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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四友:论分配正义与个人同一性

更新时间:2016-11-10 18:43:39
作者: 葛四友 (进入专栏)  
由此即使我们接受帕菲特的第一个挑战,但无法就此推出个人同一性概念是不必要的。

  

   一个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如果并没有原生的实体作为数字式同一性的根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数字式同一性这个概念呢?目前得到最多认可的理由是实践必然性,换言之,数字式同一性之所以需要是出于实践的必要性。第一个实践必要性是认知的必要性。如果数字式同一必然要求属性的同一性,那么我们整个语言系统就会崩溃。这里可以分两种情形来讨论。情况A,数字式同一性要求一切属性的完全同一,那么我们的认知官能就要把所有有变化的东西都称之为不同的东西。赫拉克立特的名言,“人不可能两次跳进同一条河流”实际上就是对于事物的数字同一性要求这种属性的同一性,由此部分地展示了采用这一要求的后果。但这一标准若贯彻到底应用于个人同一性,那个问题根本提不出来。因为按照该要求,不同的时间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同一个人,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两次。采用这种标准的结果是几乎所有的数字式同一性语言都没办法使用,导致一切专名失去其意义,由此认知不可能。

  

   情况B,数字式同一只要求部分属性的同一,也就是该物的本质属性的完全同一。然而帕菲特所做的各种思想试验显示,并不存在任何这样的本质属性可以一致地贯彻下去。更麻烦的是,所有的数字式同一性关系都是标记(token)意义上的,而所有本质性属性都是类型(type)意义上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可以复制的,因为它们不取决于材料,而取决于其形式。按照这种标准,我们依然无法获得有用的专名,从而做出整个知识系统必要的区分与概括,无法获得知识。由此,只要我们想要有知识,那么我们就得有数字式同一性,由此我们就不能将其立基于属性同一性的基础之上。

  

   同一性的第二种实践必要性是行动必要性。这种行动必要性可以从两种视角来看,一种是科丝嘉所讨论的从行动者的内在视角出发而有必要的个人同一性[12]。科丝嘉的论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指对于任一时刻的行动者而言,如果要行动,就必须有一个统一协调的自我,换言之,其意识是统一的。这里要注意科丝嘉所做的一个区分:我们“有意识地从事某个活动”与我们“明确地意识到”我们在从事某活动是不一样的。例如,一个老到的猎手在森林里捕猎时,当他看到猎物然后悄无声息地往前走时,他所做的是有意识的动作,但是他当时一般不会明确地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动作,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到他要捕捉的猎物身上去了。但他所做的动作显然与梦游不同,同时也显然不同于一般所言的僵尸行动。这里的要指在于: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自我,那么我们不可能行动。实际上,科丝嘉这里的所强调的意识的统一性就体现在我们行动的协调性。或者说,这种意识的统一性就是行动的协调性。

  

   第二个部分则是针对历时性的自我同一性,也就是不同时期的自我认同为同一个人。正如前面讲过的,生命的很多价值并不在于某个片断式自我的价值,很多时候要取决长期的计划与项目。如果我们不坚持历时性的自我同一性,我们的很多项目与计划都将失去意义。然而,日常生活之中,正是这些计划与项目参与构成我的身份,一般而言,我们认同的各种原则是构成我们同一性最重要的内容,换言之,原则是个人用以界定自己身份的方式:我为人的原则就是这样的。我们通过遵循某些原则,恰恰可以用自己的视角来整合不同时期的生活,从而使得个人获得完整性,显示出历时的自我同一性。而没有这种历时的自我同一性,那么我们对于自己未来的做法就不信任,那么长期的计划就显得不可能。换言之,只要我们想要从事有意义有价值的长期计划或活动,那么这种历时的自我同一性就是必要的。

  

   这种行动必要性的第二种视角则是外在视角,从外人的视角来看,我们要想行动必须有这种个人同一性。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要想成功,离不开其他个体的合作。从消极意义上讲,我们的行动不能受到他人的阻碍。从积极意义上讲,我们的行动有时候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但这两个方面都需要我们能够信任其他人,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可靠的预期。这显然需要他人在较长的时期内是同一个人,并且能够根据原则来行动,否则这种预期不可能形成。由此,不仅是从内在视角,而且从外在视角,如果没有历时的个人同一性,我们几乎无法进行任何行动。不过,从发生学上来讲,这种自我同一性不大可能像科丝嘉说的那样,个人是从内在视角建构出来的,因为小孩子获得智能,能够行动的起始点恰恰要求能够区分自己与别人。从个人成长的过程来看,自我与他人之区分,历时性的自我同一性是在日常的语言实践之中逐渐形成的。科丝嘉所谈到的历时性自我的认同,很难说是在行动中建构出来,但是这种同一性在我们有自觉意识之后,起码要能获得我们的认同,至少是不反对。

  

   不过,有一点值得强调,这里的所有理由均只是强调了我们需要个人同一性,且这种个人同一性并不需要以本体论意义上的某种实体或属性为基础,相反是出于我们的实践需要,无论是认知上的必要性,还是行动上的必要性。但是,这些必要性并不能告诉我们要如何确定个人同一性,事物的同一性。这个确定,实际上也只能从实践中得来。因此,它要有好的可以辨认的标准。对于个人同一性而言,一个自然的选项是一个连续的生命体。实际上正如Penulhum提出的[13],日常语言中个人同一性的认同标准是它们是在同一个连续的生命之内,由此认同为同一个人,并没有要求我们把一模一样作为同一个人的标准。正如Noonan对洛克的个人同一性理论所做的解读,洛克实际上也持有这样的看法,把一个连续的生命体看做了个人同一性的自然载体。[14]而科丝嘉也赞成在现有的各种限制条件之下,身体连续性(生命连续性)就是个人同一性的标准。[15]

  

   五、个人同一性的重要性

  

   前面的论述若是正确的,则帕菲特对个人同一性的根基的挑战是成功的,但是对于个人同一性是否必要的挑战则是值得商榷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第三个挑战:个人同一性重要吗?但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人同一性重要吗?个人同一性的重要性能支持义务论式分配正义吗?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帕菲特之所以认为个人同一性不重要,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认为个人同一性可以还原为心理关联性与连续性。但这种推理有两方面的问题。A,这种还原论是值得商榷的;B,即使这种还原论是对的,依然不能就此否定个人同一性有独特的重要性。如果帕菲特所做的有关同一性的各种思想试验不仅仅只是在思想上成立,而是在现实之中大量出现,比如说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信息组装出类型意义上的复制体,那么个人同一性的重要性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至少无法具有我们现在赋予个人同一性的那种意义。然而,即使帕菲特的还原论是对的,我们能够得出的也只是:在某些条件下,个人同一性将失去它目前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性。然而,它无法得出:在任何条件下,个人同一性都是不重要的。

  

   拉兹对如权威作用的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人同一性的作用。[16]在拉兹那里,权威的合理性在于,相对于没有权威而言,在现实各种条件的约束之下,权威的存在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按道理做事。但是,权威一旦存在,其起作用的方式是人们把权威自身当作一种理由,不如此,它就不是权威。不过,按照拉兹的看法,如果我们现实条件发生变化,权威的存在反而使得我们不那么按道理做事,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权威了,由此权威就不再重要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只要权威是必要的,那么它就是重要的。与此类似,只要个人同一性这个概念是有必要存在的,那么个人同一性就是重要的。

  

   不过,这种理论下的个人同一性的重要性是有条件的。这种重要性的条件性对于义务论式分配正义构成了两方面的挑战。第一,证成关系上的颠倒。义务论式分配正义观认为我们不能在整个社会中做最大化的计算,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不应该。这种做法没有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分立性,没有考虑到个人同一性的重要性。然而,按照新的同一性理论,这种关系应该是倒过来的。我们不应该实行全方面的最大化计算,不是我们不应该,而是因为做不到。因为现实存在的各种约束,如果不坚持某种程度的个人同一性,整个世界的意义与价值就会受到损失。换言之,不认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分立性去做最大化计算,结果会适得其反。因此,在间接意义上,我们要想最大化人类的幸福,我们就得认可个人同一性,不应该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分立性。但是这种证成关系的颠倒,有助于我们消除最大化的这种阻力:因为目前有很多人是因为最大化不正义所以会反对最大化。根据这种新的思路,我们之所以应该认可个人同一性,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分立性,恰恰是它因为有利于人类幸福的最大化,有利于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好的世界。换言之,只要最大化策略不是适得其反,我们就不应该以“不正义”的理由而反对它。不仅如此,如果“最大化”策略之所以适得其反是因为我们认为其不正义时,我们应该改变这种认识,从而让最大化策略发挥作用。

  

   第二,即使个人同一性的重要性不同于权威的重要性,它依然无法用来支持义务论式的分配正义。我们前面讲过,帕菲特对于个人同一性根基的批判是成立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体。科丝嘉等均接受,个人与社群是同构的,均是因为实践必要性而建构出来的。由此,即使他们对帕菲特理论的回应成立,这也无助于他们用它来反对把适合于个人的决策推广到社群。科丝嘉认为,没有即时的个人同一性,我们没法行动,没有历时的自我同一性,我们可能没法过上有意义且有价值的生活。然而,正如社群主义者与拉兹所承认的,没有群体身份,不预设很多有意义的社会实践的存在,个人的长期计划与成就同样失去意义。根据这种新的同一性理论,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不再是本质上的。由此,罗尔斯与诺齐克等人所强调功利主义“把个人的决策方法推广到社会”就不再是一种根本缺陷。当然,相对于社群或集体同一性的必要性而言,个人同一性可能更为紧迫也有更好的心理基础,因此最大化策略在同一个生命之中更容易得到实行,适得其反的概率更低,而在生命之间的最大化策略适得其反的可能性更高,因此往往需要采取间接的最大化策略。但这种论证均是从后果上讲的,而不是因为个人同一性本身的价值。

  

   无论上面的结论最终能否成立,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我们应该鉴于个人同一性的新理解重新思考当下的各种分配正义理论。无论是义务论者还是功利主义者(或后果主义者)都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功利主义完全忽略个人同一性显然是妄顾现实,很多时候会适得其反。然而,把个人分立性作为原生事实,赋予其以绝对价值的义务论视角同样问题不小。很显然,这两种视角背后涉及的不仅是规范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还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

  

   本文刊于《政治思想史》2016年第2辑,转载请注明。

  

[①]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分配正义与社会公平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10CZX044)”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的写作得到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曙光计划”资助(14SG2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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