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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制度决定国家竞争胜负

更新时间:2016-11-22 16:35:31
作者: 韩东屏 (进入专栏)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决定论及其缺陷

  

   当代在西方勃兴的新制度经济学终于逐渐找到“源头之水”,它的统军人物诺思在研究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问题时,一方面否认诸多已往解释所认定的各种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我们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3]另一方面给出自己的明确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因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能够“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从而成为经济增长——即“人均收入长期增长”的关键,这也“正是西方兴起的所在”。[4]虽然诺思的以上逻辑并未提到制度的因素,但他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之后,又继续告诉人们:“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5]他的意思是,能确立所有权即私有产权和完善市场缺陷的系列制度安排使经济组织变得有效率,例如英国和荷兰,“在这两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它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的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6]正因诺思在以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解释西方世界兴起之因后,又以有利私有产权和完善市场的系列制度安排解释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所以他这套有效组织决定论就被一些解读者说成是“制度决定论”。

  

   受诺思的启发,在国家竞争差异问题上,另有新制度经济学者直接给出了制度决定论的回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西莫格鲁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A·罗宾逊教授在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贫困和繁荣的根源》一书中提出:决定国家竞争差异的决定因素是制度,正是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绩效,进而决定了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绩效上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存在包容性和攫取性的差异。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有的国家建成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而有的国家建成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结果就造成了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世界性的不平等。[7]

  

   相对于此前各种关于国家竞争差异的解释,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显得更为彻底,终于算是找到了“源头之水”。因为一如上述,那些所谓决定着国家竞争差异的各种因素,不论是竞争、技术、产业、资本、军事,还是分利集团与强化市场性政府或者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之类,又统统都是被制度决定的。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经济竞争差异的制度阐释也不尽如人意,同样存在不彻底性,仍未能从根本上解释清楚为什么制度是国家竞争差异的决定因素。

  

   就诺思而言,他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私有产权制度就能形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为什么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能够“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就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而言,他们首先是没有对其所创构的两个关键概念,即“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进行必要的界定,也没说明这两种制度从何而来。其次是其“制度漂移”说,完全是用偶然性解释攫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变,结果使国家兴盛成为人完全不可把握之事。其三是只用制度给出了国家失败的充分条件而没给出国家兴盛的充分条件。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虽然一个国家只要采取了攫取性制度就注定会失败,只要没有采取包容性制度就注定不会兴盛,但却不能肯定,一个拥有包容性制度的国家是否必然兴盛,会有长期经济增长。最后是没有从道理上说明,为什么采取了攫取性制度的国家最终会失败?为什么包容性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

  

   此外,新制度经济学(也包括前述各种决定论)仅以经济增长这一项指标衡量国家竞争的胜负或各国的先进与落后,也有失偏颇,不尽合理,不仅无法全面反映各个国家的整体发展状况,反而还会导致一些荒谬的判断。比如一个整体小步慢走的全面均衡发展的国家,显然要比“贫困性增长”的国家,即以巨大投入、环境破坏、贫富悬殊等为代价换取的GDP单项大步迈进的国家更值得期待。可是若仅从经济增长的指标出发,却会得出后者是竞争胜出者的结论。

  

   我认为,把制度视为国家竞争的决定因素是对的。

  

   那么,新制度经济学为什么只是说出了答案,却未能从根本上没说清其中的道理?

  

   这与其囿于学科视野和学科特点的限制有关。新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种,经济学在学科分工上,只负责研究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经济问题,而不研究总体社会和其他各社会领域的社会问题;只是从经济的视角研究制度、解释制度,并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制度,而不从全面的视域研究制度,也不对一般制度进行专门研究,更不研究制度与整个社会的一般关系、制度与社会的主体即人的一般关系。因此其制度决定论缺乏普遍原理层面的深度,必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清楚为什么制度是国家竞争差异的决定因素。

  

   另外,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决定论的不彻底性,也与经济学对制度的解释存在偏差有关。其中的一个主要偏差是对制度的界定过泛。经济学定义的制度,既包括法律、政策、纪律等由组织制定的正式规则,也包括由人们约定俗成的习俗、道德等非正式规制。这样一来,当新制度经济学说制度是国家竞争差异的决定因素时,就等于说习俗和道德也是这样的决定因素。但是显然,习俗、道德这样的非正式规制与法律、政策和纪律等正式规制存在本质的不同,并不是同一种东西。这就留下一个未决问题:在所谓制度决定国家竞争差异的作用中,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制各自处于什么地位?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究竟是正式规则更重要,还是非正式规则更重要?

  

   另一个主要偏差是对制度来源和制度变迁的解释太过片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发明制度是为了减少人际交往中的交易费用,而改变制度则是为了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因此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制度作为正式规制是由社会或社会组织制定的,社会或社会组织之所以要制定制度,是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比如一个社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为了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不是出于降低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易费用的考虑。即便退一步讲,这种制度安排在客观后果上果然有降低交易费用的效用,也不能因之就把它说成是社会管理者发明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因。与之同理,一个企业制订成套市场营销策略,既不是为了降低企业内部成员间的交易费用,也不是为了降低与其他竞争企业的交易费用,而只是为了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所以,所谓“降低成员间的交易成本或制度运行成本”,并不是社会或社会组织在制定制度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充其量只是它们在提升制度实现各自目标的效率时才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再说,在存在阶级对抗的阶级社会或各种专制社会,由该社会统治者制定的横征暴敛的苛政制度,就只具有增加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交易费用的效果,而没有任何降低他们的交易费用的效果。这就更充分地说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起源说和制度变迁说的极端片面性。

  

   三、制度决定论的哲学建构

  

   既然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决定论在解释国家竞争差异问题上的主要不足,是由其学科特点所致的先天不足,那么要想改正这些不足,就不能指望经济学的自救,而只能依赖长于擅长做普遍原理层面思考的哲学的救援。

  

   这种哲学救援,在我这里就是这样一套解释,这套解释以四个可以得到普遍确认的事实判断为前提。

  

   第一个事实判断是,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社会或国家在时空中的一切变化都只能是由人的活动做出来的,因而国家竞争胜出国的成就就是由该国国民的总体行为成就的,国家竞争落败国的失败也是由该国国民的总体行为导致的。

  

   第二个事实判断是,人尽管贵为主体,拥有自由意志,与其他所有存在者都不同,却仍存在可控性,即一个人的行为可以被外在于他的社会力量或其他主体所左右。因为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自利人,必然怀赏畏罚,就是喜欢获得奖赏,增加自己的利益——这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相一致,害怕受到惩罚,减损自己的利益——这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相反对,所以由各种社会力量构成的社会赏罚机制,就可以利用人的这一属性来调控其行为。具体说来,就是不想让人们做的事,就用惩罚来禁止;想让人们做的事,就用奖赏来激励;并且可以随时通过调整赏罚取向来改变人们既有的行为选择或行为方式,从而达到随时调控人们行为的效果。[8]而法学、管理学和各种社会管理机构的存在,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人必定具有可控性,否则,这些学说和管理机构都不需要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同时需要声明,我这里所说的“利益”,不独指人的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而是所有利益,即能满足人各种需求的各种资源。

  

   第三个事实判断是,在由各种社会力量构成的社会赏罚机制中,由制度形成的制度化社会赏罚机制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最为强大的调控导向作用,不仅远胜过不能直接给人以利益的各种说教,也远胜过由人情态度形成的人情性社会赏罚机制、由社会舆论形成的舆论性社会赏罚机制和由神话形成的神秘性社会赏罚机制。因为这三种非制度化的社会赏罚机制,与制度会社会赏罚机制相比,一方面没有组织的力量乃至合法的暴力和暴力工具可用;另一方面其可用的赏罚之物也太少,仅仅是人情资源(人情性社会赏罚)、声誉(舆论性社会赏罚)和不可靠的来世幸福(神秘性社会赏罚)。而制度化社会赏罚机制则不同,包括金钱、奖金、物品、福利、职位、职级、名声、荣誉、资格、资质、地位、权利、权力、良机、自由乃至生命等等,都是可由其操控的赏罚之物。[9]正因如此,一个国家,不论它是竞争胜出国还是竞争落败国,其国民的行为选择,都是按本国的制度导向来确定的;其国民的普遍行为方式,都是由本国的制度形塑的。

  

   第四个事实判断是,各国的制度是由各国的制度安排者制定的,由于各国的制度安排者有所不同,且在制定制度时的想法也往往有所不同,因而在不同国家之间就存在不同的制度安排。

  

如果以上四个事实判断不虚,进而就可确认,在国家之间存在这样的逻辑:因为有不同的制度安排,所以有不同的制度性社会赏罚及其行为导向;因为有不同的制度性社会赏罚及其行为导向,所以有不同的普遍行为方式;因为有不同的普遍行为方式,所以有不同的社会运行;因为有不同的社会运行,所以有的国家发展,有的国家停滞,有的国家倒退。并且,在实现发展的国家之间,也同时存在发展差异,即有的国家发展快,有的国家发展慢;有的国家是长期发展,有的国家是短期发展;有的国家是全面发展,有的国家是片面发展;有的国家是均衡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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