的工业社会。在第二现代性中,个体则从现行社会中解构出来,在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制度框架中,成为了自由、自主的个体。在贝克看来,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发展的角度而言,被形塑成了“解放”“去魅”“重新整合”的三重维度,“现代化不但导致了中央化的国家力量、资本的集中、更密集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关系网络,以及流动性与社会的发展,它同样导致了(我们在这里得到的一种普遍的模式)一种三重的个体化:脱离、安全感丧失与重新植入的义务。”[1]159

   在贝克看来,个体化的前提在于福利国家所保护的劳动市场社会的普遍化,消解了阶级社会和核心家庭的社会基础,个体化意味着自主性、解放、自由和人性的自我释放,但是,个体失范行为也同样造就了新的风险。中国社会改革的动力在于制度变迁,并进一步释放了社会群体与个体的活力。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分化不但造就了社会结构的紧张,并且阶层之间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从而成为形塑现代社会风险的主要力量。传统中国的个体是以家庭、群体为单位的个体,在现代化变迁中个体的发展主轴是基于个体—家庭—市场化的成长逻辑,其本身作为主体意义上的个体只是社会变迁的现代产物。

   中国式个体底色依旧充满着传统特征,个体从属于家庭,作为家庭的一分子,儒家文化不但通过三纲五常化约了家与国间的紧张,并将个体镶嵌于家庭内部,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虽然在单位制、集体化时期,通过政党的教育和运动的方式促使传统家户制文明的衰弱,但其底色并未彻底消失。农村改革启动不只是提高了生产效率,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更为重要的在于生产资料与生产力之间的分离,沉淀于土地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外游动,个体脱离了家庭单位,直接面对市场竞争。生活境况的改变促使个体在分化社会中获得了主体性与自我意识,在传统家庭主义思想尚存、法律意识相对薄弱的状态下,面对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社会中,就会形成一种相对无法自足的反思,正如哈贝马斯所言:“黑格尔在反思的力量中发现了一种暴力,它一旦挣脱理性的约束,就会使周围的一切都对象化,自足的反思使得有机总体性分裂成许多孤立的部分,使得主体间性的关系目的理性行为者可以观察到行为后果,具体手段则在于使相互的个体与他们的共同起源脱离开来。”[9]个体工具化与非自足性的思考,在消解了共同体生活基础的同时,并进一步破坏了主体间性生活环境的对称性与彼此间相互承认的关系。近年来,个体基于对现实生活的不满针对社会的暴力事件逐步增多,个体暴力事件突发性极强,造成风险发生的极端不确定性。在固定与留守、传统与现代间相互纠结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由于缺少组织化的中介以及相对成熟的制度建设,不但无法成为贝克所谓的“个人制度主义者”,反而在面对社会变迁时,成为了“无公德的个人”[10],并成为了当今社会风险制造的主体。

   与个体相同,群体在现代也成了现代风险生产的另一个中心。群体既是社会结构中的身份群体,也是空间意义上的地域群体。市场化的改革将身份群体从旧有的体制束缚内脱离出来,也成了市场中的多元利益主体之一。特别是自1990年代初期的分税制改革启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重新划分。分税制改革导致了两个后果,从中央的角度而言,大幅增长的财政收入使固定资产投入成为可能,从而加速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进一步的快速发展铺成了良好的硬件基础;但是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就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部分地方乡镇政府将负担转嫁给农民,农民再度成为负担最重的群体;对于部分有条件的,或者地理位置较好的地区,土地出让金就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群体的构成不只是因为物质环境生活的相似性,而且也有着共同行动的心理意愿。对于失地农民来说,为了应对强拆,甚至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政府在初期的发展中也缺乏足够的赔偿经费,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风险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则是另一个逐渐成长起来的群体,与他们父辈不同,在城市失业后,他们缺乏基本的生存技能,极易发生与社会对抗的风险行为。

   在属地群体制造的风险中,最大的特点在于为了利益铤而走险。中国社会是传统与现代性共同交织的社会,社会群体间的物质生活水平的落差与相对剥夺感的增强也极易激发风险动机。在一些地区,基层政府下属各个部门的执法与监管不到位,提高了风险发生的几率。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某个农村集中生产手枪等武器,如果枪支等武器装备大量泛滥,社会则会随时处于高风险的状态之中;广东省陆丰市的下属村庄,全村人民制造冰毒。更值得警惕的是监管部门不但不依法制止,反而成为合谋者。市场交易链条的延长与交易双方的缺场,进一步为伪劣产品的生产提供了空间,市场经济中的失落群体从而成为了中国社会风险的制造主体之一。

   制度变迁不但重新塑造社会结构,同时加速了社会纽带的弱化。在总体性社会时代,个体与群体都将自己视为国家的一分子,对国家与政党有着强烈的认同。在市场社会中,意识形态日趋弱化,货币消解了情感与认同的结构基础。政党在面对社会分化,其代表性也逐步衰落,以往阶级概念被阶层或身份群体的概念所取代,纵然还在使用阶级,然而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阶级的概念一旦取消了政治性后,就会沿着实证主义逻辑滑向结构性的阶层概念[11]。不同学者就中国转型的社会结构发现了不同的特征,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呈阶层化,陆学艺则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为依据,将中国社会结构划为10大阶层[12],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阶层,整体社会呈现了碎片化特征[13],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上层阶层化,而对应的下层则是碎片化[14]。中国社会在分化的过程中,社会受制于资源的缺乏以及发展的目标排序,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以政府为主体的高度选择的过程。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性,风险的分配就转移到了特定的人群。在制度不健全的前提下,利己主义与中心权力相苟合,从而通过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将风险转嫁给底层人民,底层人民面对转嫁而来的社会风险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群体性事件与抗争行动[15]等都是底层群体对风险分配所做的顽强抵抗,而这些事件的制造都有着明确的身份符号,比如说失地农民、流动的农民工等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风险社会显示出了相互形塑、彼此对抗,从风险的发生角度而言也呈现出双向流动的特征。

  

   三、结论

   风险社会理论是透视全球社会的重要视角,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后发现代化的中国而言,风险也存在着属地、属文化的主观认知范畴,中国式风险社会中即包含着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普遍性的内容,又具有中国本土的运行逻辑。

   从普遍性角度而言,传统中国价值观在近代从主权国家建设再到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经历了儒家文化到市场化的多重过渡,价值理性逐步让位于工具理性,形成了拜金主义。价值目标与工具理性的分裂也增加了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其次,自然环境风险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不得不面临的挑战。环境风险不只是中国境内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全世界,这就要求在环境风险治理中凝聚全球共识,各个国家都要有节制地应用资源。再次,西方社会在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主导之下,政府与社区的各项功能逐步从社会中抽离,让位于个体与市场,在满足了政府效率与公共治理方面的诉求的同时,个体化社会成为了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特征。从中国的角度而言,尽管目前个体化还未成为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但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或是社会保障的功能的全覆盖,进一步消解了传统以家庭作为个体生存、救助的基本单位,个体的风险也是中国将来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从风险的特殊性角度而言,首先要理解风险生成的特殊性,任何国家对风险的理解都是从主观立场出发的。近代以来的第三世界国家,被动地卷入了全球化进程。对于19世纪完成工业化,进入现代社会的欧洲人而言,风险从来不是一个主导话题,在进步、乐观的思想指引之下,科技理性大行其道,西方中心主义者以自有的优越感对第三世界实施了急不可耐的改造,海外侵略与殖民促发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正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侵入促使了第三世界国家奋发图强,试图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从而避免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也同样是在撞击—回应的模式中展开的。其次,风险治理优先秩序的选择。作为世界之一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也共同参与了形塑现代社会风险的过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人口,中国式的时空压缩的发展本身肯定会蕴含着风险,然而,也正是通过自身的发展所支持的社会稳定为减少全球的风险治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对于后发国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对于风险的治理则要根据本国现实条件来进行风险的价值排序。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能保持自己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蔓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正是从风险社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出发,对于中国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也应注重以中国为中心的理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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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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