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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利红:论日本行政法解释学的形成与发展

更新时间:2016-11-29 09:43:18
作者: 江利红  

   田中二郎的行政法解释方法论基本上是对美浓部达吉理论的继续,但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田中二郎一方面认为“法”是由“客观的社会性规范意识”支配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法律解释并非对“自然法”单纯的客观性认识作用,而是具体形成并发展以法律的形式显示的价值体系的实践性活动。正是由于法律解释是实践性活动,因此法律解释必须在目的论上进行。法律中存在着各种价值观的对立,法律解释也受到解释者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难免出现不同的解释。但法律解释的实践性并不意味着法律解释任由解释者恣意解释,作为实用技术学的行政法学的使命在于,在对法院明确行政法解释所应当遵守的客观性价值法则的同时,对于具体行政法的解释展示法院所应当依据的标准,其中的“客观性价值法则或标准”即上述的“客观的社会性规范意识”。但田中二郎的法律解释方法论对于法律解释的实践性与客观性(即科学性)的“二律背反"以及“客观的社会意识”究竟为何物或者如何认识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说明,由此产生了与美浓部达吉理论相同的问题。对此,田中二郎认为,行政法作为由社会性规范意识支配的法,为了正确地适用,必须正确地考察法所作用的国家社会现实,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这里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见,所谓“客观的社会意识”是指适合于社会实态的法律原则。[14]

   4.目的论与价值分析

   以上述美浓部达吉、田中二郎的行政法解释方法论为基础,在日本的行政法解释学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目的论与价值分析的方法。该观点认为在法律解释中存在着复数的可能性,其中的选择受到解释者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制约法律解释的“框架”并非“明确不动”的,而是根据解释者的主观价值判断进行修正。[15]法由“客观性的社会性规范意识”所支撑,[16]法律解释是通过解释者的价值判断构建的特定价值体系,[17]而适合于社会性规范意识支撑的价值体系的解释是“正确的解释”。[18]行政法以现实的行政为对象,因此,行政法应当是能够适用于现实行政的现行法律规范。但是,行政法与现实行政之间并不一致,而促使行政的实际状态向正确的方向纠正、改革的行政法律规范才具有作为“行政法”研究、探索的意义。[19]即行政法除了适应现实行政外,还具有在价值上引到现实行政的作用,为此,行政法解释学的研究并不能局限于对实定的行政法律规范作出规范性或者实证性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还应当进行目的论的考察或价值论的分析。

   (三)京都大学学派与法实证分析方法论

   在日本行政法学中的法实证主义方法论与德国法实证主义相类似,以京都大学的佐佐木惣一为代表。该方法论特点在于重视成文法的明文规定,严格地根据实定法规定的“文言”及其“逻辑关系”解释法律。

   1.京都大学学派的行政法学传承

   京都大学学派以佐佐木惣一为代表,[20]其中还包括田村德治、磯崎辰五郎、渡边宗郎等,由于这些学者主要出身于京都大学,由此被称为“京都大学学派”。该学派的理论与东京大学学派同样以国民主权论为基本的出发点,注重吸收近代西欧的公法理论,其构成的特点在于以极其严格、细致的概念区分为基础,这种概念发挥着何种功能在事实上很难判断,但可以考察其判断的标准。例如,对于自由裁量与羁束裁量的区别,该学派提出了与东大学派的“效果裁量说”相对立的“要件裁量说”。“要件裁量说”又被称为“形式说”,着眼于行政裁量与法律规定的实质性内容的关系,以法律规范为标准来决定行政机关是否存在裁量权,认为行政裁量的范围仅仅存在于行为要件的认定上,而对于是否作出行政行为(即该行政行为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并不具有裁量性。[21]“效果裁量说”又被称为“实质说”,以行为的性质为标准决定是否具有裁量性,认为行政机关的裁量并非存在于行为要件的认定上,而是存在于是否作出行政行为(即行政行为是否产生法律效力)上。[22]可见,“要件裁量说”的特点在于拘泥于成文法的明文规定,在现实意义上扩大自由裁量的范围,限制了行政诉讼的范围;其次,从法院的功能来看,“要件裁量说”认为在立法者没有具体规定公益判断时就不承认法院的司法审查,可见,在该观点中法院仅仅被认为是“法律适用机关”。而“效果裁量说”认为,要件的认定受到法律原理等不成文法的支配,因此,即使立法者没有作出公益判断也承认法院的司法审査,可见,在该观点中承认法院具有“法律创制的功能”。[23]

   2.佐佐木惣一的法实证主义

   佐佐木惣一强调日本法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24]其方法论的特点可以归结为逻辑主义或客观主义的倾向,一般认为在佐佐木惣一的行政法学理论中法实证主义的倾向比目的论的倾向更为强烈。[25]例如,对于自由裁量与羁束裁量的区别,佐佐木惣一提出了与美浓部达吉的效果裁量说相对立的要件裁量说,要件裁量说又被称为“形式说”,该观点着眼于行政裁量与法律规定的实质性内容的关系,以法律规范为标准来决定行政机关是否存在裁量权,认为行政裁量的范围仅仅存在于行为要件的认定上,而对于是否作出行政行为(即该行政行为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并不具有裁量性。而效果裁量说又被称为“实质说”,该观点以行为的性质为标准决定是否具有裁量性,认为行政机关的裁量并非存在于行为要件的认定上,而是存在于是否作出行政行为(即行政行为是否产生法律效力)上。佐佐木惣一与美浓部达吉都是民权学派的代表,两者都是从模仿德国行政法出发构建日本的行政法解释学,两者都认为法是“共同社会的法律意识”,如何认识有关的法律意识是法律解释学的任务。但佐佐木惣一同时又认为,在共同社会的法律意识中,存在着“以一定形式明示的”与“没有明示的”,前者是“实定法”,后者是“潜在法”。实定法是明示社会本身的法律意识的认识,并不依赖于个人的“观念”,对其必须作为客观性事物进行认识。而与此相对’由于潜在法并没有明示,确定其是否存在相当困难,因此,必须根据该社会中个人的观念进行认识。[26]此外,从法源论上来看,与美浓部达吉的法源论相比,佐佐木惣一的法源论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佐佐木惣一的法源论更为重视成文法规的文言,但其同时又认为,行政法的规定并非行政法的文言,而是行政法的内容或含义。法律文言并非法律本身,而只不过是认识法律的手段。第二,佐佐木惣一的法源论中以法律技术的客观性确保将法律的“文言”与“逻辑”作为分析的重点。在美浓部达吉的法源论中,则将重点置于认为“法”并不局限于成文法规而存在于社会的法律意识的观点,而佐佐木惣一的法源论承认“法”存在于社会法律意识的事实,同时也主张将如何认识相关法律意识的问题作为法源论的重点。

   (四)纯粹法学派与纯粹法学方法论

   民权学派以上述的东京大学学派和京都大学学派为主,有关行政法解释方法论的争议主要也围绕着美浓部达吉与佐佐木惣一的争论而展开。除此之外,纯粹法学派及其所提倡的规范分析方法在当时的行政法学界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1.纯粹法学派

   日本传统行政法学中的纯粹法学方法论与凯尔森纯粹法学相对应,以浅井清、中村弥三次、宫泽俊义[27]的理论为代表。该方法论注重以法学方法的规范分析来考察行政法,从而排除行政法学中许多非法学的分析方法。该方法论在行政法学成立的过程中,对于行政法学摆脱其他科学而形成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公共行政日益扩大化、复杂化而提倡行政法学与其他相邻学科之间学际化的今天,必须对该方法论进行一定的反思。

   2.纯粹法学方法论

   浅井清在其1928年所著的《行政法的基础概念》一书的序言中对于传统的行政法学提出批判,认为以往的行政法学未能摆脱在行政法空白时代的“官房学”的遗风,不能在纯粹法学上认识行政活动,甚至不能积极的定义行政的概念。因此,在当时的行政法学中存在着许多“超法学”的要素,例如社会学、伦理学的要素,甚至包括由"传说神话”所演绎出的法理,这些要素具有将实定法规定以外的事项纳人法学领域的倾向,对此应当予以关注。[28]在此基础上,浅井清提倡纯粹法学方法论,试图将纯粹法学方法论导人到日本公法学之中,以此来推动日本公法学中民主主义的发展。其在1932年所著的《行政法总论》中试图将纯粹法学与解释法学相调和,[29]但是,纯粹法学本身是一种法的本质论,并非直接解释实定法,如果将法律解释论的功能机械地纳人纯粹法学中,有可能产生与形式逻辑性的概念法学相同的问题。但该书非常注意这一点,侧重于将纯粹法学所具有的民主主义性质与民权学派中的自然法解释论相结合,[30]由此形成了独立于上述行政法学主流学派的纯粹法学方法论。中村弥三次也提倡纯粹法学方法论,其在1932年出版的《规范的行政法学》一书中认为,有关行政的学问可以称之为“行政科学”,具体又可以分为行政学、行政政策学、行政法学,行政学是有关行政之“实在”的学问,行政政策学是有关行政之“理想”的学问,而行政法学是有关行政之“当为”的学问,三者之间相互独立但又不可截然区分。行政法学的目的或对象是“实定的行政法”,行政法学作为法律科学的分支,其唯一可能的方法是“法学方法”。[31]可见,中村弥三次也提倡仅仅以纯粹法学的方法解释实定的行政法律制度,从而排除非法学方法在行政法学中的运用。

   宫泽俊义的方法论受到凯尔森纯粹法学的影响较为明显,其主要着眼于宪法的方法论进行论述。宫泽俊义认为,关于实质意义上的宪法可分为“固有含义的宪法”与“立宪含义的宪法”,宪法原则上是指固有含义的宪法。国家即使在构建了所有社会经济构造的情况下,必须存在政治权力及行使政治权力的机关,而规定国家中各机关、权力的组织与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些机关与国民间关系的规范就是“固有含义的宪法";而以制约专断的权力保障权利为目的的宪法则是“立宪含义的宪法”。[32]宫泽俊义有关行政法领域的方法论主要体现在“理论上的法律概念”与“制度上的法律概念”区分以及“实定法的解释”与“实定法的科学”区分上。[33]

   (五)马克思主义学派与法社会学方法论

   1.马克思主义学派

   从“二战”前的法社会学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法学作为法社会学的方法对于日本的法社会学产生较大影响,平野义太郎、川岛武宜、戒能通孝、磯田进、福岛正夫等学者的法学理论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学派”。“二战”后的渡边洋三更自认为其法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原点”。[34]渡边洋三虽然是民法学者,但其有关行政法学的理论对于日本行政法学界影响较大,例如,今村成和的“行政特有法论”、高柳信一的“市民公法论”、室井力的“行政公共性论”等行政法学理论都可以说是在渡边洋三“私法特别法论”的引导下提出的,在这些行政法学理论中都渗透着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观点。

   2.法社会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倡在行政法学中导人法社会学的方法论,例如,渡边洋三认为,法社会学是探索法与法之外的社会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法则,明确法在全体社会现象中的位置、作用、功能的科学。与法存在着相互关联的要素包括经济、政治、道德以及其他文化性要素、意识形态、社会构造、大众运动等,分析法与这些要素之间关系的法社会学对于法律解释学来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制定法与现实的社会状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制定法没有有效发挥法律规范功能的领域,对于法律解释学来说,运用法社会学的方法对现实社会实态进行认识是必要的。而且,在随着社会的变动而新产生的法律领域,也要求在法社会学上对社会实态进行认识。在行政法的领域,特别是在行政法各论的某些领域,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法学者往往进行法律的实证调查研究,从这些调查研究中不断明确了如何控制行政机关适用法律、确保公正地适用法律等实践性的课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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