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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第一个哲学词汇

更新时间:2016-11-08 22:29:11
作者: 赵汀阳 (进入专栏)  

   本文原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10期,此处为未删节版。

  

引子:很久以前的讨论

   大概在1988年,记不住是春天还是秋天,我和李泽厚老师在农科院围墙外林荫道上,以哲学的想象讨论人类意识和思想起源的问题。我们的讨论范围仅限于“真正的意识”即具有反思性的意识得以发生的文明条件,并未涉及人类意识的生物学条件,或者说,只涉及人文条件而不涉及科学条件。李泽厚老师相信工具的使用是形成人类意识的关键条件,因为工具使人第一次形成意识的间接性,于是,物质对象第一次不是作为直接对象而出现,而变成一个通过工具作用而被规定的功能性间接对象。工具固然至关重要,但我更相信语言的出现才是意识革命的条件,其中,否定词“不”的出现构成了思想的临界点。多年之后,我意识到,我们各自的哲学想象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几乎每个人文问题总是同时有着多个有道理的解释,而且经常形成互相补充。显然,人类思想能力的形成需要必不可少的多种条件的共同作用,包括工具和语言,当然还有其它因素,诸种条件都同样是必需的,关键问题只在于到底何种条件是人类思想的临界发动点。在此,我仍然相信否定词是最终开启思想之光的临界点。历史无法重现而封存了大量问题,在历史沉默的地方,或许正是哲学想象的余地。为此,我试图为人类发动思想的临界点给出一个“化历史为哲学”的论证。

  

1. 化历史为哲学

   在近年来广为流行的《人类简史》中,赫拉利雄赳赳地描绘了人类如何“建构”货币、国家和宗教等等非自然事物。国家、规则和制度都是被建构的,这倒并非新奇观点。先前许多思想家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说,在哲学家中,马克思分析过国家是在阶级社会里被建构出来的,而在消灭了阶级的未来社会里,国家也将消亡;福柯分析过知识和权力以辩证方式进行的互相建构;维特根斯坦把一切规则和制度都理解为被建构的“游戏”或“生活形式”,如此等等,更不用说许多现代历史学家的工作都是从建构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社会建制,在此无须多论。赫拉利的新意在于把人类的“建构”理解为基于信念而生效的“虚构”。这个理解有部分道理,但过于强调虚构性却可能遮蔽了规则和制度的实构性(factualization)。文明的建构的确很可能始于唯心的虚构,但问题在于,并非任何虚构都可行,显然,唯物的实践将做出由虚到实的最后选择,就是说,任何能够转化为事实的虚构都必定能够确实解决生活中的某种必需解决的问题,否则将被淘汰,因此,可行的虚构的另一面必须是实构。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有价值的虚构其实都是生活博弈问题硬逼出来的实构而决不仅仅是迷人的想象。以博弈论的理解而论,人类的制度和规则都是稳定的博弈均衡转换而成的,而博弈均衡显然是实践性的实构,决非虚构。另外,虚构之初或凭借信念而成,但只要落实为生活形式,其可信性就主要是实践问题了。信念仅凭自身已无法自我作证,最终能够为信念作保的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实践的大量实例”,就是说,生活形式的最终基础并非信念而是实践的力量。

   初始状态的人类不可能凭空产生意识革命(流行的说法是认知革命,但认知革命的概念容易暗示人类思想开始于知识问题,这却未必准确。早期人类的所有问题首先都是生存问题,因此,意识革命是一个更合适的概念)。人类的意识革命必定是因为出现了一些事关生存而能够改变生活形式的奇迹般的媒介。媒介提出了新问题,也带来了新经验,因此开拓了新生活。通常认为,群体的合作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问题,关于群体作为人类初始条件的讨论可以追溯到荀子和普罗塔哥拉。群体合作固然于生存最为要紧,却不是人类首次遭遇的新问题,原始人以及许多种类的动物的生活里早就存在密切合作,这个事实甚至令人想象到集体性也是一种先验基因。虽然合作是人类生存的原始基础,却不是发动意识革命的原因。合作行为曾经持续了百万年而没有导致革命性的改变,因此,真正导致意识革命的契机必定是一种介入性的奇迹,即切入到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的“中间”的某种革命性的媒介,它所开创的新经验足以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开启意识的新问题。

   最古老的革命性媒介可能是工具。关于工具的科学研究已经很多,无需多论,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工具使人类得以主动支配某些因果过程而把主观性加于自然过程,因而使得人类的存在开始具有了主动性,不过,主动性距离人得以自立的主体性尚有远途。工具所建立的对因果关系的自觉意识肯定是意识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不少动物也使用工具(切不可五十步笑百步地认为动物的工具比原始人的工具粗糙得多),也有因果意识,甚至有艺术观点,却并未导致意识革命——当然,科学家可能会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动物的大脑功能不够强大。可是,即使有足够脑力的原始人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因果意识而产生意识革命,事实上,原始人使用工具只是改善了生存境况,却在很长时间里(百万年或数十万年)并没有产生意识革命,其中一个原因是,因果意识只是一种单项能力,不足以开拓全面的思想空间,尤其不足以形成怀疑和争议的反思能力。即使在人类的成熟思想中,因果意识也只能解释一部分思想问题。因果关系不足以解释逻辑分析和推论,也无法解释一切关于价值、情感、愿望和想象力的问题,更无法解释自由意志。可见,因果意识只是发达的动物心智,尚未革命性地升级为具有怀疑、逻辑和反思能力的自由心智。

   如果工具意味着原始人类通过把握因果关系而在“生的问题”上获得一种主动性,那么,早期人类意识对“死的问题”的创造性解决也意味着另一种自觉性。死是仅次于生的重大事实,却似乎提出了更为震撼的问题:死把有变成了无。当有灵性的存在失去了灵性的迹象,这是难以接受的,灵魂哪里去了?更是不可理解。人类不可能不去思考这个惊心动魄的问题,因此,死的问题也可能直接触动了人类的自觉意识(有迹象表明,少数动物,例如大象,已经有了关于死的悲怆意识)。德布雷相信人类文明可能就始于以图像去象征性地解决死的问题,因为考古发现人类最早的图像几乎都是生者与死者、人与神之间的媒介,既是一种交流,更是一种挽留。早期墓葬里的图像表明,人类试图拒绝生命的终结,试图通过永远在场的图像而留住消失的生命,图像召唤灵魂,从而使生命继续在场,因此,早期人类创造的图像不是艺术,而是工具,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手段”,就像打猎的工具一样有用。由于死像太阳一样“无法直视”,关于死亡的思考就蕴含着“从可见到不可见,从短暂到永恒”的意识突破。于是,对死的思考使生的事实超越了自然性而具有了精神性——也许需要说明,这个理解与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见识并不冲突。孔子决不否认死的问题的精神性(儒家自来极其重视死的事情),孔子命题的直接意思是:如果不理解生的意义,就无法理解死的意义。其深层含意则是:如果生没有精神意义,那么死也没有精神意义。在人类的存在具有精神性之前,生死都轻如鸿毛。

   工具和图像无疑都是意识革命的助力因素,但恐怕都尚未触及意识革命的临界条件,都不是实现意识革命的那个点铁成金的因素。追求生命不朽之图像显示了不可见的或不在场的世界,这一点对于精神世界非常重要,但就历史证据来看,图像的出现晚于工具和语言,因此,人类的意识革命应该早于图像,而图像只是进一步增强了意识革命,尤其是增强了生命的精神性。至于工具,如前所论,工具的专用性及其所揭示的因果关系不足以建构完整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因果关系缺乏超越自然需求的精神性或思想性,因此不足以形成自由意志和人文价值。可以说,工具扩大了生存空间,提高了生存效率,却仍然不足以使人类的存在超越生存(survival)的概念而变成具有精神意义的生活(life)。

   人类的意识革命最有可能发源于语言,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共识,大多数历史学家和几乎所有语言学家都相信这个推断。语言不仅能够表达世界,而且本身就构造了一个世界,一个有着自身结构和运作规则的世界,于是,语言世界既是存在同时又是表达,一身兼备存在和表达的世界可谓最大的奇迹,显然,语言的“创世”能力决非任何其它媒介所能望其项背。不过,仅仅肯定语言为意识之本,这只是一个笼统模糊的判断,仍然没有解释语言何以导致了意识革命,或者说,语言的什么因素或何种功能构成了意识革命的临界条件。语言本身是个长期演化的事实,并非一时之功,于是,关于语言自身的历史性,我们也需要追问,是何种创举使语言成为语言,更具体地说,是什么奇迹能够使传递信息的信号转变为生产思想的语言,这是语言隐藏于自身深处的秘密。究竟是哪一种语言功能启动了意识革命,这正是尚不清楚而需要想象和分析的问题。

   那么,何种语言行为最有可能最先发动了意识革命?赫拉利提出一个有趣的想象,他认为导致认知革命的语言活动主要有两种:闲话(中文版翻译为“八卦”)和虚构。这个过于有趣的论断实有不小的疑问,需要略加讨论。据说原始人通过背后互相说坏话而得知谁是骗子谁是朋友,就像现代人一样喜欢“嚼舌根”和各种“爆料”,结果,话越多意识越发达。这个推想恐怕是一种“现代化”甚至后现代的臆想。虽然我们不知道原始人说了些什么,但几乎可以肯定,吃饱没事干而嚼舌根,对私密生活的爆料津津乐道,显然不太可能是艰苦卓绝的原始生活的兴趣点和重要场面。且不说原始人的生存压力远大于闲言碎语的乐趣,原始集体生活的公开性也远远超过私密性,原始人不可能有太多值得爆料的私密故事。即使在权力竞争上,也主要通过直接暴力或以暴力作保的理性策略去获得权力,比如说通过以德服人、以公服人的“阳谋”去建立威信,而不像后世经常诉诸缺德的阴谋,因为在一个社会的规模变得足够大而形成不可测的复杂性之前,阳谋比起阴谋更有力量(韩非对此有过著名论述)。总之,从生存需要出发,人类的早期语言必定是一个人人可以放心的信用系统,否则毫无社会价值。在能够立字为据之前,语言就是真理的证词,无论是事实的证词还是无悔的诺言。当语言只有语音,说话就要算数,否则语言完全无助于交流与合作,反过来说,假如早期语言就已经陷于谎言和闲话,就不可能发展出其它任何的信用系统,因为在人类早期的公共空间里,语言是最早的信用系统,是共同生活的保证。假如早期语言不可信,文明就恐怕难以发展,甚至难以存在。说话不算数,或造谣欺骗,应该是文明高度发展之后的事情。

   另外,语言的虚构功能对于人类思想的形成无疑极其重要,在这一点上,赫拉利的看法大概是可信的。正如赫拉利指出的,语言的虚构功能使人得以创造各种原本不存在的文明形式,包括信仰、制度和货币等等。假定这个推想为真,那么我们就需要追问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语言的虚构功能何以可能?显然,虚构是相当成熟的语言功能,并非语言的初始能力,因此,虚构能力应该是意识革命的后果,而不是原因。就逻辑条件而言,哪怕是最简单的虚构,也必须以人类发展出关于可能性的意识为前提,否则无虚可构,就是说,只有当人类意识到超出现实性的可能性,即超出所见之“实”的不可见之“虚”,意识才具备进行虚构的条件。既然可能性意识是虚构能力的逻辑前提,意识革命就并非始于虚构,而始于可能性意识的出现。可见,虚构也是意识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的故事。

于是,我们进入到了关键的问题:人类究竟是如何开启可能性的意识的?可能性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人类为什么能够在现实性之外创造出可能性?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想象语言的初始状态。我们知道,在形成语言之前,人类(包括动物)早就拥有了信号系统,至少包含指称和指令的功能,比如说,x指称“猛兽”,y指令“快跑”。信号系统只有“a代表b”的语法,也就相应地只有一种逻辑关系:a是b。因此,信号系统只能表达实然性或必然性,而无法表达虚拟性或可能性。缺乏可能性的意识空间是一维的而不是多维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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