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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韦伯:“大国崛起”的思想家

更新时间:2016-11-10 20:46:17
作者: 钱永祥 (进入专栏)  
在中国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国族意识,至今强大不衰,“文明国家”“天下体系”等观点的流行可为佐证。有意思的是,韦伯一向被誉为德国学术传统从历史主义转向社会科学的转折性人物,他从社会学的角度用“合法暴力的垄断”界定现代国家已经是政治学的常识,可是当他要界定国家的伦理意义时,他却继续发挥德国历史学派文化政治的基本思路。韦伯思想的复杂于此可见一斑。但是这中间的严肃问题,特别是国家的暴力本质与它的文化使命如何兼容,如何维持两者的平衡与互补,而不是坐视暴力吞噬了文化,用文化美化暴力,韦伯显然没有容许我们乐观的答案。若进一步追问,历史主义的文化国家观是不是注定了德国的崛起会带有强烈的“文化特殊主义”倾向,一路对抗西欧的“文明普遍主义”,一如日本崛起时用“超克现代性”奋力对抗西方世界的普遍主义现代性一样,就更需要我们的审慎思考了。

  

   话说回来,从文化国家论出发,民族主义首先旨在维系本民族的独特人格理想。因此,在一个大国实力角逐而竞争激烈的世界上,德国民族主义追求大国地位,其起码的消极意义在于维系德国独特的文化、独特的理想人格。

  

   但是这种目标,并不蕴含本民族的文化沙文主义,韦伯对于德国文化的不满与批判其实异常尖刻。他对于大国的文化任务尚有更积极的理解,这可以分两方面说。首先,他的价值多神论当然包括了文化价值的多元。在他生命后期一篇题为“两种法则之间”的小文章中,韦伯强调弱小民族正是因为无须承担强权之恶,反而别具文化价值,特别是只有小民族才能发展“资产阶级的公民美德”,发展强权大国所无缘的“真正民主”,“还有更为细腻却永恒的各种价值,包括艺文领域的价值”。但是德国这样的强权大国却得对历史负起“受诅咒的”责任与义务,不允许整个世界被(当时)英俄两大强权吞噬,因为全球强权“归根究底就意味着决定未来文化之性格的权力,如果这种权力不经过斗争就在俄国官僚的重重法规和英语‘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之间——可能还穿插一点拉丁民族的‘理智’——被瓜分,未来的世代,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归咎于丹麦人、瑞士人、荷兰人或挪威人。他们会认为我们得负责任”。在另一处他也说到,到了那一天,由于失去了德国的屏障,许多中欧小国的文化也将被消灭。换言之,德国成为大国,加入列强冲突,可以阻止世界归于少数霸权的垄断,也给小民族留下存身的余地。

  

   在另一方面,韦伯认为德国如果积极投入国际竞争,追求大国地位,对于德国本身的文化“质量”也有积极的意义。从早年开始,韦伯就盼望德国能够摆脱容克地主阶级的政治支配;他认为这个经济上的没落阶级盘踞在德国的领导阶层中,其实造成了德国文化的保守、怠惰与内向的性格,从而注定德国无法成为一个“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一种由自由人在自由制度之下组成的活泼民族,在世界竞争上取得优势。相对于此,德国积极介入大国的竞逐,对外发动经济、商业与军事的扩展,有利于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与文化上的成熟,取得领导地位,也帮助正在茁壮的工人阶级培养出国家意识,对于德国社会内部的整合、革新与振作都有积极的贡献。

  

   实际上,韦伯对于德国资产阶级既有期待,又无比失望。资产阶级的崛起本来应该带出一种创业家的人格类型,奋发外向,按照理性步骤自行克服阻碍,创造条件,从一己的“事业”中寻找生命意义。这种人格类型,韦伯在研究新教伦理的“志业人”时推崇备至,也为了这种人格类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丧失其原始的“精神”而警惕不已。可是他对于这种人格类型的向往始终不衰,甚至视之为针砭现代文化病症的关键药方。在理想中,德国崛起之后积极介入世界强权政治的角逐,可望提供机会,刺激德国资产阶级发展此种人格类型。但是实际上,经过俾斯麦恩威并济的强人统治,加上工人阶级进逼所引发的恐惧感,德国资产阶级已经软化、矮化,一心依附于威权体制的恩庇护佑。他们缺乏政治经验、政治能力与政治企图,无心取代保守旧势力,把自身的阶级利益提升为德国的国家利益,被韦伯痛斥为“政治上不成熟”,令他非常失望,这也是韦伯后来愈发剑走偏锋,寄望于卡里斯玛型领袖的原因之一。

  

   韦伯对于文化的“质量”、文化所塑造出的人格类型的关注,在其一生中不曾稍歇。他在1895年的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说中就直率地宣称,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并不是人类的幸福或分配的正义,而是未来的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培养我们认为构成了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的那些素质”。到了一生最后一篇长文《德国的议会与政府》,结尾处他仍然在关心“他(指理想的政治家)的民族会变成什么样的民族”。在他眼中,德国的崛起与势力的扩张,甚至于欧洲战争的爆发,主要的意义并不在于国家本身获得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利与害,而在于国际形势的转变会促成什么样的文明得势,什么样的人格与文化会取得支配地位。换言之,“大国”的意义,在于它对人性的塑造与引导,在于强权能够决定未来的世界“文化”将具有什么样的面貌。

  

   在今天,韦伯这套说法不再有说服力。蒙森在书中数次严词批评韦伯,指责他的民族主义,指责他轻忽了“权力的魔鬼血统”,指责他的帝国主义思维是“时代的囚徒”,甚至于直接引用纳粹的血腥经验诘问韦伯。在笔者看来,蒙森的批评当然成立,不过韦伯所提的问题——大国的崛起在武力之外、在富与强之外,尚需要反思价值与规范的问题,需要交代自身对于世界秩序、对于其他国家的责任,需要思考这个大国对于人类文明将带来什么积极、进步的理想——都是非常真实而且迫切的问题。韦伯所提供的答案不足,不过他所提出的问题却不可轻忽,在今天尤其如此。

  

   无论如何,虽然韦伯用具有自由主义色调的“文化”价值舒缓大国崛起的风险,可是一种追求文化价值的大国崛起,与只关注扩张势力范围和争夺市场及资源的大国崛起,其间的分野往往十分模糊。在更多的情况里,“文化”(今天已经变质为所谓的“软实力”)被转化成坚船利炮的装饰品。关键所在是,韦伯能赋予他的文化理想什么内容,足以驯服、转化以国家富强为尚的民族主义“权力国家”?

  

   四、 韦伯的人格理想

  

   韦伯究竟希望文明与人性取得怎样的面貌?他不相信学术工作能够回答这种涉及终极意义与价值的问题,可是他研究基督新教伦理,探讨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以及关于价值多神论、世界的“袪魅”等等观点,无不是从不同的角度遥遥指向他所向往的理想人格,一种表现人性高贵成分的新人。在他看来,一如清教徒在与神的隔绝之下“空前的孤独感”,现代人已经无法寄望于外在的权威或秩序来提供生命的安顿;生命的目标需要个人发自信念去自行塑造经营。也如同清教徒需要在此世全人投身于“天职”作为“救恩的确证”,现代个人需要投身于生命深处“志业”的召唤,以“禁欲”的心态克服人性欲望与世间事务的干扰诱惑,实现信奉不渝的终极价值,从而证实一己生命的意义。综合而言,韦伯所推崇的人格类型,具有独立自主的个性、强烈的价值信念,勇于追求理想,又能积极承担后果与责任。韦伯的自由主义信念的价值核心,正是这样一种个人主义,而他的社会、政治分析,也集中在这种个人所需要的社会环境条件、制度条件上。

  

   但是这种个人观是不是陈义过高?在研究基督新教时,韦伯已经形容清教教义“如此悲壮的不近人情”,造成个人孤独、悲观、毫无幻想。这种个人主义,“与后世启蒙运动据以观察人生的另一种态度成一显著的对照”。什么样的对照?显然,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相信人类的平等、理性、善良,以及由此导出的和谐、进步远景。但在韦伯看来这是一种近乎童的乐观,也缺乏对于现世条件业已改变的戒心。韦伯深知清教对个人的要求十分严峻,也深知这种伦理的宗教根基已经消失。可是即使离开清教,从康德和尼采,他一样可以导出类似(当然也有重大的差异)的英雄伦理。康德的道德主体,在小说家兼哲学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的笔下,“自由、独立、孤独、强大、理性、负责任、勇敢,在许多小说与道德哲学著作里描写的英雄”,岂不正是韦伯心目中的理想个人吗?哲学家莱特(Brian Leiter)在研究尼采道德哲学的专书中则指出,尼采所设想的“人上人”(超人)具有这些特质:孤独,全心投入一己的使命,不理会外力、外人的影响,拥有绝对的自信,也绝对欣赏自己。这些特质多少也回响在韦伯的理想人格中。进一步言,这种人格理想,并非德国思想传统所独有。如英国学者贝拉米所言,这种个人观,很接近英国J. S. 密尔以及19世纪其他泛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拥有“品格”(character)的个人。不难看出,韦伯关于个人的设想,与密尔的思路一样,反映着19世纪工业化生产关系加上大众民主化的潮流形成“削平”趋势时,一种自然而普遍存在的精英论。他们都认为,个人自主、独特的发展具有最高的价值,自由主义之所以珍惜自由,正是因为自由乃是允许个人这种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种个人观的独特意义,需要我们审慎地面对。大家常说自由主义的终极理想是个人,尊重个人的尽性发展与自我实现,以便活出“人”的最高境界;而自由制度的价值,正在于自由乃是达成这个终极目标的必要条件。这两点,是整个自由主义传统的共识。不过这里需要做一点分辨。尊重个人,一个意思是说尊重个人自身(“人格”),把每个人看作具有同等分量的道德单位;至于个别个体的生命具有什么潜在的可能,能够实现什么价值、取得什么成就、达到什么贡献或境界,当然都有其崇高的意义,不过这些属于道德之外的评价角度,并不影响到人格的尊严与不可侵犯。这种个人观,所追求的是个人从各种身份、角色,以及社会制约的解放。另一个意思则是把个人设想为以成长、追求为关键特色的物种(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神与动物都不具有这项特色),是故生命的意义在于达成某种目标或者表现某种价值,这中间所需要的各项能力、德性乃至于追求的毅力、决心,便构成了个人的价值所在。这种个人观,所追求的是个人尽其“性”的发展。这两种对于个人价值的理解各有长短得失,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各有其贡献,同时也一直有人在发展更周全的个人观以便结合两者,在此无法析论。不过前面一种理解方式,由于其抽离性,通常能为个人的价值保留一种自成一格的地位:这种个人价值并不依赖任何人性论、文化因素,或者实质性价值观的支撑;后一种理解方式,则必须诉诸某些关于世界或者人性的理想,其通常寓身于特定的文化理念之中,也因此缺乏普遍性,并且容易遭到价值多元论的挑战。

  

   这两种想象个人价值的方式,会得出两种在制度上如何尊重个人的思路。从抽象的个人着眼,所构想的制度会“价值中立”,强调普遍适用,有意识地摆脱特定文化或者价值观的牵制。从实现某种特定价值的奋斗、追求角度着眼,所构想的制度则会与特定的价值观、特定的文化传统结合,表现为具有特定评价蕴含的特殊主义以及精英主义,同时也容易将个人价值与其他的价值理想混同、结合。用这两种对于个人价值的理解方式之间的差异来对比,我们就知道,韦伯的个人理想与文化关怀所采取的是第二种思路。他会采取这条思路,背后是不是有着更深一层的价值倾向呢?

  

   五、 韦伯的根本局限

  

美国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一书中曾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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