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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特朗普为何横空出世

更新时间:2016-11-21 18:37:41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英国脱欧、特朗普逼近总统宝座、安培向“正常国家”冲刺、土耳其加速逆世俗化、极端的IS国在中东猖獗、欧洲各国层出不穷的恐怖事件……自911事件之后,正呈现出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图景:右翼保守主义在21世纪世界的崛起。

  

三大本位性保守主义的崛起

   20世纪曾经是左翼激进革命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触发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汹涌澎拜。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为全球左翼革命划上了休止符,福山乐观地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从此人类将往西方为典范的自由民主方向演进。20多年前的福山毕竟年少单纯,不及他的老师来得目光老辣,亨廷顿敏锐地指出:冷战终结的21世纪,是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全球战场的轴心将从政治意识形态转向轴心文明的竞争,首当其冲的,将是基督教与伊斯兰这对老冤家永恒的战争。亨廷顿余音未落,2001年纽约世贸双子星座被攻塌,虽然是恐怖主义者所为,但背后的成因与文明的冲突不无关系,诚如哈贝马斯所言:“911事件触动了世俗社会的一根宗教神经”。

   历经美国政府几朝努力,终于将罪魁祸首本·拉登击毙,本以为世界从此太平,没料到恐怖主义只是表象,其背后的深层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随着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贸易、资讯全球化的深入,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扩大,而且在民族国家内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分化也在加剧,整个世界分裂成在全球化中获得利益与受到伤害的两大阵营。全球化将世界压缩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大量的第三世界移民进入发达国家,“逆殖民化”使得本来互不相扰的种族、民族和宗教发生了近距离的接触和碰撞,民族矛盾、宗教冲突与阶级分化三者交叠,互相激荡。在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式微的今天,右翼保守主义竟然破门而出,对自由民主体制构成了尖锐的挑战。

   21世纪全球性的右翼保守主义,乃是由三股势力会合而成:宗教保守主义、民粹保守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

   首先是宗教保守主义。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是全球化发展最快的三十年,也是宗教复兴最迅猛的三十年,基督教徒、佛教徒人口增长迅速,传统儒家文化也在中国呈复兴趋势。最引人瞩目的,是全球穆斯林人口的高速增长。美国著名的独立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发布的一份宗教调查报告说:在2010年,基督教信众人数22亿,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伊斯兰教列第二,拥有16亿信众,占全球人口的23%。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到2050年,全球穆斯林人口将与基督徒拉平,到2070年,伊斯兰教将超过基督教,成为全球最大的宗教。在世界各大轴心文明当中,儒家本来就是世俗化的人文信仰,基督教经历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早已经世俗化,佛教也已经与世俗化和解,唯独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在世俗化进程中步履艰难,而且这几十年有倒退的趋势。茉莉花ge ming 实现了普遍的公民参与,但民主不仅没有促进世俗化的进步,反而释放了社会底层伊斯兰原教旨的保守主义势能。而大量穆斯林移民涌入西欧,也使得以基督教价值为核心的欧洲与外来的伊斯兰教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与紧张。自罗马帝国晚期、拜占庭被穆斯林攻陷和1683年维也纳保卫战之后,欧洲正遭到第四次大规模的“蛮族”入侵,而这一次由中东移民大军所带来的,是与世俗化的欧洲格格不入的伊斯兰文明。

   其次是民粹保守主义。全球化加剧了世界各国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代表未来高科技发展方向的跨国企业、年轻的技术精英是全球化的得益阶层,而传统行业上年纪的工人阶级沦落为新的贫民。据统计,1%的超级富豪拥有世界50%的财富,而剩下的50%的财富并非由剩下的99%的人平分,世界上50%的人只拥有不到1%的财富。世界各国的中产阶级在萎缩,贫民阶层在扩大,社会分层出现了固态化趋势,用福山的话说,美国出现了精英阶层的“再世袭化”。社会的断裂不仅来自上下阶层,而且体现在拥有不同专业技能的代际之间。年轻人普遍拥抱全球化,而中老年人对此怨气冲冲,英国的脱欧全民公投,就是老一代人对年轻世代的胜利。面对外来劳工、技术转移和穆斯林文化的威胁,在欧美各国流行的民粹主义具有典型的右翼特征,其主要社会基础是社会底层信仰基督教的白人民众,这些内部的“无产者”与外来的“无产者”相互仇视。当全球的富人与精英阶层携手联合,共同分享全球化红利的时候,各国的“无产者”却彼此对抗,欲将对方拒之于门外。

   随之而来的则是民族保守主义。反对全球化经济、非法移民和外来异教的特朗普,打的最核心的牌,就是“美国优先”。他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我与希拉里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采取了‘美国优先”的政策。美利坚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才是我们的信条。”所谓的美国梦本来并非民族之梦,而是上帝所启示的全人类梦想,作为新教徒的美国人相信自己处于“山巅之城”,有责任拯救整个世界,然而,特朗普将美国梦篡改为民族之梦。面对“蛮族”和“异教”的入侵,他要建立一座封闭的长城,重新回到孤立主义时代的美国。时势造英雄,宗教的、民粹的、民族的三股保守主义潮流,将一个本来只是小丑式的人物推到了前台,成为意欲问鼎白宫的保守主义人格化身。岂止美国,在当今世界,无论是东西大西洋,还是太平洋两岸,逆全球化的民族保守主义情绪普遍高涨,在世界经济前景黯淡、风险随时降临的今天,各个国家纷纷扎紧篱笆,守住自己的防线。

   被全球化抛离的各国民众,会聚在宗教原教旨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旗下,三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吊诡,有的时候是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的时候是互相对抗,利益冲突。白人的右翼保守主义即是宗教的(比如美国南方的福音主义),又是民粹的(反精英的),也是民族的(“美国优先”论),自各种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他们与穆斯林移民的伊斯兰宗教保守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对抗,但又互为前提,形成了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吊诡的互生共谋关系。

   保守主义的本质就是一种本位论,自我利益、自我价值绝对优先,它的最大对手是与其对位的另一种保守主义,本位对本位,绝对价值对绝对价值,自我利益对自我利益。当各种本位论的保守主义逐渐演生为各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决策理念的时候,这个世界将进入一轮新的冲突与战争周期。

   21世纪不太平,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将会被一个本位论的保守主义新时代取代吗?

  

世俗与宗教:现代性文明的困境

   宗教保守主义的兴起,其核心问题是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不能从词面上理解,确切地说,是由基督教演变而来的、世俗化的现代文明与逆世俗化的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

   在公元前600-400年,几大轴心文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在欧亚大陆诞生,伊斯兰教文明虽然要迟至公元7世纪才出现,但后来者居上,诚如《剑桥伊斯兰世界史》所言:全球穆斯林曾有过一段辉煌的过去,“在八到十八世纪的这段期间,从势力范围和创造力来看,伊斯兰文明都是全球的主导文明”。伊斯兰教的科学、哲学、艺术、数学、耕种、金融、海陆贸易和城市发展,都曾经傲视欧亚大陆。从唐代到元朝的中国都深受伊斯兰文明的影响,而中世纪的欧洲挣扎于恐怖的黑死病,远远落后于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直到1500年以后,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这些海洋民族的崛起,文明领跑者的火炬才逐渐从中东转移到西欧,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奠定了西方在全球的领先地位。按照艾森斯塔特的观点,第二次轴心文明出现了,那就是首先在基督教文明内部发生突破、随后传播到全世界各大文明和民族的现代性文明。

   第二次轴心文明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世俗化。世俗化这一概念本身来自于基督教,其核心原则乃是祛魅,将世俗社会的政治与人生,与特定的终极价值分离开来,查尔斯·泰勒将之理解为一场 “大脱嵌”(great disembedding)。个人、法律和国家逐渐从神意的宇宙世界中游离出来,获得了独立的自主性,这就是“大脱嵌”。祛除神魅化之后,人生价值与政治生活具有了自主性,幸福快乐与政教分离成为世俗社会的两大特征。人生的意义不再与神圣的终极价值关联,工具理性替代了价值理性,世俗的快乐与幸福成为了去魅化人生的追求目标。公共生活也与特定的宗教价值脱钩,国家在各种宗教信仰之中保持中立,每个公民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自己的信仰、群体归属和个人偏好。不过,我们要注意,一个去魅化的世俗社会,不是说没有了神,而是不再有国教,不再有一个国民共同信仰的独一无二的神。世俗化是一个众神喧哗的时代,各种宗教多元并存。人们可以在私人领域选择自己的信仰,并按照其宗教戒律而生活,但在社会与政治公共领域,遵从的是世俗化的公共理性和法律道德,宪法取代了神祗成为国家公共生活的最高意志。

   然而,以现代性为特征的第二次轴心文明,由于其非超越的世俗性质,仍然留下了一些问题是其无法回应和解决的,比如人的存在、关于如何面对生命的苦难、死亡、如何在来世中获得永恒的等等。启蒙对人性的预设乃是“理性人”,即每个人都是有世俗理性的,但人性远比启蒙想象得要复杂得多,人不仅有理性,还有情感和意志,同时有可能还是一个“宗教人”,不管如何追求世俗的成功和快乐,最终总是要面对世俗理性无法解答、而宗教所面对的诸如生命中的苦难、死亡、超度、永恒等这些与终极性相关的重要问题。现代性世俗文明只是创建了新的科学、法律和政治的上层结构,而在社会、道德与心灵的下层结构,依然是轴心文明主宰的空间,虽然二者有相互融合的趋势。

   哈贝马斯之前一直坚守启蒙的理性传统,坚信人的交往理性,但911事件之后越来越注意到世俗理性的有限性,越来越重视宗教在当代“后世俗社会”不可替代的力量,他与后来成为罗马教宗的拉辛格大主教多次对话,讨论理性与宗教各种的局限与互补性,形成了一个共识:西方的两大文化,无论是基督教的信仰文化,还是世俗理性文化,在事实上都没有普遍性,都有其内在的限制,因而需要对话和互相监督。

   这就意味着,以世俗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文明,并不能取代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儒家这些古老的轴心文明。世俗化愈是发展,对终极意义追求的的心灵饥渴就越迫切,而这些问题都不是世俗理性能够回应的,反过来会激发起古老的轴心文明的反弹。这就可以解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如此深入,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波强有力的宗教复兴的现象。人性中有对终极价值渴望的宗教维度,即使在世俗社会,“理性人”也永远替代不了“宗教人”,横扫全球的现代性世俗文明永远不能彻底战胜那些似乎是神秘的、落后的古老轴心文明。

既然无法替代和战胜,那么剩下的只是世俗与宗教的兼容问题了。现代文明包容各大宗教,这不成问题,因为世俗现代性在何为善的问题是中立的,它容许多神竞争、自由选择。问题在于各大宗教是否接受得了世俗化。儒家、基督教和佛教都不成问题,唯独伊斯兰教至今依然与世俗化格格不入。因为穆斯林的人生属于真主,是整全性的,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要顺从真主的意志,这与世俗社会的祛魅化无法兼容。对于穆斯林来说,世俗的快乐不能取代对真主的虔诚,政教分离也非伊斯兰律法可以接受。上个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之中,土耳其、伊朗和埃及都实行过比较彻底的世俗化,但依然改变不了社会底层的伊斯兰面貌。从霍梅尼的伊斯兰ge ming、茉莉花ge ming中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度掌权,到近年来土耳其在埃尔多安掌权之后“逆世俗化”的加速,以及极端的IS国在中东的猖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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