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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洪 刘妮娜: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研究

更新时间:2016-11-21 19:18:39
作者: 张英洪 (进入专栏)   刘妮娜  
从1990~2010年,45岁及以上老年农业劳动力所占比例增长最小的是青海、海南、云南,分别增长了9.2个百分点、11.8个百分点以及12.9个百分点,比例增长最大的是福建、北京、浙江,分别增长了32.2个百分点、35.7个百分点和45.3个百分点。

  

   (二)谁来养老、如何养老

  

   伴随农村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以及青壮年人口外出务工,全国60%以上的偏远农村出现了“空心村”现象,这是指大量的农村青壮年都涌入城市打工,农民工除去回乡过年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其他的时间均在城镇地区生活、工作,农村的常住人口大都是老弱妇孺。这一现象导致了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严重冲击,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家庭代际养老日趋弱化。原因包括农村劳动力人口外流导致的代际间居住距离增加,传统大家庭制度解体引发老年父母资源控制力丧失,传统“孝”文化约束力下降等。农村老年人可能面临家庭经济保障和照料保障的双重弱化。因此,“谁来养老、如何养老”的问题成为“十三五”及以后“人的新农村”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

  

   1.农村老年人经济收入低且内部差异大

  

   根据2010年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收入是目前北京市农村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其中,有52.7%的老年人收入主要来自于家庭其他成员供养,17.0%的老年人收入主要来自于劳动收入,14.9%的老年人收入主要来自于离退休金收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数据则显示,北京市农村老年人的平均收入为19481.0元。同年北京市农村居民家庭年平均收入已达到4.5万元左右,是北京市农村老年人平均收入的2.3倍。

  

   虽然北京市农村老年人平均收入相对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收入较低,但老年人内部也存在极大的异质性。北京市农村高收入老年人平均年收入达到60844.7元,而低收入老年人的平均年收入仅为2055.3元,二者相差58789.4元。从收入类型来看,高收入组老年人的财产性收入数量极为可观,高达48862.2元,养老金收入(5419.4元)也远高于其他组老年人。

  

   2.部分农村老年人面临丧偶、空巢、无人照料的局面

  

   从生活照料方面来看,当农村老年人在完成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和器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IADL)面临困难、需要帮助时,主要生活照料者依次是配偶(44.9%)、子女及其配偶(31.1%)、其他亲属(7.1%)、其他非亲属 (1.8%),其中无人帮助的占到了15.1%。在被调查的北京市农村老年人中,配偶是农村老年人生活上最重要的陪伴者和照料者。这与不少研究的结论一致,即朋友、邻居等非亲属很少可以充当日常家务料理者和生病时的照料者(Cicirelli,1981;StollerandPugliesi,1988)。有研究认为这是老年人基于互惠原则,在自己可能没有机会偿还帮助时,不愿给邻居和朋友增加负担 (JonasandWellin,1980)。从婚姻状况来看,有配偶的北京市农村老年人比例(70.6%)远高于无配偶(29.4%)的老年人。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加,有配偶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不断减少,而没有配偶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不断提高。

  

   在年龄差异方面,60—69岁和70—79岁的两个中低年龄组农村老年人的配偶是其主要生活照料者,尤其60—69岁的农村老年人的配偶照料占到56.4%,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伴随农村传统文化和家庭结构变迁,农村老年人对基于孝道伦理的子女照料要求的降低,对基于爱情语义的配偶照料依赖性的增强。也可能是在子女外出务工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被动地自我照料”的表现。但80岁以上高龄组农村老年人的主要生活照料者由配偶转向了子女,其中9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的子女照料达到63.6%,这主要与高龄老年人丧偶率高有关。在没有配偶照料的情况下,子女充当了补充照料者的角色。

  

   (三)谁来治理、如何治理

  

   乡村治理是指通过对村落布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管理,促进当地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状况改善。我国目前已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在推动农村进步、农业发展、农民富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青壮年人口外出打工,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很多农村变成了空心村、老人村,这就给村庄的村民自治、治安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带来了严重影响。“谁来治理、如何治理”成为了我国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发展活力的重要课题。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制约农村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目前,农民主要以村民自治的方式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管理,村民自治在保障农民民主权利、组织乡村经济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导致农村中青年人口大量外流,使得村民自治的效果大打折扣。

  

   2.影响村庄的社会治安和道德水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导致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其社会治安环境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3.妨碍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占据大多数,基本公共服务的供求面临严重失衡的难题。


三、应对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对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是影响农村改革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加以积极应对。我们主要围绕谁来种地、如何种地,谁来养老、如何养老,谁来治理、如何治理这三个主要方面,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加快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可以将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开展适度规模经营,这有利于农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变,将老年农业劳动力从农业劳动中分离出来,是有效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从本研究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北京市农村居民在已完成流转土地效果的示范和带动效应下,具有较强的土地流转意愿。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作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规定。农业部长韩长赋认为该《意见》是今后10-20年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改革创新的指南。在此,我们特别强调以下几点:一是不能将农村土地流转与地方政府政绩以及村干部工作业绩挂钩。历史经验表明,再好的公共政策一旦与干部的政绩挂上钩,一切都可能被扭曲,最后常常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各级干部一旦有了某种工作的政绩压力,就会利用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压迫农民就范,最后变成权力主导下的土地流转运动。这样的教训非常多,不可不加以防范。二是要把土地流转的自主权交给农民。农村承包土地流不流转,关键看农民的意愿。农民可以流转土地,也可以不流转土地,这完全是农民的基本权利。任何强迫农民流转或强制农民不流转的行为,都是对农民权利的剥夺,必须受到法律制裁。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制度体系,农民在这土地制度体系中,可以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和自由选择。政府可以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在农村承包土地的承包农民和经营农民上,政府应当保持中立,并且公平维护承包方和经营方的各自权利,不得因为强调推动土地流转就压制承包方而偏袒经营方。在农村承包土地的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承包方与经营方都是中国的农民,都需要得到公平的法律保护。三是要培育和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政府重在制定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制度,为土地流转的流出方和流入方提供制度平台,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突出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加快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规模化、精细化和现代化。

  

   (二)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转变传统农民与农业形象、吸引新兴劳动力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来的重要途径。北京市作为我国首都和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超级大城市,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着力点主要有:一是要保护和提升一大批传统农民。对于已经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农民,既要保护他们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又要与时俱进地提升传统农民的综合素质。二是要培养和造成一大批新型农民。鼓励和引导城镇年轻人返乡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着力吸引一批拥有农业学科背景、立志农村经济发展的青年农业接班人加入到北京农业行业中来,大力培育“现代农业创客”,为他们加快成长为京郊现代农业的“新农人”创造条件、提供服务,推动新时期互联网+农业的发展。三是吸纳和保护一大批外来农民。非京籍外来务农人员已逐渐成为北京市农业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应对北京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最直接的重要力量源泉。各级各部门要从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妥善解决外来务农人员的农地经营权和基本公共服务等诸多现实问题,切实维护外来务农人员的基本权益,使外来农民与本地农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益。四是切实加大农业从业者的培训力度。要把农业从事者的全面培训作为重中之重,切实加大农业人力资本投入,特别是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农业从业者的思想文化水平、专业技术水准、市场竞争与合作能力。五是要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减轻农业劳动强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六是要大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这一郊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鼓励和帮扶农业劳动力开展多种形式的休闲旅游观光采摘营销模式,切实提高农民的农业就业者的实际收入,全面开放农业全产业链的就业空间,让更多的人从事农业全产业链服务。

  

   (三)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有效应对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核心,就是要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废除城乡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建立城乡平等的公共政策,实现城乡居民权利平等。一是要通过城乡一体化改革,废除农业户籍制度,建立农民职业制度,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农业成为体面的职业。一方面使农民不再是一种不平等的户籍身份,而是一种平等的职业身份;另一方面使农业这种职业与其他所有职业一样,平等向全体人员开放,农业不再是传统户籍农民才能从事的封闭性产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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