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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和:关于子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更新时间:2016-11-02 23:26:38
作者: 刘家和  

一 、作为子学研究对象的“子部”在目录学上的定位问题

   对于“子学”一词,我们一般不会感到陌生。因为在《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里有“诸子略”、在《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里有子部等等,所以子学就是研究子部之书的学问。如果只把问题说到这里,那么事情看来还是清楚的。

   不过,稍一细看,即可发现“汉志”、“隋志”以下诸书中的子部所收内容颇不相同。以下试从图书的七部分类到四部分类中浏览一下子部的概况。“汉志”列出诸子凡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尽管“其可观者”仅为前九家,那么也有“九流”(参见《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4~1746页)。按“汉志”部伍书籍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另加“辑略”即目录,即所谓七部分类法(《汉书》,第1701页)。依照这样分类,子部之书当然是在“六艺”、“诗赋”、“兵书”、“术数”、“方技”范围以外,从而是不能相互混淆的。又据“隋志”序记载,曹魏时“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以下南朝屡有书目之撰,大体或用四部或用七部之法。至唐初修《隋书》,其《经籍志》取四部即经、史、子、集分类法,史部转列于子部之前(参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03~909页)。以后四部之分几成通例。“隋志”子部列出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十四家。这样就与“汉志”不同了。

   不过,试以“隋志”子部与“汉志”比照,除变“汉志”的阴阳家为五行家以外,还多出兵、天文、历数、医方四家,而此四家就是由原来在“汉志”里独立的“兵书”、“术数”、“方技”三部转变而成的。这三部在“汉志”里为何独立存在?似乎并未见充分理由的说明。所可知者,“汉志”底本据刘氏父子“七略”,据“汉志”序说,成帝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汉书》,第1701页)。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一点信息,那就是“兵书”、“术数”、“方技”三类书原本是由皇帝分别命令有关专业的专家整理的,刘氏父子当然不敢擅自改变,所以没有把此三家包括在刘向所校“诸子”之内。“隋志”既然变“汉志”之七部为四部,从而将原来在“汉志”里独立的“兵书”、“术数”、“方技”三部纳入了子部。所以,“隋志”子部的结语中说:“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隋书》,第1051页)“汉志”与“隋志”虽有明显变化,但其间的继承关系是明显的。

   “隋志”以下用力最多的目录书当推清代乾隆年间所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文所引据《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以下简记作《四库提要》)。清修《四库全书》,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共十四类,与“隋志”数同而内容有异。试看“四库”目录,“隋志”中原来附在集部之后的道、释二家经典,这时转入子部,而“汉志”、“隋志”所甚重视的源出先秦的道家,在“四库”子部里却已经归到与佛家并列的宗教意义上的道家类里去了。“四库”馆臣明知先秦道家与后世神仙家并非一回事,可是硬是以后世二者之混淆作为变乱先秦道家性质之理由(见《四库提要》,第1241页)。这种作法实在难说合理。所以,到晚清光绪年间,张之洞撰《书目答问》,其中子部即首列“周秦诸子”为第一类。他还在“子部”总目之下自注云:“周秦诸子,皆自成一家学术。后世群书,其不能归入经史者,强附子部,名似而实非也。若分类各冠其首,愈变愈歧,势难统合。今画周秦诸子聚列于首,以便初学。”(见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119页)张氏既不敢公开与《四库提要》顶撞,乃以“便初学”为由把“四库”的分类法做了改正。其实,四库馆臣对于子部的分类是有问题的。其子部总序云:“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四库提要》,第769页)“七略”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确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承先以启后的重大贡献,不过“七略”分类并未能使典籍达到“名品乃定”的程度。首先,从“七略”总布局看,史部仍附列于六艺中春秋类之末,经史之分未明;其次,试看“七略”子部诸书,十家之中有许多家实际是先秦子书与西汉子书并列的。倒是荀勖的《中经新簿》,却在其乙部中列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把古诸子与近世子家区分开来。所以,张之洞把周秦诸子从其他后世子书中独立出来为一部的办法,应该说,其滥觞就在于荀勖的《中经新簿》(荀勖说见上文,出于“隋志”序)。

   仅从以上所选“汉志”、“隋志”、“四库”以及《书目答问》四家子部之例来看,就可以知道子部的内容在历史上实际是有变化的。如果严格按照逻辑分类的方法评论“子部”书目体例,那么实在可谓之为体例不纯。可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图书分类中的子部实际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不能也不必厚责古人。如何解释这样的子部内容的变化呢?看来只有从时代的历史变化去考察其究竟了。


二 “子部”在各部图书总体中的定性问题

   子部之书在各部图书总体中如何定性?《四库提要》子部总序一开始就很果断地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此说看起来似乎给出了“子书”概念的明确的外延,可是,即使依“四库”的四部分类法,经书以外,尚有史、子、集三部,难道仅有子部之书立说,而史部、集部之书中就全无立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末段明言自己著《史记》之目的在于“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史记》,三家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至于《汉书•司马迁传》所引迁《报任安书》,其中自述忍辱不死以撰书之目的,即在“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第2735页)。这几句颇见深情的话,更是一般读史者都已耳熟能详,而四库馆臣却好像忘记了。而且中国传统讲究立德、立功、立言(见《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四年》引鲁叔孙豹述其前人之言,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977页),一般学者文人很难达到立德、立功,所以在立言上都狠下功夫。集部之中,立言之作又岂在少数?所以,问题不在于立言,而在于从什么角度出发,立什么方面、什么性质的言。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那么其区分就在于:是从不同学科或职能的角度来区分,抑或是从不同学派观点的角度来区分。

   看起来,这个问题在目录学史上也有一些纠结之处,现在仍需继续探讨。总之,问题的讨论似乎还是需要从历史着手。

   诸子之学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到战国晚期,诸子文献本身中就已经有了对于诸子论争的回顾、分析与评论。《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荀子•解蔽》等篇中都有比较系统的论列。

   《庄子•天下》开篇即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出,皆原于一。’”(王先谦:《庄子集解》,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15页)这一段话(尤其内中的自为问答)虽然简单,却说明了文章的纲领所在。道,为一;道术,亦为一。王(外)与圣(内)皆原于一。道术即合内圣与外王而为一之大法。此篇作者以为,古圣王之治,“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王先谦:《庄子集解》,第215~216页)。由此可知,《庄子•天下》以为,上古曾有内圣外王之道术,合修己与治人为一,合圣道与政道为一,略似柏拉图所主张之哲学王之道。迨夫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百家纷起,各取道之一偏以为说,乃出现所谓方术(此方术非秦汉方士之术)。所以,诸子皆有道术之一体,而又各有其偏蔽,且互相诘难不已。此篇在论述百家纷起之缘起以后,又列举墨翟、禽滑厘学派,宋钘、尹文学派,彭蒙、田骈、慎到学派,关尹、老聃学派,庄周学派以及惠施学派学说之大略。在各派中,独称关尹、老聃为“古之博大真人”,于其他学派则分别论其得失。唯天道、人道、治道、学道为各家所论之领域,当然不同学派所论未必面面俱到,不过他们在论及天、人、治、学各道时皆能自成体系,各成其一家之言。总之,他们之间的区分不在于学科,而在于学理;为学派之分而非学科之分。

   《荀子•解蔽》亦有类似之说,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治则复经,两疑则惑矣。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乱国之君,乱家之人,此其诚心,莫不求正而以自为也,妒缪于道,而人诱其所迨也。”(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58页)这里所说的意思也是:道或“大理”本为一,到“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出现以后,乃有蔽于一曲之论。《荀子》所言之道或“大理”即《庄子》所言之“道术”,《荀子》所言之“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即《庄子》所言之“方术”。《荀子•解蔽》最精要处是,指出正面之所见可以适足以成为负面之所蔽,且反之亦然。“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59页)接着又历数以往人君之蔽者、人臣之蔽者、宾孟(王先谦从俞樾说,校正为“宾萌”,是)之蔽者之所以失。概括为:“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同‘欲’)谓之,道尽嗛(同‘慊’)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接着又说:“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治也)术足以为先王者也。”(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61~262页)

《荀子•解蔽》与《庄子•天下》于此最大之不同,厥为一尊孔子、一尊老子而已。《荀子•非十二子》认为“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者有如下十二家: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以及子思、孟轲(荀子指之名为儒而实为五行家)。而主张“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王先谦:《荀子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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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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