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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卓恩:“常”“变”之争和“主义”之辩下的保守与激进

——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商榷

更新时间:2016-11-06 15:12:49
作者: 何卓恩  
可见,在“常”“变”之争为主题的阶段,最初保守思维居绝对优势,求变思维很长时间主要通过兼顾新旧的中庸状态来表达。在这种推进中,求变与保守思维强弱易位。对于保守思想来说,“师夷”的富强之术可谓异端,但尚难言激进。一则这些求变思想本身比较温和,二则进化论传入之前,亦无普遍的“进步”意识,无“进步”历史观则无所谓“激进”。所以,直到变法时代,进化思想广泛传播,激进主义思潮才有萌芽,“五四”时期激进主义取得话语优势,代表新学的“德、赛二先生”成新知识界的“信条”,而这一信条的确立与“打倒孔家店”的时风密不可分。保守-调适-激进,历时态推演。

  

   三、近代中国“主义”之辩下的保守与激进

  

   甲午战争之后,历经“庚子之变”、日俄战争等事件,变革风气日浓一日。在求变渐成共识的情形下,国家建构原则和方向的选择成为新的问题。过去主张变革的思想者,认同的是模糊而笼统的“泰西”文明,一旦变革成为共识,这种模糊便不敷需要,于是顿感“学问饥荒”,留东留西学生遂竞相输入世界学理,引进各种“主义”;同时,西方世界的分裂也在加剧,一度统一的“泰西”概念分化成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西方”、以德国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西方”和后来以苏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西方”。清末已经有不同“主义”引进,但在这个时期,论战主要在立宪派与革命派的两种民族主义之间展开;而革命派内部的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则“主义”之合更重于“主义”之分,故尚未形成“主义”之辩。“五四”之后,普遍化的求变心理与行动主义相结合,改造中国走哪条路,选择何种“主义”,以什么方式实现其“主义”,遂赫然成为主导国人思想的新课题。于是,“主义”之辩开启。

  

   “五四”鼓荡的新思潮达数十种之多。这些思潮来源分歧,核心价值和具体诉求也各不相同,引入中国后更存在与中国国情的配合问题。而一个百病丛生、混乱不堪的社会,具体国情究竟如何把握,主要矛盾为何,答案更是因人而异的。因之,在“主义”论述的时代,人们看到的更多是横向的思想对列(排斥、竞争或合作),而非“常”“变”之争为主导的时期那样纵向的思想推演。其中,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主要的政治建国路线渐呈鼎足之势。

  

   从价值目标的认同看,三大“主义”追求的都是中国不曾实现的制度和文明方向。不过相对地说,也可以根据目标高低的程度,来描述其“进步”之水准:离现实最近、最容易实现的,为“保守的”;最远、最难实现的,为“激进的”;相对中间位置的,为“温和的”。人们说民族主义“保守”,共产主义“激进”,自由主义“温和”,与这种意义很有关系。

  

   民族主义之所以显得“保守”,一则因为在近代中国,它是新中有旧的思想形态,既有来自西方的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也有传统华夷观的遗存;二则因为即使从新的民族国家意识来看,它诉诸民族总体利益,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的形成和独立发展为目标,可以尽量兼顾但亦可暂时回避和忽略个人权利和社会公正,这就使它的既定使命有一定弹性。以国家整体利益为核心价值的思想,在一个稳定的政权建立之后,一个有所作为的领袖出现以后,是相对比较容易落到实处的。而当思想者聚焦于“民族国家利益”而忽略国民权利和公正价值时,保守性就显示出来。梁启超发现“自由”、“民主”与国家利益有冲突时,断然舍弃卢梭而走向伯伦知理,鼓吹开明专制,学术界常责之为“保守化”。抗战时期“战国策派”的思想也有这种倾向。民族主义坚持国家至上的原则,事实上很容易成为当权党派和政治人物的护符,更流于巩固权威的保守状态。民国初年的“筹安会”甚至将民族主义与复辟帝制结合起来。国民党当政以后,也将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民生两大主义虚化,将民族主义凝聚到“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三位一体权威。

  

   自由主义则不同。自由主义的基本理想是个人权利的维护,容忍精神的培植、民主架构的建立。这就需要更多的理性精神,更多的国民觉悟,需要中产阶级壮大、教育普及等客观的社会基础。这都比较困难。殷海光曾说:“民主是社会安定,生活富裕和人民理性这缺一不可的三大要素合成的必要条件之产品。可是,自古代雅典以来,满足这三大条件的地区有几?所以,在一切政治制度之中,民主是最难行的一种。尤其在这动荡不宁的世界中,民主简直好像是群众被demagogues〔煽动家〕所煽起的激情怒海里的一只孤舟啊!”中国的自由主义尽管国权意识明显强于西方,有学者甚至觉得称作“自由的民族主义”更合适,但其实现条件仍要高于一般的民族主义。胡适曾宣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他显然知道现实的政治对于自由主义目标来说,距离比较遥远。

  

   共产主义是主张消灭阶级差别,甚至消灭国家、实现全人类平等的主义,这在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是非常遥远的蓝图(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现代文明为基础),但这并不影响中国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努力于这一目标。陈独秀认为,中国问题要得到“根本解决”,“最有用最珍贵”的劳工。他指出,自由主义对劳工阶级无效,劳工阶级建立自己专政的政权才能解放自己。 陈独秀似乎并没有奢望一步进入共产主义最后境界,但他以阶级平等这样高远的诉求为立场是很清楚的。其他共产主义者亦如此。与除无政府主义以外的任何社会主张相比,这都算相当激进的思想。

  

   三大“主义”之外,无政府主义是比共产主义更激进的思想,其他如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式独裁主义等,则大多属于温和型的中间性“主义”,有的中间偏左,有的中间偏右。

  

   “主义”之辩所派生的保守的、激进的“主义”,一开始就是共时态存在的,而且一直共时态存在。“常”“变”之争的焦点是离异(“破”),“主义”之辩的实质为认同(“立”)。在“主义”之辩的时代,思想者的运思方式之一是价值内核上强势排他,策略上彼此吸收。例如,民族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价值至上,认为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者则坚持劳动阶级解放至上,指责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权利优先,声称民族主义落伍,共产主义过激。 但是,必须看到,民族主义也讲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自由主义也讲民族国家和社会正义,共产主 义 也 讲 自 由 民 主 和 民 族 解放。一面斗争,一面合作,正是“主义”之辩的基本面貌。经过仅仅二十多年的合纵连横与思想和实践的竞争,20世纪中期给出的结果是,信仰共产主义者赢得大陆,右翼民族主义者败退台湾,居于温和地位的自由主义则被边缘化。

  

   “主义”之辩的时代,关于文明价值取舍的“常”“变”之争仍然存在。“五四”的“整体性的反传统思想”瑏瑠?由于存在矫枉过正之偏,在新知识界内部激起一股新传统主义的反向运动,即反“反传统”的思潮。一些同属于新派的人士不认可“新旧不并立”的立场,力图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时,焕发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激活和恢复被“打倒”了的儒家精神。他们对传统精神由同情而信仰,由信仰而崇拜,对于“反传统”的思想深恶痛绝。这种保守思潮从梁漱溟的新孔学,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到国民政府初期的本位文化论,抗战时期诸家的新理学、新心学、新道学,到熊十力开创、20世纪下半叶在港台地区和海外崛起、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逐渐复兴的新儒学思潮,一直延续。他们的保守属于文化“回归”的性质,已不同于文化“离异”时代守旧一方的保守---既不属于原始的保守主义,也不属于消极的调适主义。学者们常以“新保守主义”、“新传统主义”名之,所谓“新”当指新的问题意识(转向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应当如何,而非在现代与传统之间作取舍)而言。新保守主义与上述各种现代性的“主义”一样,都属于求变的思想形态,只是它不认同去旧迎新的文明模式,主张推陈出新而已。新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也是共时态存在的,而且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秩序建构思潮发生十分复杂的关系。

  

   四、近代中国作为行为手段的保守与激进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保守的“主义”(民族主义)与激进的“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保守与激进。保守主义以保守为主张,思想的内涵是保守既有的文明和秩序;激进主义以激进为主张,思想的内涵是彻底颠覆既有文明和秩序。而保守的、激进的各种“主义”,则是以它们各自的社会价值优先性为主张,或为国族,或为个体,或为社群,或为其他。保守、激进主义中,“保守”、“激进”为动名词;而保守的、激进的“主义”中,“保守”、“激进”则是形容词,是对各种可资比较的思想所作的倾向性描述。

  

   当“保守”、“激进”作为形容词的时候,也可以用来描述社会运动的方式或者态度。我们常说暴力改变现状是激进的,和平缓慢的修修补补是保守的。大到全人类生存,小到个人人生,都有保守与激进的问题,这属于手段方式的范畴,可以说没有时代性。一个目的可以采取不同手段,欧洲共产主义在手段上就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在清末立宪派那里手段是保守的,在革命党那里便是激进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手段是温和的,但其主张却是激进的。蒋介石主张尊孔,讲《大学》《中庸》,提倡‘新生活运动’,但其手段却不温和……连胡适都容不下。”就暴力实现其目标而言,共产主义革命的激进,与辛亥民族主义革命的激进,没有实质差异。

  

  

   这里需要简单讨论一下辛亥革命领袖之一章太炎的个案。学术界常以这一个案来说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可以不一致,因为“如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大师,‘国粹派’的精神领袖,文化取向无疑是保守的,但同时他又是革命团体光复会和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革命党人,政治取向较为激进”。这一诠释原则上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基于上文对于文明选择和变革目标上两类保守与激进的分析,其实章太炎不仅在文化上是保守的,在政治价值取向上同样是保守的。他的基本价值认同是建立在“华夷之辨”基础上的,虽杂以无政府的、民粹的思想,主流仍是传统族类思想。他的政治激进只在政治手段方面有充分的展现。

  

   五、三分法的修正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保守的与激进的“主义”,都不尽为非黑即白的对立。对立思潮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情形,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和共识;除此之外,尤其不能忽略中间形态的存在。如上所述,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中间,有各种积极或消极的调适主义;保守的“主义”与激进的“主义”的中间,也有中偏左或中偏右的各种“主义”。问题是对于这种中间形态,究竟应该如何描述。

  

通过对中国近代思潮的梳理,笔者认为,目前通行的三分法不无可商榷之处。这里的关键是语境。西方确有走出宗教传统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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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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