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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义相:漏出经济中的个人与政府行为

更新时间:2016-11-24 12:44:23
作者: 林义相  

中国经济中的个人行为特征

   主流经济学中消费者行为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主要自变量是消费者的消费品种和数量,以及他们可支配的休闲时间,效用函数是这两个自变量的递增函数;约束条件是预算金额以及可支配的时间。为了使其效用最大化,只要有预算,不论钱是挣来的还是借来的,消费者会尽可能地增加消费,只要时间允许,消费者会尽可能地享受休闲。我们可以把这种消费者行为模式概括为消费加休闲模式。这种消费模式的极端情况就是消费者好吃懒做,坐吃山空。世界上有一些国家正是因为这样的消费模式而经历着财政和货币危机。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际情况与这样的消费者行为假设相去甚远,中国消费者所追求的效用在更大的程度上是获取尽可多的收入并积累储蓄。我们把这种行为模式称为收入加储蓄模式。在这一行为模式中,消费者为了增加储蓄和积累私人财富,会尽可能地压缩消费,只要饿不死,就尽量少吃少喝;为了尽可能地挣取收入会不计健康和生活成本,只要累不死,就没日没夜地干活。这种状况在农民工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除了以省吃俭用、吃苦耐劳等中国传统美德获取收入积累私人财富之外,还有一些人没有法律和道德底线地从社会财富中获取个人私利,特别是在有权力的人群中,表现为常见于报端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或者用我们的词汇,从社会财富中获取私人的“漏出”利益。

   正是中国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上述行为,可以解释中国的劳工状况、中国的储蓄率之高、中国的腐败现象、中国的农村留守家庭情况,以及春节等重大传统节日的成亿人次的候鸟式迁徙等等经济和社会现象。

   我们注意到,1980年后出生的人群的收入和消费行为已经出现变化,可以预见的是,1990后和2000后出生的人群的消费行为将越来越趋向消费加休闲的模式,他们的就业和收入行为也更加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为。从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角度来看,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出生的人群,形成了明显的转折,七十年代为左侧,八十年代为右侧。相信中国人的这种代际差别,将不仅仅影响中国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还将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带来不可逆转的重大影响。

  

政府及官员的行为特征

   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行为特征,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假设也是完全不同的。在主流经济学中,政府主要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并为此征取税收;在引入外部经济的概念之后,政府的税收增加了调节和优化社会整体效用和福利的功能;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中,政府的经济行为中加入了增加社会需求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但是,从总体看,在主流经济学中,政府更多地是中性的。即使在干预经济的情况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相对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活动中的调节作用也是有限的。更进一步地,在任何情况下,主流经济学都假设,政府不能直接介入企业等微观经济组织的日常活动,不能决定企业的供给行为,不能配置企业的人财物,不能干预个人的就业和消费行为。

   在中国,政府是最大的经济决策者,政府不仅做宏观决策,政府还是微观经济中涉及面最大、最具权威的决策者。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出了任何主流经济学著作所能描述的范围。在微观层面上,国有企业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是,国企人财物的重大配置决策,都是由企业外部的政府决定的:国企的重大投资和经营项目,由政府决策;国企的重大商业关系和运营机制,由政府决定;国企的主要决策者,由组织部门和政府选择。

   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特殊性,不仅仅体现在前面提到的政府的重要性上,还体现在政府本身的运行机制上。在政府运行机制上,由于法制的不完备,法治的不到位,高度集权的行政体系以及这一体系的缺陷和经验不足等等原因,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人治的弊病。在改革开放中得以释放的人的经济本性,在这样的政府运行机制背景下,代表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官员们在不少的情况下有可能表现为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因此,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有其特殊的逻辑和后果:政府的权力大到无以约束,政府的权力常常被个人滥用,个人滥用行政权力则可能意味着贪污腐败。贪污腐败不仅为个人获取和积累了巨额的私人财富,还极大地扭曲了企业、政府和经济的运行机制,扭曲了人的灵魂,扭曲了人在经济活动中和在权力机构中的行为。因此,西方经济学中关于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完全适和中国的实际情况。

   政府和政府官员们的这些行为方式以及行使这些权力的不受限制,给了他们从社会财富中获取漏出利益的多种可能性。如果权力的腐败直接损害相关经济主体的利益,那么这样的腐败必将阻碍和破坏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权力的腐败是从社会资源中“漏出”部分利益并在权力人和直接相关的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瓜分,那么,这样的腐败反而会促成和推动经济活动。这就是权力腐败在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中的不同之处。公有经济中权力腐败必然损害社会公平,但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取决于公有制下的社会资源的效率与“漏出”经济活动的效率之间的比较。

   缺乏约束的行政权力及其含金量,尤其是权力含金量被广泛而大额地兑现的现实,使得权力体系吸尽了中国社会的精英并自身不断地过分膨胀。过多的社会精英聚集于权力体系,必然导致无事可干、无权可用的精英们寻求更多的审批权力,导致行政权力的进一步膨胀。由此形成了权力膨胀和权力人员队伍膨胀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因为无权可用、无利可贪而从社会的精英慢慢蜕变为懒散者、怠工者、麻烦制造者、吃喝玩乐者,而那些有权可用、有利可图的人则可能变成吃拿卡要者甚至贪污腐败等违法犯罪分子。

   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决定性影响,比任何统计数字显示的要更深入、更广泛、更具有决定性。且不论宏观方面的无所不及的影响,即使在微观层面上,政府干预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国有企业。很多非国有企业都是依附在国有企业之上的,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自然会延伸影响到非国有企业。这些被统计在非国有经济范围之内的经济主体及其经济活动,事实上都是,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照或者服从于国有经济的逻辑和机制在运行。这也是政府一再强调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的体现。


各类经济主体在漏出经济中的关系

   主流经济学假设经济运行主要遵循自由竞争的原则,供需双方在自愿交易的基础上达成经济的均衡。即使非自由竞争的局面,也是由自由竞争演化而形成,并且,在非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会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以限制垄断和规范非自由竞争行为。

   在中国经济中,歧视、垄断和超经济强制无处不在。这种关系不仅仅存在于政府与其它经济主体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活动之中,更严重的是被确定在法律和制度规定之中。中国根据企业的所有制的不同而给予不同的地位和待遇,自然是违反竞争原则的一种企业制度,我称之为以所有制为标准的“企业种姓制度”。中国经济中不存在经营自由的企业,也不存在企业经营的自由,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如金融、能源等行业存在严重的歧视性和禁止性的准入制度,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如资金、土地、能源、重要原材料等都不能按照市场原则来配置。人力资源的配置看起来似乎是自由的、竞争性的,但由于政府给予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种种特权,使得人力资源的配置也是非市场化的。在中国经济活动中,具体的单笔交易活动所涉及的各方,表面上看起来是基本平等和自愿的,但我们不能以此出发认定中国经济遵循了市场经济的原则。事实上,违反市场机制的各种歧视、强制和不公平早已设定在交易行为上游的各种制度和规定之中。

   垄断性国有企业被视为共和国的长子,处于经济的中心位置,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优待和扶持,非国有企业是边缘企业,在企业种姓制度下处处事事受到歧视。打个擀大饼的比方,要把饼擀得更大,首先从饼的中心发力,由中心开始扩张,最后才慢慢传递到边缘,而要把饼缩小,直接从挤压边缘部分开始,最后才影响到中心。因此,民营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边缘分子受扩张之惠最后,受收缩之苦最先。民营企业基本上不在政府投资的考虑之中,它们很难直接拿到政府订单,需要经过国有企业一长串的传递之后才会分到一点点的配套产品或服务;在政策和经济收缩的时候,民营企业最先受到挤压,这一点在国有银行的信贷收紧上表现的最为明显。

   最后提一下,从四部门经济的范围来看,即使就国外主体而言,中国政府虽然无法直接影响其行为,但可以通过决定国内相关主体的行为以及外贸、汇率等政策间接影响国外主体以及贸易关系。这可能也是国际贸易中针对中国企业的双反案例众多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与不同主体行为的变化

   中国经济主体的上述行为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同于西方经济,也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是处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现阶段中国的特殊现象。如果这一判断能够成立,那么,改革开放的什么因素促成了这样的特殊现象呢?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讨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非常出名的三句话。

   第一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质是承认并释放了人的经济本性,允许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自身的利益并积累财富。这句话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勤奋吃苦精神与经济创造力,为最近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并无比强劲的原动力。第二句是“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打破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在方向和途径选择上的各种条条框框,不论什么主义,不论公有还是私有,不论政府还是市场,不论计划还是竞争,不论法制还是丛林规则,不论文明还是原始积累,只要能够发展经济,就都是好的。第三句是“摸着石头过河”,预告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没有预设路径,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的“闯荡模式”。这三句话放在一起,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

   然而,硬币还有其另一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现实中被很多人演绎到了极端,人们都想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并且越富越好,结果是贪得无厌。“不管白猫黑猫”,其极端就是没有底线的实用主义,也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方向。“摸着石头过河”,则意味着这个过程中,淹死一些人是难免的也是可以接受的,更不用说牺牲一些社会公平,破坏一些自然和社会环境,糟蹋一些物质和文化资源。

   人的经济本能的释放、改革过程的实用主义、不断试错的改革路径,加上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严重缺陷的法制体系以及很不完善的行政系统,形成了我们在前面所描述的经济活动各主体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特征。

  

漏出经济学成长的沃土

   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中国企业、个人、政府和政府官员,其行为的现实表现是:为了改善生活、获取收入和积累财富,人们可以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牺牲,由此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是,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人们不择手段,对财富的追求没有限度,行政权力深度介入财富的分配和积累。这些负面现象如:有些私人企业,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做,怎么做都可以,企业没有相对固定的经营范围,没有相对稳定的商业模式,缺乏基本的商业道德和法律规范;大多数的国有企业,不是为了企业的利益和发展,而是为了控制企业的人们的利益在运行,国有企业的第一特征不是生产性、不是创造价值和财富,而是分配性、是企业的内外控制人利用企业的资源进行财富的分配;一部分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们,不是为公众提供服务和产品,而是要尽可能地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自己获取利益,贪污腐败、贪赃枉法;一部分领取工资的人们,其固定薪酬可以忽略不计,总是想方设法地获取工资外的收入;广大的劳动人民,只要累不死,就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活,只要饿不死,就可以不吃不喝。这是一个大量生产和创造的繁荣经济,这是一个普遍“漏出”的不公平经济。从整个社会来看,只要有权力,就会有漏出,大权大漏,小权小漏,无权不漏,无权无得漏。“漏出”,可以概括在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中国人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最重要特征,可以解释当今中国的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现象。

   现阶段中国经济中的各经济主体(企业、个人和政府)的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中为它们设定的模式,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主流经济学无法描述和分析中国经济的基本机制,从主流经济学推导出来的政策建议也不适合中国经济的现实需要。中国经济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独特性,可能就是董辅礽先生当年所称的“研究经济学的最肥沃的土壤”。

   在这片“最肥沃的土壤”中,我们期待着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破土而出。(完)

   (本期作者林义相,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89年巴黎第十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天相投顾董事长、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协会(ACIIA)主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

   文章来源:《经济导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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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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