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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天予: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

更新时间:2016-12-01 14:35:02
作者: 曹天予  
都万变不离其宗,保持着变化中不变的内核。脱离内核的思想,就不再属于原来的体系了。例如,把对自由的言说纳入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视野,就突破了自由主义的界限。或者,在生产方式的讨论中,为发展生产力而拥抱资本主义,也越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规范。

   在简短考察自由主义的演变之前,先要检验它理论上的出发点。

   讨论自由主义哲学,肯定要提到的思想家,一位是康德,一位是密尔。康德讲自主(autonomy,或自律)的个人;密尔讲个性。自主是根本性的:人只有不被任何外物所钳制,才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个性也非常重要,是人生最宝贵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并发展个性;个性压抑意味着人生的缺陷或不完整。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强调的自主性,指涉独立于任何特定社会关系的个人,因而是抽象、普世无差别的原子个人。

   自由主义这一预设的现实基础是什么?从起源论的角度来看,历史上康德的原子个人,不过是16至18世纪开始出现的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他必须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他人或共同体,否则就不可能自由进入市场。他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资产,对无产者来说即其劳动力,并且对该资产拥有控制权或处置权:他有权在市场中自由地交换自己的资产,包括出卖自身的劳动。自由主义以自主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为要,神圣不可侵犯。当然,市场主体也必然追求各自的利益,即肯定是理性的。

   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独立的、拥有资产的、理性的原子化个人,是历史的主体,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尤其他还是人类道德准则、伦理生活的根源和载体。只有尊重自主的个人,法律、政治、及其他一切制度安排才有正当性。这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此后的一系列发展,从无形之手、社会契约,直到晚近的理性选择、公共选择、新政治经济学[2],乃至"分析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建立在方法论个体主义基础上的哲学社会学说,即使不都是自由主义理论预设的体现、应用或推广,其间互为援手、相得益彰的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在理论上,这个出发点隐含着一个悖论、一个撕裂自身的内在矛盾。如果原子个体的基本背景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而市场活动的目的只是追求没有特殊性的一般等价物(钱或权力等一般交换价值),那么密尔认为至尊的宝贵的个性岂不与个人的基本活动完全脱节?当然,可以说脱离一切社会关系的原子个人的个性,实际上本来就是没有任何特殊性的个性,它与追求没有特殊性的一般交换价值的基本活动,倒也不失互为前提、互相建构。

   但是,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这却意味着一个不可接受的后果,即接受一种无道德、个性缺失的文化,或道德文化上的虚无主义。[3]由于个性对艺术至关紧要,市场,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以及自由主义者的原子个人的市场活动,不相容于艺术。任何真正的艺术家(不仅浪漫派,也包括现代派)也势必对市场、对资本主义怀有深刻的敌意。自由主义内涵的道德虚无主义,受到前现代保守主义的严厉抨击:我们有共同体,有自己的特性,有对父母、邻里和祖国的义务和承诺等等很多构成个性的特殊关怀;但自由主义者,除了体现在钱和权的空虚的一般等价物,别无所有。这一批评击中要害。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艺术和文化繁荣的真正土壤,必然在市场之外真正追求个性的自由人创造活动的领域。

   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自由主义演变的几个主要阶段。

   19世纪自由主义的现实基础是自由贸易。自由派认为,自由贸易再加上法治,社会进步就有了保障。为什么法治那么重要呢?因为它是人身安全、私有财产和个体自由的必要条件。他们那时还顾不上民主,关心的主要是后来伯林(Isaiah Berlin)所述的"消极自由"。即政府除了制定交通规则一类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即充当守夜人)以外,对个人的人身、财产、言论等自由和其他不伤及他人的活动,一概保护而不得干涉。

   与此相比,黑格尔,虽然也生活在19世纪,却要更为高明。主要表现在消极自由之外,他还特别强调每个公民享有参与公共生活的自由,和担任公务员参与立法的平等权利。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市场经济需要法律的规范。如果立法权被一部分人、即特殊利益集团所垄断,那么由此产生的法律势必向该集团倾斜,很难为市场经济提供适当的保护。因此,黑格尔力主的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进入立法过程,就超出了19世纪自由派主流"消极自由"的眼界,而进入了"积极自由"的领域。这一主张,随后成为自由主义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

   这一资源在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经济生活中被激活,并得到不同形式的运用。其背景是一个历史过程:19世纪的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又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而破了产。1929年开始,西方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如何应对?于是有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两者的共同要点无非是国家干预经济。30年代的新(政)自由主义与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保障的是积极自由(如充分就业);后者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彻底的消极自由。

   在二战以后的冷战时代,本来被自由主义者冷落的民主被提上日程。动力是冷战中要抢占道义制高点。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昭示了苏联的极权制度,而自由世界却是民主社会。在全世界推进民主,以民主为号召与苏联模式对抗,是冷战自由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西方二战后的许多举措和演变,也只有置于冷战的情景和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不过民主,无论倡导者的本意如何,在逻辑上或客观上,都为争取积极自由打开了大门。自由主义的两位重要代表,哈耶克和波普尔,始终坚持消极自由,坚决反对国家干预和民主事业;认为政府在守夜人职责以外的任何举措,都是对自由的侵犯和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这一派的自由放任主义在西方长期被新政自由主义冷落,处于边缘地位,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强势崛起。

   70年代开始,最重大的变化是世界经济步入了新一波全球化。全球化时代的自由主义,有什么新的特征?最显著的,是此时自由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大潮,它鼓吹人类生存各个环节全面商品化(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从而加速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异化。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主义的语境中,出现了对民主福利国家新政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进行道德法律论证的种种努力。后者最有影响的代表是罗尔斯、德沃金和哈贝马斯等人。[4]他们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着眼点不同,关注的问题也很少交叉;在社会政治光谱中一左一右,有时甚至南辕北辙。应该怎样理解自由主义内部的这种分化和脱节呢?

   先看新自由主义。它是与作为经济历史过程的全球化密切关联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生长点在经济领域。全球化时代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基于雄厚的金融资本和高度发达的科技、通讯和运输能力:(1)生产过程得以充分分解,在全球范围内就地激活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使之因地制宜合理分布;(2)跨国资本能够利用金融手段,通过四通八达的公司链条,对散布全球的经济活动进行整合。全球范围内的要素(资金、技术、管理、劳力和资源)激活和有效配置(国际分工),使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从而反转过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理据。

   但是这一分解整合过程的顺利进行,又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二是经济活动每一环节的所有要素,都可经由市场契约的形式达成整合。这些条件的充分满足,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本要求:即自由化(去监管)和经济活动在私有化和市场化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全面商品化。依托着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某种"经济理性"[5],新自由主义顺势把市场原教旨主义从经济领域推向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教育、卫生、住房、养老、生态乃至政治等领域,从而成为当代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

   与新自由主义者不同,道德理想主义者直接关注的,是经济之外的伦理、法律和政治等领域。罗尔斯认为,公正应该是法律、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建构原则。按照他体现公正的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社会基本结构(私有财产、市场等)尽管可能导致不平等,也不能改变;一个重要的保留是,只有能使处于社会中最不利地位的人得到好处的不平等,才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罗尔斯在为资本主义日益恶化的不平等辩护的同时,也为新政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留出了余地。德沃金的平等自由主义则更为激进。他不但要求人人机会平等,而且将机会平等延伸到平等的对待。当然最为激进的或许是哈贝马斯。

   他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用2010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来支持自己热烈拥抱积极自由的人权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不能仅停留在基本生存的水平,而是应当保障每个人,作为体面的公民,有足够的物质和其他条件参与社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些道德理想主义者,沿着普世人权的内在逻辑,可以说已经走得相当远:他们所建立的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伦理学说,摈弃了先前主要基于功利考虑的自由主义,许诺人人享有积极自由的充分权利,从而成为在资本主义体制内,与新自由主义争夺道义高地的主要竞争对手。

   对于当代自由主义内部的这些分化和对抗,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并非经济利益的直接表达;它既受经济现实的制约,又具有内在的理路逻辑。就内在逻辑而言,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原子个人蕴含着普世人权。若视积极自由为个人权利的必要组成部分,那就必然走向哈贝马斯;而如果只认可消极自由,新自由主义即是其逻辑终点。就现实制约而言,新自由主义者也好,道德理想主义者也好,都认同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市场和法治。对立双方的各种言说,都立足于这一共享的资本主义基本结构;因此,它们共享种种局限,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在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这当然得从马克思讲起。历来,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对马克思有误解。有人说马克思是个空想家:他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改造社会,让人性完美,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愿望不错,共产主义也令人向往,可惜违背了人的本性,是个空中楼阁,实现不了。

   马克思是空想家吗?不是。马克思生活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也就是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时期。那是一个无产阶级被残酷地剥削和压迫的年代,是贫穷、危机、战争和革命的年代。马克思亲身经历了1848年的革命。革命前夕,他主笔、与恩格斯一起写出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是时代的进步,但基于私有制、被追逐剩余价值所驱使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将被旨在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

   马克思要改造世界。他要改造的,主要不是自然界,而是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他当时生活的普鲁士,加上俄罗斯,是他认为最反动的两座封建堡垒:反对民主、反对进步、反对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文明成果。在与正义者同盟的交流中,具有强烈现实感的马克思明确表示,目前亟须的不是去空想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紧迫的民主革命。当然,作为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在其完整的革命理论中又强调,民主革命成功后的任务,是不停顿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鸿沟。后来托洛茨基、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源头正是马克思。

   马克思是一位要改变旧世界的革命家,而不是空谈正义的道学家。他的革命理论的出发点,不是对封建压迫、资本榨取的道义否定,而是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史观念:一个统一、有总体趋势的演变过程。但他用对现实经济过程的分析,取代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精神发展史。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聚焦于其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如何导致经济危机,而危机的不断深化又如何使革命和共产主义成为可能。

这样的批判,是基于经济和历史的分析,而不是空想的、基于正义原则的道德抨击。那么,马克思有没有关于公正的概念和理论呢?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很多论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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