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年秋天，京城喋血动乱的消息传到了代地。年轻的诸侯王刘恒注视着遥远的京城，内心充满了忧惧和不安。执掌大汉朝政的吕后刚刚死去，大臣们和刘姓王侯就发动了诛灭诸吕的兵变。吕姓失势之速，如迅雷不及掩耳，对吕姓家族报复性的屠杀立即开始，所有吕姓王侯以及在宫中任职的显贵们无论少长尽被杀死，他们的家眷和孩子无一幸免。吕后的妹妹吕嬃（汉初大将樊哙的老婆，被吕后封为临光侯）被活活笞杀，刘邦和吕后的外孙张偃袭位鲁王也被废黜。就连吕后生前所立的小皇帝和惠帝后宫姬妾们所生的来历不明的小王子们也全被杀了头。宫廷中政治屠杀的血腥和残酷令人发指，远在边鄙的代王刘恒不知形势会如何发展。宫廷政治的走向充满诡谲的变数，一切皆有可能。寻常小民置身事外，但身为王侯，荣辱生死总是在动荡反复间顷刻翻转，没有谁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刘恒是刘邦的庶出之子，处事一向低调，没有博取上位的政治野心，在充满凶险的宫廷斗争中，他愿意避居一隅，远祸全身。吕后当朝的时候，曾连续杀死他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兄。先是赵王如意，因吕后恨其母戚夫人，将如意召进宫，强灌毒药将其鸩杀；之后，徙刘友为赵王，又将刘友幽囚，活活饿毙；又其后，徙刘恢为赵王，为其择吕氏女为后，大小从官皆吕姓，刘恢动则得咎，如同囚徒。不久，王后即将其爱姬毒杀。刘恢了无生趣，被逼自尽。连杀刘姓三赵王后，吕后欲徙刘恒为赵王。刘恒惶恐，深知赵王之位乃刘姓王侯的鬼门关，上书卑辞婉拒，表示愿意留在代地，为国守边（代地临近匈奴）。吕后可能为他事分神，没有再坚持，刘恒幸而逃过一劫。对于盘踞朝中的吕后，他既恨又怕，那是一条巨大的毒蛇，随时会张开大口将他们母子吞噬。
谢天谢地，吕后当政八年后死了。不止如此，她的家族也遭到了彻底的清算，京城内外曾经声威煊赫，锦衣玉食的吕氏家族全被杀光。死亡终止了一些人的贪欲、仇恨和野心，而另一些人的命运也将发生陡转和巨变。
此刻，刘恒的命运之舟将驶向何方，他自己也不清楚。
这一天，急如星火的朝廷使臣送来了紧急文书，要刘恒立即赴京。接到朝廷应召的文书后，刘恒又喜又惧。所喜者吕氏一族被荡涤已尽，江山还应在刘姓手中，身为高祖之子，有望登皇位而临天下。从前自家命运如风中烛火，当然不敢有这个想望。如今吕氏已除，高祖遗裔侥幸存活者屈指可数，自己又排行在前，在这个关口朝廷见召，十有八九是要他当皇帝的。可是，狂喜之外还有一层深深的疑惧，京城尸横街巷，血流沟渠，政治屠杀充满变数，如果一个或几个屠夫别有所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刀下之鬼。喋血的京城乃凶险之地，去还是不去呢？刘恒颇感踌躇。有人说，高祖旧臣从前都是带兵打仗的人，阴谋狡诈，桀骜不逊，如今召大王入京，恐怕凶多吉少，大王宜称病不往，以观时变。也有人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想称王称霸，君临天下的人成千上万，最后高祖得天下，乃是天命。汉家江山已历多年，刘姓王侯封地犬牙交错，诸吕为乱，如今已平，哪个臣子敢有问鼎天下的野心？况且高祖之子在世者，大王居长，贤德仁孝之名闻于天下，朝中大臣应天命顺人心而迎立大王，不必迟疑，应立刻赴京就位。诸侯国的臣子们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刘恒拿不定主意，回后宫和母亲薄氏商量，终犹豫难决。最后，只好请卜者用龟甲来算命。卜者将龟甲置于荆棘之上，燃火烧之，龟甲裂成几道横纹。卜者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庚庚，龟甲横纹之象也，远古帝王皆禅位于贤人，到了夏朝，启从父亲禹手中承继帝位，始开帝王世袭之传统，光大先人之勋业。刘恒说，寡人已为王，还称什么王？卜者曰，此天王不是诸侯王，大王将和夏启一样，继父皇之位而为天子！刘恒虽然高兴，但还不敢深信，又派自己的舅舅薄昭去京城见太尉周勃摸底。周勃乃除吕安刘的主谋和功臣，如今一言九鼎，他向薄昭交了底，就是想迎立代王刘恒为帝。薄昭这才兴冲冲回来禀报说：是真的，不用怀疑了，代王即将荣登大位了！这时候，刘恒忐忑的心才算放了下来。于是，和亲信臣子驱车赶往长安，终登大位而成一代贤主。
二
汉文帝刘恒开启了西汉王朝的“文景之治”，不但被汉家历代君臣所称道，在中国漫长的君主制时代，也堪为一代明君的典型。这主要是因为他嗣位之后，顺应历史潮流，遵循黄老无为而治的理念，体恤民生，废除暴秦以来的严刑酷法，与民休息，不扰民残民，给百姓相对自由的生存空间。因此，多年战乱留下的战争创痍得以逐渐平复，锐减的人口和社会财富都大大增加，出现了安定繁荣的局面。
文帝初即位，当夜即颁发诏书，大赦天下，之后封赏诛吕除乱的功臣，恢复了被吕氏王侯夺去的封地，稳定了一度失控的朝政。新君初临，给人一种重整山河，万象更新的气象。综观文帝一朝的施政之作为，大略有以下诸端：
其一是废除暴秦的苛法。秦王朝法律之残暴，历百代而回首仍令人感到血腥战栗。汉承秦后，政制律法，多沿秦旧。刘邦死后，至孝惠四年，方废除挟书律。在秦王朝，平民挟书和三人以上“偶语”，皆为重罪，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所定，到了萧何为汉家制定律法时，仍没删削。最惨酷的夷三族之法，至吕后当朝时才被废止。汉文帝即位元年，再次重申，废除株连之法。其诏书曰：公正的法律应该导民向善，而今犯法的人已经依法治罪，还要株连他的父母妻子和兄弟姐妹（同产），甚至连同他年幼的孩子也收捕，我认为这非常不可取，下有司议定废止。臣子们认为株连之法，有历史渊源，行之已久，百姓不能自治，轻视法律，这样做是让他们恐惧，让犯法者付出更重的代价，所以不应废除。汉文帝坚持道：我听说法律公正则百姓向善，罚者当罪则民愿服从。使百姓向善守法的是各级官吏的职责，如今官吏既不能导民向善，又以不正之法加罪百姓，如此残民害民，是驱使百姓以暴抗暴，怎么能禁止百姓犯法呢？我看不出这样的法律有什么好处，下有司再议。在汉文帝的一再坚持下，自秦以来实行多年的株连之法才在法律文书上得以废除。但因为专制王朝是人治的国家，君主之言即为法，仁德的君主可以废止恶法，暴虐的君主仍可株连嗜杀。到了汉武一朝，很多臣子都被灭了族，兵败降匈奴的李陵，其三族尽被汉武帝夷灭。历史前进的脚步应以彰显人性保护人权为标志，这是野蛮和文明的分野。汉文帝二年五月，皇帝再次下诏，废除以言治罪的所谓妖言诽谤法，其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古代贤君治理天下，在朝堂外设旌，臣民百姓对朝政有建议，可立旌下宣讲。所谓“诽谤之木”，据学者郑玄考证，就是宫门外的华表，原来它不是为了彰显帝王的威风而立的。从尧帝开始，如果臣民对朝政的阙失有批评意见，就可以把自己的批评书写在这根柱子上，公之于众，使君主闻过而改之。这里的诽谤不是贬义，乃是批评之意。可见我们的祖先不仅有接受批评的雅量，还提供了言论自由的阵地。可是后来暴秦竟制定了诽谤妖言之律，不仅把所有的批评者妖魔化，还治以重罪。这样，臣民百姓的批评意见何由上达？为政者如何能知道自己的过失？远方的贤德之人又何以召致？如果百姓有冤屈不平集结起来，说些不中听的话，官吏就认为是非法集结的叛逆行为，百姓发出不平的声音，官吏就治以诽谤之罪。从今以后，有犯此者不要治罪。虽然两千年前的皇朝不能谈什么民主，但文帝此诏乃是最体恤民意的仁德之行，值得后世的统治者代代铭记。文帝十三年五月，齐地太仓令淳于公犯法当刑，按刑律要逮系长安。此公无子，生了五个女儿，惶急中骂他的女儿道：“没有儿子，生些闺女有什么用？事有缓急，哪个闺女能为我分忧？”他的小女儿名缇萦，听了父亲的话，伤心地哭了。后来，她随着被逮捕的父亲走到长安，给皇帝上书，说自己的父亲为吏，齐地百姓一直称颂他的廉洁和公平，如今犯法当刑，我伤心的是，死者不能复生，受刑者身体受到重创再也难以平复，想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我愿意输入官府为奴婢，以赎父亲刑罪，给他悔过自新的机会。文帝读此书后，立即下令废止肉刑。废除株连和肉刑，使法律更加人道，废除诽谤妖言法，使舆论环境更加宽松。这些举措，使民怨纾解，社会祥和，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其二，规范国家律令，抑制诸侯及贵戚的权力。钱穆先生说：“文帝以庶子外王，入主中朝，时外戚吕氏虽败，而内则先帝之功臣，外则同宗之诸王皆不安就范围，文帝外取黄老阴柔，内主申韩刑名，其因应措施，皆有深思。”这段话，肯定了文帝的政治智慧。若使国家走上法治的轨道，最难管的，是那些一向骄奢不法的诸侯权贵。文帝初即位，下旨各诸侯国和地方郡守，不得向朝廷贡献方物，要各守其职，多施惠地方百姓。第二年即下诏，诸侯居住长安，离封地太远，百姓贡赋，还要耗费国家人力物力输运到长安来，诸侯不在封地，也无由统领教化当地的百姓，所以居住首都长安的诸侯一律到封地就国。但是，高祖旧臣自恃功高，并不把文帝之令当回事，一年之后，他们还赖在长安。文帝下令道：“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周勃乃前朝太尉，于国有安刘之功，于其有拥立之恩，但文帝断然罢了他的丞相之职，命他带头往封地。周勃封绛侯，去了绛县，其他诸侯安敢迟延，纷纷去了封地。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从前，他们就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奴隶主，随意抓人捕人，以刑罚治人以罪，如今皇帝规范了国家法律，剥夺了他们私自捕人之权。不久，文帝唯一的舅舅薄昭犯了法。刘恒为代王时，薄昭就陪侍左右，为刘恒即位出过大力。后来薄昭任车骑将军，又被封为轵侯，自恃皇亲国戚，把国家法律就不放在眼里了。薄昭在封地擅杀汉使者，按律当死。君主若不以法律行事，国家律法岂不等同儿戏？但罪人是至亲，又怎忍行刑杀头？文帝为此深为痛苦！和他同样痛苦的，还有他的母亲薄太后，薄昭的亲姐姐。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罪人当死而且必死！文帝令公卿群臣陪薄昭饮酒，于席间劝其自裁。可是薄昭惜命，不肯结果自己，于是文帝令群臣穿上丧服去薄昭府前痛哭。一大帮身穿丧服的人哭临府门，薄昭知死无可免，终于自杀。不抑制权贵，无从体现国家的权威，不公平执法，无从凸显法律的尊严。而要做到这一点，君主不仅要公正无私，有时还要经受巨大的情感折磨。文帝所行，决非庸主所能为。据《汉书·张释之传》，一次文帝出行，至中渭桥，一人从桥下出，惊动了御驾车马，被卫士逮捕，文帝令交由廷尉（大法官）张释之依法处理。张依律令，对其罚金结案。文帝很不满，说：此人惊我车驾，因驾车的马柔顺没出事，如果是别的马，难道不出大事吗？可你竟只罚金了事！张回答说：国家之法律，乃天子和百姓所共有，现在法律这样规定，依法判案，并无不当。如果重判，于法无据，使天下百姓如何相信法律？如果当时陛下诛杀此人也就罢了，如今既交廷尉，廷尉就要公平执法，以示国家法律之庄严。如果廷尉用法倚轻倚重，没了标准，使天下百姓何以措手足？请陛下深思明察！文帝思之良久，说：廷尉所言是也！尊重法律和法官的尊严，敢于承认错误，不以帝王之尊强行干预法律，这和后来无法无天，因一言而废天下法的暴君比起来，其差别何可以道理计！
其三，悯农重农，蠲免农业税。古代中国是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农业关乎国民衣食，所以古代贤君无不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文帝临朝，与民休息，鼓励农业生产，不断颁赐重农之策。即位第二年，下诏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籍田，列帝王名下的土地，文帝亲自耕种土地，以为天下先。这不仅是摆摆样子，搞一个仪式给人看，而是真正胼手胝足亲自下田去干，打下的粮食供宗庙祭祀所用。当然，皇帝国事繁剧，不能等同一个农民，但文帝的确效远古贤君之行，率先垂范，重农劝农，立志做一个农业大国的仁德之君。文帝十二年，即下诏书免除当年一半的农业税，说，“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可是土地并没增加，一遇欠年，百姓还是不免饥寒，这是因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太少，各级官吏没有重视农业的结果。“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农民的辛苦劳累，官吏没有感同身受，怎么能够敦劝百姓努力生产呢？一个古代帝王说出“吾农民甚苦”的话，责备官员不体恤农民的苦难，确实难能可贵！紧接着，文帝又下一道诏书，要求奖励努力耕田的农民和勤于职守的廉洁官吏。文帝十三年春，又下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皇帝亲耕，皇后亲桑，所获粮食布帛，以为宗庙祭祀粢盛祭服之用，要作为国家的礼仪制度确定下来。这年六月下诏免除所有的农业税，说，既然农业是立国之本，百姓勤劳一年，国家尚有租税之赋，岂非本末不分，何谈重农劝农？所以，将农业租税全部免除，孤寡无依无靠者，国家救济给布帛棉絮。两千多年前的西汉王朝，汉文帝就蠲免了全部的农业税，这是前无古人的惠民之举。国家的财政支出，朝廷的衣食用度固然要靠税收，在以农立国的汉代，农业税赋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汉文帝身为帝王，带头节俭财用，所思在民，所虑在国，这项蠲免农业税赋的制度一直实行到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为了平叛，军费开支巨大，才征收农民一半的租赋。
其四，不失大国尊严的和平睦邻政策。这主要指和汉王朝劲敌匈奴的关系。自汉高祖七年冬，刘邦征韩王信带大军追击匈奴，战晋阳，过楼兰，被单于冒顿困于平城七日，用陈平之计，死里逃生，侥幸脱险以来，汉王朝一直和匈奴保持着彼此相安的关系。这是连年战乱，国家初定，元气未复，休养生息的既定国策。吕后时匈奴时而犯边，并下书朝廷挑衅，对吕后极尽侮辱，但为避免战乱，朝廷依然卑辞回复，安抚隐忍。至文帝一朝，汉家国力虽然逐渐强大起来，但对匈奴的挑衅扰边行为仍然采取有理有节的睦邻政策，最后达成和亲，保持了边疆数十年的安宁。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朝廷调集十万大军，千乘战车，驻扎陇西、北地、上郡、渭北等地，以示军威。文帝亲自劳军，亲申教令，欲御驾亲征，群臣谏阻不听，皇太后出面阻止乃罢。于是大军击入寇匈奴，匈奴军退即罢。和匈奴的战争，文帝一直秉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辱国格，不损国威，不轻启战端，不挥军深入，以保境安民为主的方针，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文帝即位十八年六月，匈奴感汉之德，主动提出和亲。文帝大悦，下诏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将边疆不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的责任归于自身德行不够，对于百姓边患之苦“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这对于一个忧劳国事的帝王来说，当非虚辞。于是乃下令“遣使者冠盖相望，结彻于道”，举行这样隆重的仪式，是为了把皇帝和亲结盟的诚意晓谕给单于，与其共弃前嫌，“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这次与匈奴和亲，给大汉民族休养生息创造了几十年和平的外部环境。
三
一个君主在历史上留下贤德之名，盖因他顺应时代需求，以百姓的生命和福祉为重。汉初立国不久，经过多年战乱，百姓渴望安居乐业，社会亟待恢复生机，文帝因时施政，使国家治理走上了正路。但并非所有统治者在战乱立国之初都能如此，有的人就喜欢折腾和残害百姓，陷人民于苦难和恐怖，使国家充满戾气和暴行。所以，君主个人的德行和修为常常决定国家的兴亡和百姓的祸福。汉文帝是历史上公认的有德之君，他的德概而言之有以下几方面：
谦退之德。从代地被召初入京，闻众臣推其为新君，百般辞让，云：“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愿请楚王计议之，寡人不敢当。”（楚王刘交，高祖弟，于刘恒为叔辈）众臣伏地固请，“代王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在臣子一再恳求下，方得即位。后数年，众臣谏立太子，文帝不允，以宗族诸王上有叔辈，下有兄弟子侄为辞。这些，或许可以看作礼节性的虚饰和客套，因为最后皇帝他也当了，太子他也立了。但身居帝位，后来谦退自抑不仅有言，且亦有行。百姓不得温饱，天降灾异而示警（如日食等），他都要下罪己诏，令天下臣民指斥自己为政之失。平时他不许诸侯郡国向中央进贡，倘遇灾年，首先裁撤宫中冗员和衣食用度，甚至连皇宫中的马匹也派到驿站以供使役。朝廷祭天地宗庙，祭祀的官员在祝祷中总要归福帝王，为君主祈福，此为“秘祝”。文帝下令废除：“今闻祠官祝厘，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之不德也。”这和把天下一切好事归于自身，让臣民百姓日日恭祝自己万寿无疆的暴君来，相差何止霄壤！
仁爱之德。仁者爱人，儒家之本义；恻隐之心，为人之善根。文帝即位后，把惠帝留在宫中的美女姬妾放出宫去，令其择人再嫁；又解放所有囚于宫中的官奴婢，给他们自由之身。又如前言，览缇萦上书而怜之，断然废除肉刑之法。此皆见仁爱之德。
节俭之德。这是文帝为当代和后人最为称许的德行。人的物质欲望难以穷尽，所谓欲壑难填。文帝身为一国君主，躬行节俭，以德服人，决非自身放纵淫佚，奢华享乐却大谈道德的无耻小人。司马迁云：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仅此，史上一个帝王，羞煞后来多少大言惑众贪黩无耻的败类！
宽恕之德。文帝在位，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先后谋反，文帝重宗亲之谊，平叛时有理有节，勿滥杀，胁从者皆被赦免。尤其是刘长，乃文帝同父幼弟，平时多所回护，后因罪废黜王爵，发配至蜀，路上刘长病死，文帝为之废食痛哭，复封其三子为王。南越王尉佗恃远而骄，自立为武帝，文帝召其弟，待之以礼，尉佗感动，去帝号复称臣。吴王刘濞，诈病不朝，文帝赐以几杖，以愧其心。不念旧恶，以恕道待人，用道德和真情去感化对方，未必都能收到好的结果（如刘濞，势力养成，至景帝时终有七国之乱），但“天生德于予”，历史将铭记屈己下心，春风化雨，涵容天下的帝王，而凶横霸道，顺昌逆亡，对忤己者赶尽杀绝的暴君则会留下永世的恶名！
文帝治国，亦非没有瑕疵和异议。如后世批评他虽废肉刑，后来批准臣下的刑法反倒杀了更多的人；由于富人和豪强兼并土地，蠲免田赋的国策使富者得利，加大了贫富差距等等。君主专制的王朝，天下兴亡治乱系于帝王一身，如文帝所云：“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难免“知见之所不及”。求其光照八极，没有罅漏，决无可能。唐人李商隐有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说的是文帝夜半召见贾谊，问鬼神之事，听得入神，不自觉移席近前。商隐此诗，抒自家心中块垒，对文帝多有讥刺。读《史记·孝文本纪》和《汉书·文帝纪》，通篇多为忧念苍生之语，诏书国策，无不以苍生为念。所谓“问鬼神”之事，亦古代帝王份内之事。远古帝王巫与帝兼于一身，所以帝王之职，无非祭与战。古人认为天地鬼神宗庙之祭祀关乎社稷安宁百姓幸福，所以“问鬼神”也就是“问苍生”。尤其是，文帝对鬼神之事并不笃信认真，一个叫新垣平的人曾经因祭祀建庙等事骗过文帝，还装神弄鬼，使人献刻有“人主延寿”的玉杯。这些骗人的把戏被揭穿后，新垣平伏诛。从此，文帝对鬼神不再迷信，有些祭祀由祠官走走形式，自己连去都不去了。读文帝遗诏，觉得他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对死亡抱有非常达观的态度：“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后，则告戒臣子，死后薄葬，不许耗费国帑和扰民，“毋禁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等民间正常的生活。后来自称的所谓唯物主义者比起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帝王不知做何感想！
一句话，自我读史以来，窃以为要在中国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找一位贤德的君主，非汉文帝莫属。
2014年12月13日于威海贝舍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