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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凌云: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标准化

更新时间:2016-11-08 22:56:29
作者: 余凌云  
二是随着时间推移,赔偿的标准化事实上会导致赔偿降低。三是会侵犯“律师与顾客之间关系的神圣性”(violate “the sanctity of the attorney-client relationship”)。[22] 但是,从下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到,上述质疑还是不难解释清楚,或者予以适度提防的。

   对于标准化的好处,日本人品鉴出了一大堆。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第一,创造出标准,有助于迅速解决纠纷(prompt resolution of cases),加快对受害人的赔偿(to speed up compensation for victims)。因为标准化之后,当事人都可以使用详细的、清晰的、公开的公式来算计相对过错率和受害人的损失(detailed, clear, and public formulae to calculate comparative negligence percentages and the victim's damages),如果他们对未来诉讼的结果得出的预测又基本一致,就会在“法律的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the law)主动和解,放弃诉讼的冲动。[23] 也就是说,标准化实现了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对预期结果的认同程度高,那么,纠纷更容易解决,诉讼率也低。[24] 受害人也不要饱经讼累之苦,赔偿请求很快就能得到满足。

   第二,通过标准化,那些被律师、法官和保险公司垄断的专业知识,就能够转化为大众都能知晓的社会知识,解决了信息不对称、专家知识问题。如此一来,也不需要向公众普及法律的技术,减少了当事人对律师、法官等专业人员的依赖。公众觉得简便,易于接受。[25]

   第三,提高了司法效率(judicial efficiency)。[26] 其实,推进标准化的一个初衷,就是为了加快案件的解决(prompt resolution of cases)。正如日本法官注意到的,诸如痛苦和损失等损害的因素原本就是模糊不清的(elements of damages such as pain and suffering are inherently vague and amorphous.)。如果赔偿数额又有着较大的变量与不确定(great variation and uncertainty),会刺激当事人不断地要求更多。但是,一旦他们获知所有人都是按照标准赔偿的,那么,就容易说服当事人息讼。[27]

   第四,维护了对司法的信赖。[28] 标准化是由法院推动的,对法院也有作茧自缚的效应,法院也必须依据同样的标准判案,不能出尔反尔、前后不一,也不能薄此厚彼、不分畛域。基于对司法的信任,让当事人也更乐意在法院之外积极和解。因为他们知道,即便纠缠不休,诉至法院,只会徒费钱财,讨不到多少便宜。保险公司的赔付、律师或争议解决中心(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s)的调处,也能放心,不会担心被法院撤销。于是,实践上便出现了法院乐于见到的结果,大量案件还没走到法院就已解决了。

  

三、我国的标准化实践

   与日本一样,我国责任认定的标准化也起步于地方,却没能像日本那样得到上层的积极回应和推动。所以,迄今,有关实践只是碎片般的散落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不普及,不成体系。实践的深入程度,也取决于地方、部门领导的认识和重视。相形之下,在保险和赔偿上的标准化做得比责任认定好一些。

   1、实践与问题

   在我国,与日本过错认定相对应的,主要是由交警完成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以下简称责任认定),是对交通事故的成因,尤其是涉案各方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力大小、有无所做的官方分析。只不过这项工作在日本是落在法官身上,在我国却主要靠警察。其中缘由,我会在另外一篇关于责任认定的论文中专门讨论。

   责任认定的判断标准,在《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2004年)一直是被忽略的。只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2008年)第46条给出了较原则的权衡尺度,“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也就是,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应考量当事人行为的作用力大小、因果关系的远近、过错的轻重。但从第46条随后的分类规定看,[29] 又似乎把三者统合到“过错”之中。

   至于责任认定更细腻的基准,授权省级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具体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细则或者标准”。可以说,迄今,各省仍各行其是,莫衷一是。除北京等少数地方采用较为客观的责任认定AB类标准外,[30] 其他地方,一省之内,多是原则之下的自由裁量,实行一案一议。在我与北京交警有关负责人的交谈中获知,之所以北京会推行AB类,一是为了交警执法统一,二也是避免有关争议。我们在与四川省交警总队合作制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指南》时也有过讨论。我们建议,应当在实践反复试错的基础上,将裁量结构建构出来。对于常见的典型案件,尽量统一规范责任认定。四川公安系统的一些事故处理专家却比较排斥细化,认为事故形态复杂多样,细化等于僵化,不利于纠纷的解决。

   但是,这种以解决纠纷为本位的态度,是实践上“摆平就是水平”的余绪。在我看来,不甚可取。第一,拒绝细化、标准化,意味着自由裁量太大。更糟糕的是,不会按照“同案同判”的原理,形成相对稳定的裁量结构,裁量运行轨迹很可能受到很多因素、甚至是不恰当考虑的影响变得杂乱、任性。交警业务素质又参差不齐,责任认定质量也就高低不平。个案处理容易产生差异与分歧。一篇报道也指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没有规定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标准,以因果认识论的原则去认定复杂的交通事故责任,操作性极差,常常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的局面,也难摆脱凭经验、凭印象、凭权力来认定的陈规陋习”。[31] 第二,显然会使法律责任的认定发生不确定的延展,让事故认定为厘清法律责任服务,难免本末倒置,或者至少是一并考虑。实践上不免出现诸多流弊,比如,责任认定有时会有意识地偏袒贫困的、好闹事的、不易息讼的、有关系的一方,不管是出自同情、怜悯,还是息事宁人、惧怕权贵,他们的法律责任也自然随之减轻了许多。第三,磋商成本高,颇难说服当事人接受认定结论,调解难度大,诉讼几率高。[32] 实践中,当事人即便很快形成了妥协,也不完全是互谅互让,很多时候是有过错的一方利用走保险的程序繁琐,对方急于解决纠纷的心理,或者对交通事故知识的一知半解,迫使对方让步,“有理让无理”,不了了之。

   责任认定上标准尚未统一,但在保险理赔和民事赔偿上,似乎更容易统一认识,实行统一的赔偿标准。[33]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层面较早就给出了有关原则性标准。国务院在1991年颁布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对损害赔偿项目、标准以及计算公式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上述办法废止之后,目前对交通事故的赔偿,基本上是按照上述司法解释。[34] 比起上述办法,司法解释似乎更原则一些。又因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各地不同,所以,只是在一省一市之中实践渐趋标准化了。[35]

   只是与日本相比,我们在责任认定、保险理赔与民事赔偿的流程中标准化是断裂的,实践呈碎片状,不是一体流畅、和谐统一的。责任认定、保险赔付与法院裁判之间缺少内在的呼应。比如,北京市实行的责任认定AB类实践的确扑捉到了标准化的趋势,但只适用于责任认定,责任认定“想表述的是当事人的违反交通管理行为对交通事故发生的作用的大小, 相当于我们依据‘过错’来确定法律责任大小的‘过错’”。[36] 过错与法律责任分开解决,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责任认定的标准化,给当事人的只是一个局部的片段信息,而且,出自公安机关笔下的责任认定标准,在理赔、诉讼上能否得到保险公司、法院的认可,也很难说。那么,下一步的利害关系究竟如何,还是无从获知,所以,要想平息干戈也难。

   2、好处

   尽管我国标准化的实践不像日本普及、成体系,但是,从单个环节上的标准化所获得的体会,也与日本相差无几,颇有共鸣之处。我们找到了三份材料,可以参看。

   (1)一份调查显示,民警在调处交通事故赔偿中,怎么赔、赔多少,主要“不是当事人协商与交警调停的结果,而是交警直接依据法定标准执法的结果。所谓‘调解’,是在上述法定的标准范围之内,交警权衡当事人各方的经济能力、过错大小等因素,在个别赔偿项目上进行数额调整,并说服各方接受。由于赔偿项目和计算方式标准的高度统一,当事人就很少会怀疑调解本身的公正性”。[37]

   (2)一位北京市交管局领导撰写的文章中指出,《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标准》实施之后,“在老百姓最为关注的事故处理核心环节‘责任认定’上,统一了认定尺度,增强了事故责任的可预测性和认定责任的可操作性”,“消除群众对事故处理‘暗箱操作’的疑虑”。[38]

   (3)一份法院的调研报告也指出,“交通事故赔偿标准的定型化也决定了调处中交涉的空间不大”,法院也有意识地加强对当事人传输这方面的知识,[39] “从而大大节约协商的过程和时间,而且由于其透明度较高,当事人对处理结果的认可度也较高”。[40] 纠纷就更加容易自行解决或者通过交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调处机构解决。

   可见,我们从上述实践也感受到了标准化的好处,比如,可以增强“可预测性”、“可操作性”,提高当事人的认可度,降低协商成本,加快解决纠纷。尤其是,其中“执法的结果”、“统一了认定尺度”、“交涉的空间不大”等表述,让我觉得,标准化更大的好处应该是,第一,可以将当事人与鉴定机构、处理机关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与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也不能通过与鉴定机构、处理机关的商谈来个别化地解决,只能通过修改标准来统一解决。第二,增加透明度,避免“暗箱操作”。在个案处理中,不管是哪一个交警、保险、法院都会受制于上述标准所产生的作茧自缚效应,只能照章办事。任何人情世故、家长里短都不在考虑之列。看似机械呆板,不通情达理,但是,只要不折不扣的执行,不因人而异,也不因案而易,就会更有说服力,让所有当事人不得不接受。

  

四、进一步完善标准化体系

   从上述对日本经验和我国实践的分析,不难发现,标准化的实质是控制裁量,就是针对反复出现的同类案件,将公安机关、保险公司和法院的处理方式固定下来,主要是把有关裁量权的行使方式建构起来,使得未来遇到同一类型的案件,就能够循着同样的路径处理,实现平等对待,“相同案件,相同处理,不同案件,不同处理”。常见的多数案件,通过标准化解决了,留下少数非典型(untypical)的案件,通过个别裁量解决。

我不太认同日本法官的看法,认为,与其他领域的案件相比,交通事故案件具有特殊特性,特别适合标准化。[41] 其实,与其他领域一样,在交通事故上,也没有一个完全相同的案件,正如世上没有一片相同的树叶。我们只能说,有不少交通事故案件的主要事实相同或者近似,处理结果也近似,所以,可以忽略一些无关紧要的差异,进行大致的归类,并提炼、固化一定的处理标准和解决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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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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