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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水法:精神的政治经济社会史

更新时间:2016-11-21 20:27:12
作者: 韩水法 (进入专栏)  

  

目录

观念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

别开生面的不同视角:经验和知识的局限与理解的可能性

双重标准:变易的另一种理由

方法、知识与态度;价值无涉

  

   观念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

  

   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通、影响及其变易,包括观念、思想、语言、制度、生活方式和器物等,向来受人关注,以前有交通史,现在则有跨文化研究和各种比较研究等学科。近缘学科和相近的研究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在这一方面,切入点相当重要。所谓切入点有种种不同的类型,比如,别人视而不见的问题,未意识到的疑点,或未发现的方法,乃至故意回避的要点与难点,如此等等。韦伯的现代性研究就是紧紧抓住合理性这个关键,并且以此为纲来比较分析各种不同文明的各自特点,而其切入点就是主流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念。他最终的目的是在论证现代西方文明因其独具的合理性而具有独特性,后者在其发展过程中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普遍性原则,但通过这样的研究同时却也揭示了不同文明及其宗教的许多为人所没有认识到的性质和特征。

  

   叶隽现在提倡的侨易学,就像有些学者所说的,是个很宏大的叙事。我以为,它有几点是有价值的。第一,提出新的概念和观念,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原创标志之一就是新概念,乃至新术语,不论这些概念是原来既有而得到重新解释的,还是新创的。法国哲学和社会理论在当今世界比较流行,原因就是那里的学者常常创造新的概念、术语,包括范式,它们作为研究和解释的工具,易为人拿来就用,以解释许多现象。第二,用自创的概念解释不同人类观念和思想之间的交通及变易,无疑是一件复杂而困难的工作。因为观念、思想和理论乃至制度等在不同文明之间的流布不是一个新的领域,因此,关键之点在于这些概念能否为人们揭示出人所不知或忽略的新的层面,发现新的知识。另外,这些概念怎么来确切地界定、如何合理地和内在一致地使用,都意谓着许多并不容易的工作。

  

   我这里要讲的是精神的政治经济社会史,这无疑是一个大题目,但在这里我只是讲一些初步的想法。它与叶隽侨易学的相同之处,就在于都关涉观念、思想和制度的流布以及变易的过程,而我这里的重点在于这个交通和变易背后的社会背景的影响,而这样的视角自然也要包括观念和思想等精神主体的变化。

  

   通常,人们做思想及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从事哲学与哲学史的研究,比较偏好于从一个观念向另一个观念,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之间的联结与发展,虽然或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但这样就将观念和思想看作纯粹自我发展的一个过程,最典型的就是黑格尔的哲学。为了适应他的有无变的次序,他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年代颠倒了一下。这样的思想自然有其思辨的意义,但是,人类思想的发展却并非像这样自成一个完善的体系,也并非其内部——即使某一个人的思想,更不用说某一个体系,某一个流派的思想——是完全一致而无裂隙乃至空档的。实际上,刚好相反,人类观念和思想的发展是不连贯的,有断裂和跳跃,有突兀而起的灵光,也有不知所终的伟大见解。当然,也有许多莫明其所以然的观念,这些观念,包括有些似乎清楚的思想,如不了解当时社会的心态,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以及生活方式等等,是无法理解的,也是无从研究的。尽管这样的解释不少,但也无非就是强作解人。

  

   所以,政治、经济、社会等背景因素的考察和研究,是任何关于观念和思想史研究,包括观念和思想的交通及其变易研究的基础。人类观念和精神发展中的纵向联系无疑是存在的,从长时段来看,可能还展现出可谓一致的内在联系,但在时代的先后更替中并非都是环环相扣的。而不同观念和思想的同时兴起与前后更替,从一种观念到另一种观念的过渡,实际上通常具有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背景,这就是说,受到这些因素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同理,在考察不同文明之间观念、思想和理论的交通及其变易时,人们需要考察的不仅仅是这些观念、思想和理论本身之间的关联,而它们所居于其中由于生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和生活等因素也都要予以充分的考虑。没有这些维度的研究和分析,关于人类观念和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关于这些观念和思想的交通及其变易的研究,就会沦为思辨性的猜测,导致若干人为的连接,而真实的变化和过渡的关联却反而被遗漏、忽视甚或曲解了。

  

   这里可以来对一个经典的现象略做分析,即中国形象在欧洲的变迁。这是说明观念和思想的交通及其变易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影响的最为典型的事例。中国社会在欧洲人的眼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所呈现的都是正面形象。明朝中叶后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很多方面要比欧洲先进或好的多。这种正面的观感和印象通过传教士的报告等途径传回欧洲,让欧洲人,尤其是欧洲的知识分子很感惊奇和兴奋。于是,出现了一批艾田蒲称之为中国仰慕者的人士,以及这些仰慕者的观点占据主流意见的现象,伏尔泰和莱布尼茨,就是最为著名的两名代表。在伏尔泰的《风俗论》里,大凡有关中国的一切,持肯定态度的居多,溢美之词随处可见,即使那些传教士报道的负面现象,他老人家也努力予以合理的解释。对那些实在难以回护的落后,伏尔泰是这样解释的:“人们要问,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己如此先进,为什么他们又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在中国,天文学如此古老,但其成就却又如此有限;为什么在音乐方面他们还不知道半音?这些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似乎大自然赋予他们的器官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所需的一切,却无法有所前进。我们则相反,获得知识很晚,但却迅速使一切臻于完善。”[1]

  

   伏尔泰另外一段话则表达了更加复杂曲折的意思:“跟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也存在各种不良行为,但这些行为肯定会因法律的约束而更有所抑制,因为他们的法律始终如一。《海军上将安森回忆录》的博学的作者因广州小民曾经想方设法欺骗英国人,便鄙视和讽刺中国人。但是,难道可以根据边境群氓的行为来评价一个伟大民族的政府吗?假如中国人在我们沿海遇到船难,根据当时欧洲同家的法律可以没收沉船的财货,而按照习惯又允许杀死货主,那么中国人又将怎样评论我们呢?”[2]如要仔细分析这段话,揭示其中所包含的多重意义,那么就不仅需要追溯当时中国与欧洲各自的社会现实,而且也要梳理当时中国与欧洲之间在法律和传统方面的巨大差异。在这里,一种客观的和合理的态度是,不因伏尔泰的善意辩护而认为中国民间长期的欺骗行为是正当和合理的,而伏尔泰所揭示的欧洲的野蛮法律和习俗也表明,欧洲的秩序和文明也是逐渐发展出来的。

  

   如果从实际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来比较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欧洲社会,从不同的视角着眼,就可以看到各个方面巨大的差距。伏尔泰在他的《风俗论》里面已经为我们保留了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许多记录。在这里,人们还可以再来看看不是出于比较,而是如实记录的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在生活方式上面的差异。厕所以及相关习俗,大概是最能体现日常生活的文明状况和观念的一种物事了吧。

  

   在启蒙时代之前,欧洲城市中的一个突出的景象和特征,就是满街的粪便。兹引证几个西方人的记载以供参考。

  

   一位17世纪的古董商人曾经记录了查理二世及其王室成员在牛津度假所留下的遗迹:“虽然他们看上去衣冠齐整、快乐,但他们非常无礼和粗鲁。在他们离开时,所有的地方,烟囱里、书房里、卧室里、地窖里,到处都是粪便。”[3]

  

   每天将粪便直接从窗户抛弃在大街上,在十八世纪之前,是欧洲大多数城市的社会习惯。在这方面,就如其他的生活方式一样,巴黎和伦敦依然起着榜样的作用。为了应付这种据说来自罗马时代的风俗,各国还流行各种不同的提醒人们注意避免遭受从天而降的粪便盖顶的俗语。[4]直到在十八世纪巴黎依然盛行将粪便从窗外抛弃在大街上的习惯。[5]只是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比如,城市的清洁工开始出现了。[6]但是,移风易俗的过程可能是相当缓慢的。英国经济学家阿瑟·扬[7]于1787-1789年在法国旅游时还说,他在巴黎时差点被街上的臭气薰死。据另一英国人记载,1835年他进入巴黎时,只见“名人大道,满目污浊,脏不忍睹。”[8]至少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前,在欧洲,教会以及习惯还禁止沐浴,人们以香水扑粉来掩盖身体上的臭味。[9]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中国城市的情况。禁止在街道随意抛撒垃圾的法律最早在先秦就有记载。《韩非子》里就有这样的文字:“殷之法刑,弃灰于道者,断其手,子贡疑其重。夫子曰:‘知治之道也!’。”另外,《史记·李斯传》也有同样的说法:“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10]虽然这种规定有严刑峻法之嫌,但对于清洁和卫生的要求,却也堪称走在世界各种文明的前列。根据《周礼》记载,从周朝开始,中国就不仅已经使用厕所和马桶,而且也制定了礼制的要求——即便根据《周礼》实际成书的年代,那么至少汉朝就已经有了这样一套礼仪规定。这里可以再来看看南宋都城杭州的情况。在当时的杭州,打扫街道,疏通沟渠或即排水沟等,清运垃圾,都由政府差雇人员来负责。只是粪便因为可以用作肥料,是由私人经营的,但政府亦行监管之职。市中“亦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支钱犒之。”[11]“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人家有泔浆,自有日掠者来讨去。杭城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雇,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至经府大讼,胜而后已。”[12]在《梦粱录》记述河道的一处文字,作者顺手写道:“更有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13]不过,令人叹惜的是,这样一种处理的方式和状况在中国很多城市甚至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古代中国城市卫生的状况在中国文献中少有记载,同样,城市居民将粪便抛撒和堆积于街道这种情况在史籍和笔记小说等文献中也极少见到。据笔者有限的阅读,在西方学者关于古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文献中也没有读到过相关的文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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