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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改革升挡:可以从不做什么开始

更新时间:2016-11-14 14:56:47
作者: 郭于华 (进入专栏)  

  

   大概因为我一直做农民和农民工的研究,所以领到了这个题目。今天讨论的主题还是围绕着改革的难点、热点,或者说困境,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题目道出了中国和西方的问题,西方国家是不是有雾霾?是不是很乱?以及他们怎么面对自己的社会问题?我想这有西方的政府、政治家、学者和他们的人民操心,所以我不怎么操心西方是不是乱,我的关注点还是在中国,而且在中国的大多数普通人,或者说社会下层人民。

  

   我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探讨一下我们到底怎么理解改革。什么是改革已经成了一个问题,也有人说改革已经死了,全民在改革问题上完全没有共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改革意味着社会的结构性变革,是改变制度的社会转型的过程,这是从学术角度的理解。并非政策一有变化调整就是改革:朝三暮四不是改革,换汤不换药不是改革,新瓶装老酒也不是改革,回到改革前,更不是改革。

  

   我们用这一观点来看,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起点,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开始的,即从70年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这一社会转型过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一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进行了将近十年就停滞了,不但停滞,而且出现了倒退的趋势。邓小平的南巡仅仅在经济领域保住了改革的成果,不要被左的东西再领回去。这只是保住,并没有推进的意义,“姓资姓社,只做不说”,“打左灯向右转”,“搁置争论”,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特殊利益集团日渐坐大,快速膨胀起来,垄断和攫取了大部分资源和巨额财富,致使中国形成完全失衡的社会结构,比如社会流动停滞,社会结构固化,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冲突频发,一系列的社会现象都与改革,或者说这一转型过程有关,与结构性的失衡有关。今天大家在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深水区如何理解?不仅是经济层面,还有政治层面,社会层而,文化层面的,进入一个全方位的困难时期。根据常识性的理解,深水区意味着,能改的都改了,剩下都是改不动的,改不动的是什么?是制度,这个制度是改不动。简单说就是权力没有受到限制,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个权力不受制约,没有制衡,特殊利益集团掌握权力和资本,形成这种权贵体制,这实际上是真正意义的困境,是深水区。

  

   第二,我想说一下关于人民的问题,改革关系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制度的好坏直接相关。虽然有些人说,普通民众不关心体制问题,不关心姓资姓社的问题,只要日子好过,日子有盼头就可以了;宪政民主自由,是学者关心的事。实际上,普通人的生活好不好,是不是一个比较幸福的生活、有尊严的生活,与制度是直接相关的。大家会讨论改革的成本收益问题,代价与好处的问题,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不仅要看成本收益,更要关注“谁”的问题:谁从改革中获益,谁获益最多,而且每次改变都获益;谁承担最大的代价而没有获得多少好处,而每一次变化都是他们在承担代价。有一些民众谈改革色变,一说改革,就担心又要从我这里拿走什么。比如说企业改制,对应的是工人大规模失业下岗,再就业困难,生活陷入困境;城市化进程,对应的是农民工流动,进城打工;地方政府的大规模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你会清楚地看到获益的是谁,受损的是哪些人,而且每次受损的是大多数普通人;你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位置上,因为什么而受损。

  

   这一过程中有一些方针决策,或者说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或倡导的东西,是需要加以反思的。比如说“发展是硬道理”,一切要保证发展,一切要给发展让路,是最硬的道理。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它硬得过一切吗?发展是谁的发展?什么是发展?以环境资源破坏为代价的GDP增长是发展吗?使人民遭受苦难的开发是发展吗?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再比如“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为什么稳定要压倒一切?维稳是目标还是手段?它能压倒人民的福祉吗?它能压倒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幸福吗?这些貌似合理的口号其实都是欠考虑的。

  

   我们以农民工为例,今天已经有超2.6亿的农村人到城里打工,相当多的长年累月一家人不能在一起生活,父母子女、夫妻一年难得见上一面,导致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这样一种生存状况在很多国家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持续下去呢?而我们的这样一种拆分型的农民工再生产体制就是持续了,而且持续了差不多30年,两代人,现在快三代了。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我们心目中是没有人的,若真能“以人为本”,就不应该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就不应该以高压维稳的方式压倒一切,不能压倒人的生存、人的基本权利和人的尊严。

  

   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看中国的改革进程,我们会看到一个悖论,我称之为撕裂的改革:中国如同一个巨人,一条腿大踏步向前,迈入市场经济,而另一条腿不动,甚至还向后扯,扯后腿是指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不了,意识形态也不改变,保持原来的总体性权力支配的意识形态,其结果大家可想而知。这样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权力市场经济的形成,虽然我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运行,但政治和意识形态依旧。这样一种社会制度,我们用什么来概括?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后总体性社会,也有人认为是威权时代。实际上不那么简单,我更愿意从新总体性权力的角度去探讨这样的现象。许多人说“民主自由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但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制度,还真就没饭吃,这是中国人民付出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换来的常识常理。

  

   第三,我们怎么走出这样的困境?谁先走出雾霾?我们不说谁先,就说中国走不走得出这样的困境,怎样走出这样的困境。中国是无路可走吗?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吗?是不知道怎么办吗?是不是还要继续在河里摸30年石头?其实不是,我认为非不能也,不为也。改革有时不一定非要做什么,有时候可以从不做什么开始,不做的意思就是你放手,放开,至少先改变那样一种高压维稳的思维方式:放松紧绷的神经——改变阶级斗争思路,那根弦都快绷断了;放开紧握的拳头——不要把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都视作敌人,你先放松,放手,你先不要去做,其实可以从这开始走上改革之路,社会转型的路途可以开始走,哪怕走得慢,哪怕走走停停,哪怕步子迈得很小,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先走起来。

  

   这个开端难在权力过于庞大,过于集中,而且不受任何限制,上下没有制衡,左右没有监督,人民监督也是虚设。权力要受到限制,同时权力要承担责任。一方面权力不能过度膨胀,不能哪都伸手;另一方面该你管的事,你必须要管,要管好。今天我们从很多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中看到,这个权力太庞大了,哪都插手,可以进入到私人生活领域;而该他管的事一件都管不好,该他承担的责任都无人承担。这样就造成掌握权力的人,既不受限制,又不担责任,如此谁不想把权力永远握在手中。所谓的自我监督,自我限权,自我反腐,既打老虎,又打苍蝇,……都难以奏效。比如,开会茶歇不许有水果,不许有工作午餐,住宾馆不得使用高档洗漱用品,……文件都已经规定到这么具体详细的程度,还是管不住腐败。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当你的左手想去偷窃、想去攫取的时候,右手是不可能按住左手的。

  

   人们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而顶层其实没有什么动力,真正要推动社会的进步,要靠公民。这也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我们着眼于公民的成长和社会的发育,在生长过程中形成推动变革的力量。当然这方面的困境非常之大,原因也不用多说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成功,意味着一个比较均衡,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政治,自治公民社会,这几者都有了,我们的社会就有希望了。

  

   (原载于《中国与世界观察》2016年第1期)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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