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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平:晚清中国人眼中的异域教育

————初出国门的知识人对西方教育的观察和考量

更新时间:2016-11-20 13:15:48
作者: 周谷平  

  

   走向世界是近代历史赋予中国人的沉重使命,尽管迈出这一步充满艰辛和屈辱,尽管这条路漫长而坎坷,但时代的潮流不可逆转,中国人还是走出去了。晚清时期,初出国门的人中有驻外使节,也有自费考察游历的文人学者。他们不仅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明有了切身的感受和了解,而且通过比较和反思,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进行了探索和追求。他们考察了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当然,也包括被时人视为救国之根本的教育。这些见闻和见解虽不免肤浅,甚或谬误,但对当时的中国无疑起到了振聋发馈的作用。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游历异域并做出自己的记述,以林缄的《西海纪游草》为开端。①1847年,林缄“受外国花旗聘舌耕海外”,在美国工作了一年多,《西海纪游草》便是他此行的实录。尽管他只给我们留下了对这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花旗之国”的最初印象,但从“观天坐井”到“测海窥鑫”,毕竟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他接触了新奇事物,描述了电报、自来水、照相机。他看到异域文明,“创一技,便可成名(其俗不尚虚文,凡人能首创一艺,足以利世,特加奖赏)”;“土官众选贤良,多鉴获荐(凡大小官吏,命士民保举,多人荐拔者得售)”;“事刊传闻,亏行难藏漏屋(大致细务,以及四海新文,日印于纸,传扬四方,故官民无私受授之弊)”。②尤为珍贵的是,他还记下了齐整的学校及其概貌:“术数经纶,学校男师女傅(有闺秀雷即声,其同学女友,见余恭敬无嫌疑,现为女傅。其书院中有子女自六七岁至十六七岁者四百余人,男女师长四人,均任其职。每日课定巳、午、未,每礼拜期放学二日,率此成例)”。③为近代国人了解西方学校提供了亲历的见证。

   在这一时期赴洋的中国士人中,王韬是其中之佼佼者,在绝大多数封建士大夫还沉酒于传统纲常、礼义典章之时,他因其特殊的阅历和明智通达,站在了时代的潮头。王韬7岁中秀才,随后去上海墨海书馆,为传教士编校润色译书。1862年,避难香港,开始领略西方文明。1867年和1879年,他先后出游欧洲和日本,这对他的人生和思想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欧洲两年多的日子里,他比较中西文化,考求富国本原,针对国人的愚昧自大,他实事求是地指出:“盖其国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欧洲诸邦皆能如是,固足以持久而不敝也”。④注重实学是中西文化教育的重大差异,王韬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词章,其用可由小而至大”。⑤“故英国学问之士,俱有实际;其所习武备、文艺,均可实见诸措施;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也”。⑥国家奖励实用工艺和发明创造,“苟能自出新意,制成一物,立即置诸院中,标其姓字,以族其功……西国之例,凡工匠有出新意制器者,器成上察,公局给以文凭,许其自行制造出售,独其专利,他人不得仿造。须数十年后乃驰此禁,其法亦良善也”。⑦他曾去牛津大学考察,并“以华言讲学”,表达了两国人民和平交往的愿望。⑧他记述了英国的教育状况,“英人最重文学,童稚之年,人塾受业,至壮而经营四方;故虽贱工粗役,率多知书识字。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⑨他还参观了不少图书馆、博物院、印书馆等文化教育机构和设施,在对西方成就钦羡的同时,呼吁中国“仿而为之”,“遣人来英学习新法也”。

   1879年,王韬东渡时,已因其《普法战纪》及变法主张而声名远播。他在日本游历4个月,与各界人士交往,既有政府官员、社会名流,也有文人墨客和普通百姓。王韬与他们畅论天下大势,品评东西文化,他针对当时中日两国均存在的不顾国情全盘西化的倾向,深刻地指出:“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今之道矣”,“故善为治者,不必尽与西法同”。L在评论冈本监辅的《万国史略》一书时,一方面赞其“有志于泰西掌故者,不可不观”。同时也认为:“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⑧反映出王韬此时的中西学价值观已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

   在王韬之前,中国近代以非官员身份东渡扶桑的人士,最早的应是1854年随美国培理舰队赴日的广东文人罗森。他撰写的《日本日记》,也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日本游记。罗森作为舰队的汉文翻译,亲身经历了日本从闭关到开国的过程,也与日本各界人士有广泛接触。他在《日本日记》中,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琉球、横滨、下田、箱馆等地的山水、人情、风俗、物产,记载了日本民众的社会生活,与文人雅士笔谈、题字,互赠诗词,并向他们介绍中国太平天国的情况。他对日本的取士制度深表赞赏,认为中国仅以八股文章取士,而日本则“文、武、艺、身、言皆取”,看到日本“所谓读书而称士者,皆佩双剑”,不由叹道:“殆尚文而兼尚武钦!”面对日本人对他担任西人翻译颇为惊疑时,他以“乘风破浪平生愿,万里遥遥若比邻”的诗句表达了自己走向世界的胸襟和志向。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近代中国人关于欧美日本的记述中,非外交官员的记述比较少,因而也就比较更有价值。’,L浙海关文案李圭作为中国工商业的代表,于1876年到美国费城参加为纪念美国建国00周年而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来去环游全球数国,向国人介绍了一个新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远不是十全十美的,繁华背后有着种种阴暗面,但它毕竟比旧世界有不少优胜之处。李圭对欧美人的总体印象是“通达而不执滞见”,究其原因“在历练久、见闻广,而尤在读有用书”。。他详细记载了考察牛津大学的情况,包括大学所属的1个学院、学生人数及人学条件、图书馆、教育经费、学科课程和教学、考试过程等,指出“观书院之制,善在分门专学,循序以进”,“惟生徒中名门巨室居多,贫素者少,以每年千元食用无出也”。他参观了纽约的学校,详细记载了学校生活的全貌,包括早上的晨会和晨练、作息时间安排、教室布置、教学方法、师生关系、教师资格考试及教育管理机构等。对其“尚默识不尚诵读”的教学方法颇为赞赏,认为“盖默识则书之精义乃能融洽于心”,“总之,教法精详,课程简严,而不事夏楚,师徒情意洽贯”,与中国传统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L李圭关注女子教育尤多,多次提及女子受教育之重要。“近年来,各国女塾无地无之……天下男女数目相当,若只教男而不教女,则十人仅作五人之用。妇女灵敏不亚男子,且有特过男子者,以心静而专也。若无以教导之提倡之,终归埋没,岂不深负大造生人之意乎。”批评中国轻视妇女、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陋习,认同妇女参政,“于彼亦似有理”。L在展览会上,他看到中国留美幼童的作品甚感欣慰和喜悦,认为“惟言幼童在哈佛攻书二年,足抵其当日在香港学习五年,诚可见用心专而教法备焉”。L“闻西国作人,主意不尚虚文,专务实效。是以课程简而严,教法详而挚,师弟间情洽如骨肉。尤善在默识心通,不尚诵读,则食而不化之患除;宁静舒畅,不尚拘束,则瞥而不通之病去。虽游览也,必就所见闻令作为文。是不徒游览,正用以励学,而审其智识也。且其不赏而劝,不怒而惩,则又巧捷顽钝之弊,亦无由以生。是诸幼童,孰有不就陶熔而成令器哉!”这一议论绝不仅仅在于对西方教育方法的推崇,其中蕴涵了新的教育理念和儿童观,在当时众多记述西方教育的见闻中,无疑是十分难得的深刻见地。李圭回国途中经过日本,日本经由向西方学习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联系到在展览会上看到的日本展品,他深有感触地评论道:“窃谓日本一国,当咸丰初年,仍是大将军柄政,君位几同虚设,国势极不振。近年来崇尚西学,效用西法有益之举,毅然而改者极多。故能强本弱斡,雄视东海,而大将军遂不专其国政。”④早在甲午战前,已能认识到日本掘起之原由,不愧为深明时势者。

   作为维新启蒙先师的康有为,曾被主张变法、倡导革新的千百万志士仁人视为精神领袖,尽管变法失败后,其思想日益守旧,但在他避难异国期间,仍试图继续其向西方求索的道路。正如他自己所言:“将尽大地万国之山川、国土、政教、艺俗、文物,而尽揽掬之、采别之、掇吸之,岂非凡人之所同愿哉?于大地之中,其尤文明之国土十数,凡其政教、艺俗、文物之都丽郁美,尽揽掬而采别掇吸之,又淘其粗恶而荐其英华焉,岂非人之尤所同愿耶?”@这时,他仍以先知先觉自任,把自己视为遍尝百草之“神农”,试图为中国采制“神方大药”,医治“沉病”。当然,在他的政治考察记中,精华与糟粕杂陈,真理与谬误互见,亦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沉思。康有为的欧洲11国游历、实际上只出版了《意大利游记》和《法兰西游记》两种。94年5月2日,康有为抵达意大利,4日离开,在意大利停留时间不到两周,他却也看到了不少东西,发表了不少议论。他看到西方文明较之古老的中华文明存在优越之处,如罗马对古迹、古物的保护,对艺术的崇尚;“其崇敬英哲,虽最鄙下人,皆能如是,而穷乡皆能行之”。0各种公共文化教育设施发达,且“皆与其城中之一族人共之”。他在痛斥今日国人不自立,忘己而媚外的同时,仍认为“故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校之”。母他还参观了学校,感叹“意国大学凡廿一所,然意南之民,不识字者尚百之八十也,旧国之变甚难哉。北意识字者过半,盖北意与奥法界,故文化亦优也。举国藏书楼一千八百三十一所,所馆九百零二。学校分四级,自小学、中学、专门学、大学,略与各国祠。所过学校甚多,门壁皆新,不暇遍游矣”。@1905年7月,康有为由德赴法。法国的游历,除了仍承认西方各国“工艺之精美,政律之修明,此新世之文明乎!诚我国所未逮矣。今且当舍己从人,折节而师之矣”,母在政治思想上却日趋反动,他藉叙述法国大革命,竭力宜扬“中国不当谬倡革命”,“民权共和未至其时则不可行”,成为开历史倒车的人。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了旧本,开始了“生平游他国之始”.他通过读日本书,广泛吸纳西学,思想言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9象年至1902年间,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除政论外,继续以很大精力宣传西方学术文化,如《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文明初祖倍根l笛卡儿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鸿之学说》等`臼以“开民智”为目的,将西方学说引人中国,藉世界潮流以推动中国。1903年,梁启超赴北美游历,尽管主要出自政治目的,但他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给予了热情的讴歌,同时也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黑暗和弊端。在美国,他接触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在肯定了留学生们“大率刻苦沉实,孜孜务学,无虚嚣气,而爱国大义,日相切磋,良学风也”。@又对当时的留学政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一曰其程度非有足以人大学之资格者不可妄去;一日女学生不可妄去;一日宜学实业,若工程、矿务、农商、机器之类,勿专鹜哲学、文学、政治;一日勿眩学位之虚名,宜求实在之心得。’,④他还参观了一些学校,尤对其体操场、图书馆规模之大最为感动。他记述了美国的地方分权教育管理制度,“美国教育之事,皆由各省自行管理,非中央政府所得干涉”。并对所闻外人来华设学表示“喜与惧俱矣”,认为如果确实是为吾国学者求学计,当然越多越好,但教育者乃国民教育之谓也,人才养成不是最终目的,重要的是能为祖国所用。④时至今日,这番话仍有警醒和启迪的作用。梁启超在美洲还接触了当地的社会主义者,对其热诚苦心及对马克思学说的崇拜信奉深表敬意。⑧总之,尽管梁启超以一种矛盾的心态面对新大陆的新事物,但他的记述和评论终究对打开国人眼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晚清走向世界的众多人士中,有一位知识女性尤值得一提,她就是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记的作者、外交官钱询的夫人单士厘。《癸卯旅行记》记述了她1903年从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至欧俄0天的游历。她对日本以教育立国感触颇深,`旧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始信国所由立在人,人所由立在教育。有教必有育,育亦即出于教,所谓德育、智育、体育者尽之矣。教之道,贵基之于十岁内外之数年中所谓小学校者,尤贵养之于小学校后五年中所谓中学校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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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研究》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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