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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如何谈论“文学教育”

更新时间:2016-11-09 22:30:52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一、写给读书人的话

   作为读书人,我怀念且支持实体书店;至于网上书店,更多的是理解与尊重。这回的讲座,本安排在言几又书店,后主办单位建议改在京东,我没有反对。这样一来,加上去年年底应邀参加亚马逊年会,上个月出任当当与南航合作的“阅享南航”项目的阅读大使,我算是跟当下中国网上书店的三大巨头都有了接触。

   可说实话,对于如何进行图书宣传,我始终心有余虑。不会完全拒绝,但也不是积极参与。我当然懂得,书卖得好,版税就多,出版社也会更积极地邀稿。我的第一本书《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出版于1987年,承蒙读者厚爱,从那以后刊行的诸多书籍,基本上都不会让出版社赔钱。当然,也说不上畅销。到目前为止,发行最多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算上各种版本,中文外文、繁体简体,二十五年间从未间断,估计也就卖了十万册。一次饭局上,有朋友很得意地说,他的书三个月就销了十万。我一点都不羡慕妒忌恨,因为,很难说是疾风骤雨好,还是“随风潜入夜”更让人惦念。我写书的目标是:虽不畅销,但能比较长久地站立在读书人的书架上。因此,图书宣传对我来说,主要不是增加销量,而是“广而告之”,让大家了解此书的长短得失,若需要,能很方便地得到,这样就行了。

   今年春天,在南方一所高校演讲,某教授告知,他当年在东北师大念博士生,妻子家教一个月,赚了一百元,被他拉进书店去,买了一套刚出版的《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精装三卷,共96元,妻子回家后哭了。听到这故事,我既感动,又惭愧,回京后,赶紧寄送新书给这位教授,请他转送给如今也在大学教书的夫人。这个经验,让我益发坚信,读书人的钱,不能随便骗。

   今天不是专业演讲,只是说说这两本书的写作初衷,以及达成了几分目标,对什么样的读者是比较合适的。网上传我的文章《粉丝制造阅读奇迹,是对“经典”的绝大嘲讽》,其实,这个话题,前几年出版《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时就谈过。我感叹的是,现在的书业很奇怪,卖的不是“图书”,而是“人气”;“人气”可炒作,可那无关“阅读”呀。我是读书人,深信这书如果你不想读,是不应该买的。

  

二、“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

   首先自报家门:我是中文系教授,入门处是中国现代文学。从那个地方起步,不断往外拓展,逐渐延伸到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列举一下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文学史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年,后改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千古文人侠客梦》(1992)、《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1998,后改题《中国散文小说史》)等;学术史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2005)等;教育史则是《老北大的故事》(1998)、《大学何为》(2006)、《大学有精神》(2009)、《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2015),连同今年刊行的《大学新语》,合称“大学五书”。

   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这是三个不同的学术领域;虽然三者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研究方法与评价体系毕竟不同。若想找到三者的重叠处,那很可能就是我今天要谈论的“文学教育”。

   我心目中的“文学事业”,包含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四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隔,更有各自独自发展的空间与机遇。就拿文学教育来说吧,不仅对中文系、外文系生命攸关,对整个大学也都至关重要。而选择文学史作为核心课程,既体现一时代的视野、修养与趣味,更牵涉教育宗旨、管理体制、课堂建设、师生关系等,故值得深入探究。

   今天谈论的是我近期出版的一大一小两本书。大书《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是增订版,初版刊行于2011年,刚获得第四届王瑶学术奖的学术著作奖(2016)。新版增加了三篇长文,且添上副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使整个论述更为完整,主旨也更加显豁。小书《六说文学教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包含六篇长文,外加三则附录。正如该书“小引”所言:“诗意的校园、文学课程的设计、教学方法的改进、多民族文学的融通、中学语文课堂的驰想,不敢说步步莲花,但却是每一位文学(语文)教师都必须面对的有趣且严肃的话题。”所以,我建议将此书与北大版《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相对读。其实,还有一本评论性质的《假如没有文学史……》(北京:三联书店,2011),也是讨论此话题的,不过,那书是论文、序跋、随笔结集,体例有点杂。

   这回的一大一小两本书,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这体现了文学教授的人间情怀、学术史视野以及自我反省意识。如果你想挑着读,建议看《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的第二章“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第三章“‘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以及第四章“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大的文学教育”。这三章的论述对象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大体代表了我的学术兴趣与科研能力。

   本书希望在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具体的论述策略是:从学科入手,兼及学问体系、学术潮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关于文学学科的建立,中文系教授的命运,以及现代学制及学术思潮的演进等,关注的人会比较多;具体到某学术领域,如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以及现代文学的前世今生,乃至未来展望,必须是专业研究者才会有兴趣。推介这么一本五六百页的大书,只说我殚精竭虑,写了很多很多年,那是没有意义的。酝酿时间长,写得很辛苦,并不能保证这书的质量;我只想说,经由这本《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我们对晚清以降这一百多年中国现代大学的“文学教育”,有了基本的了解,以及大致准确的判断。

   空口无凭,为了让大家对此书的论述风格有所体会,我略为介绍第八章“在政学、文史、古今之间——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的治学路径及其得失”。昨天是教师节,借推介新书,谈论我几位尊敬的师长,也算是一种深情款款的怀念。那篇文章共六节,跳过“北大中文四老”的由来、风雨同舟四十载、政治与学术的纠葛、文学与史学的互动、古典与现代的对话,就说这第六节“老大学的遗响”。

   这四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中文系发挥关键作用的文学教授,都曾是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的学生。四人中,受朱自清影响最深的,无疑是其直接指导的研究生王瑶。也正是王瑶,晚年借助朱自清这座桥梁,提出了“清华学派”这个曾风行一时的概念,且再三强调:“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作为长期任教北京大学的名教授,晚年的王瑶如此绝情的陈述,用意何在?我在《八十年代的王瑶》(《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中曾略为辨析:因撰写《念朱自清先生》和《念闻一多先生》二文,王瑶重新回到美好的青年时代,爱屋及乌,因而特别表彰清华的学风及文化。另外,从21岁到39岁,这18年间,王瑶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于后面的30多年,不愉快的岁月居多。可那是大时代的缘故,怨不得北大;即便不是院系调整,继续生活在清华园,王瑶也未必有好处境。吴、林、季三位未见如此情感强烈的表述,但也都与夹杂着“青春记忆、师长追怀、个人遭遇”的母校清华大学有密切联系。

   可再往前推,他们的老师杨振声、朱自清、俞平伯等又都是从北大毕业的。若从百年中国高等教育着眼,这两所旗鼓相当且相互激励的名校,在学风上虽有明显差异,唯独在“政治与学术的纠葛”这个话题上,谁都做不了主。相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个人的心境与才华、学科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大学传统等,不说微不足道,也是相形见绌。1978年以后,这四位清华毕业生重新焕发青春,大展宏图,以至深刻影响了北大八十年代的“文学教育”,固然可喜可贺,可那也是拜改革开放之赐,而主要不取决于个人意志。说到底,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个体选择的自由以及自我设计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暂时搁置这四位教授的学术贡献,就说进入八十年代,如何承上启下,促成了薪火相传。学位制度的建立,使得这种苦心孤诣成为可能。开列1978年以后这四位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名单(吴组缃指导硕士生一名、博士生四名;林庚指导硕士生一名、博士生两名;季镇淮指导硕士生四名;王瑶指导硕士生十名、博士生五名),熟悉当代中国教育史及学术史的读者马上会有如下反应:除了王瑶先生,其他三位先生指导研究生的数量实在太少了。开始招收研究生的1978年,吴组缃70岁、林庚68岁、季镇淮65岁;最后一个学生毕业时,吴组缃88岁、林庚88岁、季镇淮74岁,照常规确实早就该退休了。可这中间那么多年,为了把舞台让给下一代学者,北大没像其他大学那样,充分发挥这些老先生的经验与智慧(想想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苏州大学的钱仲联),实在有点可惜。

   这就说到人格熏陶与学问承传的关系。说实话,七八十岁的老先生,不可能像年富力强的中年教授那样,手把手地教你读书做学问。可八十年代的中国,中文系还能吸引很多绝顶聪明的好学生;考入师门的,根本用不着手把手教。其实,老教授指导研究生,长处不在有形的学问,而在一种精神,一种气象,一种人格魅力。想到这些,我对北大当初的固守制度,没让老先生多带研究生耿耿于怀(不只中文系,人文学科各系均如此)。哪怕主要事务由副导师负责,老先生只是挂名,不时与学生聊聊天,都会有很好的效果。我说的“效果”,不是给学生提供“象征资本”,让其日后可在人前吹牛;而是从老先生那里,确实能感受到老大学的精神与风采。我并不主张神化“民国大学”,但我承认,八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幸亏有这么一批饱经沧桑的老学人,让我们得以接续民国年间若干好大学的优良传统——这里就包括了老北大与老清华。

   那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那也是一段永不磨灭的记忆。借辨析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等老一辈学者的足迹,我们得以触摸此兼及古今、贯通文史、关心政治的学术传统,同时也可明白其中的利弊得失。或许,这是上一代学者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三、 “学问”底下的“温情”

   在我看来,所有思想转变、文学革命、制度创新等,最后都必须借助“教育”才可能落地生根,且根深蒂固,不可动摇。比如,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不全靠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大声呐喊,更得益于教育部的一纸通令——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4月,教育部又发一个通告,明令国民学校除一二年级国文科改为语体文外,其他各科教科书,亦相应改用语体文。以此为分界线,此前的争论,乃风起于青萍之末;此后的推广,则属于余波荡漾。

   教育很重要,那么谁在研究呢?你可能脱口而出:自然是教育学院了。各大学的教育学院主要关注的是教育学原理、比较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课程与教学论等,至于我关心的“大学史”,不能说没人研究,但微不足道。也正因此,若你谈论中国大学,希望兼及历史与现状,且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人文学者的“越界写作”反而显得更有优势。

最近二十年,在自家专业之外,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探讨大学问题,先被讥为野狐禅,后逐渐得到了认可。将“教育学”与“中国文学”这两个不同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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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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