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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克文:韦伯的政治使命与宿命(译序)

更新时间:2016-11-10 20:50:25
作者: 阎克文 (进入专栏)  

  

   韦:“我们在讨论严肃问题,你这样说毫无意义。顺便说一句,这不仅关乎德国人民,也关乎军官团和军队能否恢复名誉。”

  

   鲁:“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兴登堡?毕竟他才是德国陆军元帅。”

  

   韦:“兴登堡已经70岁了,而且连小孩子都知道,你才是德国的头号人物。”

  

   鲁:“敬谢谬奖。你可是为民主唱赞歌的,你和《法兰克福报》应该受到谴责!你看看,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韦:“你觉得我会把现在这种丑恶的动荡叫作民主吗?”

  

   鲁:“那么你的民主是什么样?”

  

   韦:“人民选择他们信任的领袖,然后被选出来的人说,现在你们都闭上嘴,一切听我指挥,谁都不许随便干预领袖决策。”

  

   鲁:“我倒喜欢这样的民主!”

  

   韦:“但人民会坐下来看热闹,如果领袖犯下罪错,就把他送到绞刑架上去!”(玛丽安妮?韦伯著,《马克斯?韦伯传》,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01页)

  

   撇开这个特定对话场合的特定情绪因素不论,实际上,这其中隐含着韦伯的一个完整逻辑——政治家从人民那里获取权力对人民进行正当性统治,人民从这种统治中获得个体自由的合法性保障,同时以这种自由激励政治家的创造性并迫使他们承担责任。我们可以看到,构成这个逻辑的并不是韦伯的一套教条化理念,而是一直在他头脑中酝酿并日臻成熟的一个复杂的技术操作系统,也就是他所坚持的德国宪政新秩序。

  

   按照古典自由主义呆板的权力平衡原则,被统治者应当有机会求助于竞争性的统治权力以表达自己的意志,但由什么角色以及如何在这种平衡机制中充当创造性力量,这个原则并没有更多的说明。因此,在政治思想史上,是韦伯首先提炼出了一个创造性观念,即现代政治作为一项承担特殊责任的职业,需要一个特殊的群体以此为志业,那就是职业政治家。更重要的是,从上面的对话中不难推想,解决这个问题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关系,没有一个调整这些关系的制度基础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韦伯坚决认为,非如此,自由主义就不可能确立一种与政治权力的建设性关系,这对于现代国家的理由和目的都至关重要,尤为关键的是,前程未卜的德国应该怎么办,这才是激励韦伯呕心沥血的主要动力。按照他一以贯之的方法论立场,在这个不可逆转的价值多元时代,他无法从科学实验的意义上证明任何价值目标是否正确,他能说的只是,如果要抵达预期的目标,就必须或可能使用什么样的手段,这些手段将必定或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局,最后,任何结局都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后果。

  

   蒙森非常精准地把握住了韦伯的政治思考脉络。在韦伯看来,俾斯麦帝国日趋混乱,“一战”及随后的德国革命,终于导致了帝国的垮台及其宪制的毁灭,实际上这个过程使民主力量也颇感意外,它们对于从头开始立即建立一个新的宪政秩序这一任务,除了花里胡哨的教条和狭隘的自利打算,绝对没有任何切实的准备,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新秩序,德国就很可能再次四分五裂,或者沉入共产主义的旋涡。按照韦伯在“一战”前后反复推演的经验论证,德国从威权体制向新秩序的过渡,除了强权支配下的和平有序变革,别的途径都没有逻辑和事实上的可行性,而且未知成本的不确定性令人不寒而栗。同时,后俾斯麦时代统治阶层的日趋无能也给德国知识界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良机,只不过,保守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反动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智障,却令德国的大众动员目标越来越分裂与混乱,这成了本书设定的时间段中德国最醒目的政治景观,韦伯对他们的厌恶和绝望,至今听上去还是那么振聋发聩。因此,他曾针对时局表达了一个强烈期盼:“我们缺少的是一个政治家对国家的领导,这并不意味着需要一个政治天才(那只能指望出现在少数国家),甚至不是一个显赫的政治干才,而只是一个不管在什么程度上都可以叫作政治家的人!”(马克斯?韦伯著,《政治著作选》,第162页)最后,到1919年初,韦伯在莱比锡发表了那个独具匠心的演讲——《以政治为业》,也许可以说,即便在源远流长的西方政治学说史上,它也算是一份无与伦比的重要文献,若是按照传统的政治与政治学眼光来看,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就在于,它彻底过滤掉了一切意识形态成分,根据政治伦理、政治规则、政治逻辑本身的高度独立性,第一次使用富有解释力的经验理论方法,还原了政治和政治人的本相,揭示了这种本相与政治理想之间难以消解的内在张力。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必须根据政治操作的因果可能性进行实证评估。

  

   在韦伯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教师之时,有些熟悉他的同好就认为,他是个天然的政治家,应当责无旁贷地投入政治实务。韦伯本人也曾以此自许,并在多个重大历史节点上尽力争取相应的权力地位,以期在实务操作中贯彻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个蓝图从弗莱堡就职演说到魏玛制宪方案及其一系列备忘录,在蒙森的笔下,构成了一个高度完备的政治框架,其中当然也包括实现不同阶段战略性目标所需的复杂手段,对当时的德国政界、学界和公众舆论都产生了广泛的冲击性影响。但是,从这三十年间德国的政治演变来看,韦伯从事实际政治不得不背负的一个外部沉淀成本,殊可谓骇人听闻。他在就职演说中曾痛苦地指斥道,这个民族的政治教育已经耽误了一百年,因此,按照蒙森的说法:“韦伯的个人悲剧就在于,他作为一个‘地道的实干家’,不得不用整个一生与‘智力瘫痪的行动’进行斗争。”(第33页)这场实力悬殊的斗争,在旷日持久的宪制改革博弈中达到了巅峰。蒙森的细致描述可以让我们看到,韦伯始终需要面对的主要是两个死敌,一个是僵硬的教条癖势力,另一个是冥顽偏执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虽然这在实际政治中很常见,但德国当时的既定条件却使韦伯这种人的处境变得尤其困难。当然,还有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也无法回避,也就是,如果把韦伯看作一个眼光深远、头脑冷峻的战略操作大师的话,他在日常的战术操作层面却完全是个手足无措的外行。他深知现代政党组织的功能主义价值是多么不可或缺,但在那种极度撕裂的政党政治格局中,他对组织的经营与整合却一筹莫展,甚至不屑一顾;他作为一个恪守知识诚实原则的学者,在个人基本价值信念问题上从不妥协,但在价值操作的技术手段问题上也很少妥协;他在现实政治调适与极为缜密的伦理严苛主义之间把握动态平衡的冷酷意志,令人不寒而栗且难以捉摸,这使所有固守党见立场的政治家都不堪忍受,无论他们来自民族自由党、天主教中央党、社会民主党,还是来自他本人参与创建的德国民主党。结果是,韦伯看上去就像一个伟大的军事统帅,但身旁却没有一兵一卒。正因为如此,也正如他曾自述的那样,毕其一生,他都注定了是个politischer Einspanner(政治单身汉)。(见第332页)若是从后来的历史进行客观的因果追溯,也许应该说,这已经远不是韦伯的个人悲剧了,以致后来人甚至可以提出一个已经无法假设的历史假设:如果当时的韦伯——或者韦伯理想中的政治家——有机会登上古罗马意义上的独裁官地位,局面将会如何?

  

   蒙森的这幅韦伯政治肖像,无疑会令观者见仁见智,但也有助于对韦伯的政治业绩形成一些基本的客观判断:韦伯对他的国家和德意志民族一往情深,把政治局势所需要的高声呐喊视为一项天职;他毕生都在经验着德国与世界,对政治了如指掌且目光如炬,这使他的政治思考达到了极高的强度;他亲历了欧洲旧秩序的衰落与崩溃,面对那个时代命运攸关的各种政治事件,虽然他的政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自己的时代,他的日常政治经营技能也并不足以支持他的战略推进,但他对现代政治的远见卓识仍在表明,他的头脑至今还是最强大的政治头脑之一。

  

  

书名:《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

   作者:沃尔夫冈·J. 蒙森

   定价:88元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0月

  

   内容简介

  

   19世纪末的德国,经济崛起却政治保守;

   “一战”后的德国,民族复兴的焦虑掩盖了魏玛宪制的脆弱……

   马克斯·韦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政治密切相关:他激烈批评俾斯麦和德皇保守的社会政策,却更失望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软弱;他在“一战”中出于德国利益稳步推动“体面和平”的实现,却被自私的政治领袖葬送;他在魏玛制宪中期盼卡理斯玛威权领袖重振大国荣耀,却未料到会是纳粹主义的兴起……

   本书是德国历史学界的重要著作。作者蒙森向读者揭示了韦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热忱的自由主义者,却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厘清了韦伯这两个看似矛盾、相悖的立场之间的重要联系。

  

   目录

  

   导读 韦伯:"大国崛起"的思想家 钱永祥

   译序 韦伯的政治使命与宿命 阎克文

   英文版前言

德文第二版前言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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