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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个支点:第一哲学转向——访赵汀阳

更新时间:2016-12-02 08:36:59
作者: 赵汀阳 (进入专栏)  

     赵汀阳,1961年出生,广东汕头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城学者、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和哈佛东亚系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高校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存在论、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个人专著10多部,主要包括:《论可能生活》、《天下体系》、《坏世界研究》、《每个人的政治》、《第一哲学的支点》等,合著有Du Ciel Ala Terre(与Regis Debray合著,法国)。发表论文近百篇,主要包括:《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作为创世论的存在论》、《时间的分叉》(《哲学研究》);“Rethin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 All-under-heaven”(Social Identities);“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World”、“Ontology of Existence:From Cogito to Facio”(Diogenes)等。

  

     问:您之前研究伦理学(如《论可能生活》)和政治哲学(如《天下体系》),《坏世界研究》的副标题即是“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现在您的研究呈现出转向形而上学的趋势,如《第一哲学的支点》的主旨便是讨论形而上学问题,当然其中仍不乏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请问在您的观念里,“第一哲学”究竟是指什么,包括哪些方面?您在《第一哲学的支点》“导言”中提到“现代所理解的第一哲学有着更强劲的‘第一性’”,即“检查并论证什么样的哲学道路才是最好的道路”,这是您现在对“第一哲学”的理解吗?

     答:“第一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传统说法,但其所指却是人类思想都会遭遇到的思想“奠基”问题,只是各处的说法不同而已,比如说,大概相当于中国思想所求之万事之“本”或者“大道”。“第一哲学”的问题就是思想出发点的问题。思想可以选择不同的出发点,这意味着思想有着多种可行之道,每种道路都有各自的道理以及各自的境遇,路径不同,风景不同,难处也不同。在“第一哲学”的出发点上进行选择,只是试图发现一条能够通向更多可能性的道路,或者说,一个能够更充分通达所有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尽管人们试图发现能够覆盖所有哲学问题的出发点,但事实上难以做到,或许本来就没有最好的出发点,只有蕴含着更丰富可通达性的出发点。

     “第一哲学”的选择有过多种变化。亚里士多德式的“第一哲学”是关于万物根据的经典形而上学,视野最为宏大,等价于“神”的视野;但这种视野无法被证明,只是纯粹概念上的推想,与其说是对存在的理解,还不如说是概念的自我理解。黑格尔哲学就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概念的自我解释方式。概念的自我解释是一种自相关(self-reference),这意味着它只是一种自我循环,而没有能力解释概念之外的问题,因此,有关存在的真实问题始终尚未被触及。笛卡尔开始的现代形而上学以知识论视野为“第一哲学”,之所以“更强劲”,就在于“我思”是个可确证的出发点,并且,“我思”具有强大视野,几乎所有的知识问题都在“我思”的视野范围内。但“我思”也有力所不及的地方,“我思”所能够确实解释的事情局限于现在完成时的存在,而对作为未来的存在无话可说,于是,“我思”的问题幅度小于存在的问题幅度。这是我重新思考“第一哲学”的理由,也是把“第一哲学”重新落实在存在论上的理由,但不是回归古典的形而上学,而是由“观者”提出的“我思”(cogito)问题走向由“作者”提出的“我行”(facio)问题。人是生活的作者,也就是历史的作者和未来的作者。

     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第一哲学”,例如列维纳斯把伦理学看作“第一哲学”,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的存在问题,顾及自己的生命不成问题,而顾及他人的生命则是大问题;列奥·斯特劳斯提出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但把政治哲学做成“第一哲学”的真正推手应该是霍布斯、马克思和罗尔斯。这两种“第一哲学”的选择根据却不是问题的覆盖面,而是问题的尖锐度。显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只能覆盖一部分哲学问题,然而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问题足够尖锐,而且迫切。

     问:您何以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研究后转向形而上学?当您设定一个初始状态,由此推出演化状态时,您是否认为存在论优先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答:哲学的各种问题之间不存在何者更优的比较,无论缺少哪种问题都等于失去了对生活的部分思考。您所看到的“转向”只是跟随道路分叉而转向。就理论的逻辑而言,哲学的各种问题终究汇集到形而上学问题上去,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哲学,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承诺了某种形而上学作为基本假设,特别是存在论,它是一种再无退路的解释,因此适合成为最终解释。假如伦理学或政治哲学的断言不能获得存在论的解释,就缺乏落地根据,就仅仅是作为主观意见(doxa)的意识形态,无论它是神学意识形态还是政治意识形态,都只是未经证明的信念。哲学无法相信任何一种意识形态。

     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假如休谟所言为真,在任何情况下,实然都推不出应然(to be推不出ought to be),那么,哲学基本上就可以休矣。因为那样的话,to be就不再指向任何需要思考的问题了,显然,纯粹的to be只能推出它的重言式,还是to be,也就是说,事物是这样的,只能推出“事物是这样的”,无它,因此to be不成其为问题;另一方面,失去了存在论理由的ought to be也就构不成值得争辩的问题,因为,不以to be为根据的ought to be仅仅是主观偏好的约定,任何一种价值选择都有等价的理由,无可争论,问题因此消失了。因此,我试图在人的存在方式这样一种约束条件下去寻找存在蕴含价值的秘密,这样的话,所有哲学问题就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休谟问题是釜底抽薪,因此休谟问题也是先前许多哲学家的困惑。康德的伦理学从根本上说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以免道德沦落为欲望。康德试图在自由意志中找到道德的普遍基础,从而使道德摆脱对to be的普遍性的依赖。康德的努力是个创举,它使伦理学获得了深度,但没有能够解释生存和历史性,因此终究没有能够解释人类的存在问题。维特根斯坦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的解决方式是承认伦理问题大多数属于处理生活事务的规则问题,同时对那些根本性的道德问题采取一种神学的恭敬态度,恰如孔子畏天命而不言。这使伦理学获得了更深的深度,但同样不能解释人的存在问题。简单地说,无论是康德还是维特根斯坦,他们的哲学如此深刻,但却没有解释存在有何意义,或者何种存在方式能够落实存在的意图。这也许是因为西方现代哲学只把“思”(mind)的问题留在哲学里,而把“心”(heart)的问题和存在的问题,都慷慨地留给了神学或信仰,因此,存在论问题始终不能超越神学态度。我的努力是,让存在论自己回答存在论的问题,或者说,让存在论仅仅在存在论之中去回答存在论的问题。

     问:您提出哲学发展三段论,从笛卡尔的“我思”(cogito),到海德格尔的“我忧”(curo),到赵汀阳的“我行”(facio),这是否意味着世界哲学将发生一场回到中国传统的革命呢?

     答:从“我思”、“我忧”到“我行”,只是一条问题线索而已。哲学有许多问题线索,这取决于不同的思考方向,在哲学自由思考的广阔土地上,有许多可能之路、许多可能的线索。就“我思、我忧到我行”这样一个线索而言,是为了寻找一个解释人的存在论问题的出发点。

     我试图论证的是,除非人的存在论同时是一种创世论,否则无法解释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和存在的意图。而如果人的存在论同时是一种创世论,也就解释了人的存在是如何生成价值问题的,也就是说,在人的存在方式这样特殊的约束条件下去解释to be如何生成ought to be的问题。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休谟问题,但也是一个有条件的解决。假如说神的创世论解释了物质世界(当然,哲学并不真的需要这个假设,也可以把神的假设替换为自然存在),那么,人的创世论要解释的是历史性存在的存在意图。对于人来说,创世就是创造历史。这意味着,人是作为生活作者(maker)而存在的,于是,人的存在意图超出了to be的重言式,有意义,有生活,有历史。也就是说,人的存在并非仅仅“在之”(to be is more than to be as it is),而是“在而为”(to be is to do)。因此,“第一哲学”的出发点就是“我行故我在”(facio ergo sum),这个出发点对于存在意图的解释力强过“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因为存在是做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人的存在的核心问题是未来之未来性,未来是存在不可知的另一半,因此,未来只能是一个创作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我行”必定同时是对生活的“创作”(creo)。

     使用facio这个拉丁词汇的一个考虑是向笛卡尔的cogito致敬,也向维柯的factum致敬,他们的工作引导我去思考存在论问题;另一个考虑是,facio几乎是古汉语“行”的完美对应词汇。facio同时含有to do和to make的意思,既表达了行为的主动性,也表达了行为的创作性。我曾经与法国学者谈到选择facio而没有选择另一个表达行为的拉丁词ago的理由,因为ago仅仅表达了to act,却没有表达出to make,因此不足以表达“行”。

     以“我行”作为存在论出发点,其中的中国思想背景资源是一目了然的。几乎所有中国古代思想家都是以“行”的问题去展开思考的,但他们大多从伦理学或政治学的角度去思考行为。如果说到中国古代思想中最接近以存在论的角度去思考“行”的努力,我愿意举出《易经》和《道德经》。能够以当代哲学的方式去重新思考古人早就注目的“行”的问题,这是一件愉悦的工作。没有想过是不是“革命”,也不必是“革命”。继古思以新思,不亦乐乎。

     问:正如您所说“‘我行’是对生活的‘创作’”,而生活是直接关涉到“人”的世界的问题。就此而言,您所谓“人”的四个世界(物的世界T、语言的世界L、所思的世界C、事的世界F)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同一世界的不同面向,还是我们不同视角所构造的视域?

     答:其实就是为了看清楚问题的一种划分而已,所谓“面向”或“视角”,是同一件事情。

     问:我们理解您的中心思想,是所谓存在论换位,即由“是”(to be)换位为“做”(to do),由“物的世界”换位为“事的世界”,由“事物存在论”换位为“事情存在论”。那么,这种存在论换位意味着什么?

  答:存在论换位试图把在一个世界中无法解释的问题转换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解释,也可以说是把在一个维度中无法理解的事情转换到另一个维度中去理解。存在论换位可以类比为场面的切换,这种切换基于这样的可能性:一个问题的谜底有时候并不在这个问题所在的领域中,而很可能落在别处,就像海盗不会把财宝和钥匙藏在同一个地方。我这个意识来自许多故事的触动。有一个用来描写唯心论的故事说:一个人丢了钥匙,始终在路灯下寻找,旁人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他回答,钥匙或许会落在别处,可问题是,路灯下是唯一能够寻找的地方。这是一个貌似符合理性的行为,但却缺乏想象力。我们必须意识到,理性所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假如不许增加条件,没有手电筒之类,那么也许不妨想想:为什么非要找到钥匙?如果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不能干脆改变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不能破门而入?钥匙就不再是个问题。真实故事也不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年有个数学家无法以数论的方式解决费马问题,结果通过椭圆几何方程解决了费马问题。请不要忽视别的领域,那里也许就有苦求不得的答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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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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