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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王琦:“宋学”的历史考察与学术分疏

更新时间:2016-11-02 23:25:50
作者: 朱汉民   王琦  

   在中国学术史上,“宋学”是一个并没有完全理清的学术概念。“宋学”究竟是指一种断代的学术史,还是指一种跨代的学术范式的知识形态?它仅仅是涉及儒家经学的学术领域,还是广泛涉及宋代的全体学术,包括史学、文学、甚至是佛学与道教?它究竟是宋代学人研究、建构的学问,还是后人特别是今人研究宋代历史文化的学问?这在当代学术界仍有不同的理解。

   在中国传统学术得到普遍关注的今天,如何理解这个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宋学”?本文试图将“宋学”的逻辑分析与历史考察结合起来,以求获得一个既合乎历史事实,又有明确学理内涵的“宋学”概念。

  

一、当代学者所界定的“宋学”

   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学人,几乎都要提到“宋学”,但是“宋学”的概念究竟何指,具体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学者们的看法却有很大差异。我们不妨按其概念的外延,从小至大作一论述。

   其一,“宋学”即是指宋代创建的道学或理学学派,其代表人物、学派是指濂、洛、关、闽及陆王之学。这是一种历史上通行的观点。这种看法由来已久,到清代进一步强化。元明学者是将“宋学”与理学联系起来,清代乾嘉学者为标榜自己的学术旨趣、学术范式与宋代道学、理学的差异,进一步将自己崇尚的考据训诂之学称为“汉学”,以区别于喜讲道德义理之学的“宋学”。宋以后学者所指的“宋学”主要就是指濂、洛、关、闽的理学学派。这一点,在清代学人的论著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四库全书总目》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加之近代以来许多著名学者在总结中国学术史时将其分为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就以“理学”代表宋明之学,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宋学即理学的观念。在当代学术界,往往一讲到宋学,也就联想到理学,即濂、洛、关、闽的性理之学,其原因即在于此。当然这是外延最小的“宋学”概念。

   其二,“宋学”是指宋代以义理解经的经学学术形态。在整个宋代学者群体中,被称之为“理学”、“道学”的群体只是宋代学者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十分重要的学派、学者并不是属于这个群体,包括诸如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他们还往往受到理学家群体的激烈批评,但是他们在学术上往往重视以义理解经。事实上,明清时期的一些学者所说的“宋学”,有时是包括上述学者、学派在内的。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如邓广铭、漆侠、余英时等人所讲的“宋学”,其实就是指整个宋代这种注重以义理解经的学术思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宋学”的概念不仅比理学、道学的外延大得多,更加重要的是,这个“宋学”概念激发了我们对宋学的内部分派及宋学思潮的整体思考。当代学界从清儒界定的“宋学”走出来,开始倡导一种更有历史整体感的,而外延更大的“宋学”概念,应该说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其三,“宋学”是指宋代建构、但是延续到元明清的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知识旨趣、学术形态。这样,“宋学”的外延有了双重的拓展。首先是空间上的拓展。前面所述的宋学概念主要是指儒家的经学,即一种以阐发经典中“义理”为学术特征的经学,而这里所言的宋学除了经学之外,还包括儒家学者的史学、诸子学、文学。宋代学者不仅推动了经学思想、经学形态的变化,同时其“义理”的思维方式、价值概念还渗透到他们的史学、子学、文学的学术文化领域中去,从而形成一种异于两汉、魏晋、隋唐士大夫群体的学术风尚、知识旨趣、人格追求、文化心理。其次,是时间上的拓展。这种新的学术范式、知识旨趣的“宋学”不仅仅局限于宋朝,而是延伸到明清时期。如清代学者推崇的这种以“义理”为宗旨的学术均被称之为“宋学”。这样,历史上所讲的“宋学”就被看作是指宋代形成、建构起来的并一直延续到清朝的学术形态与学术范式,这个“宋学”概念的外延又大于前面的两种看法。

   其四,还有一种“宋学”概念,即是指今人研究宋代历史文化的学术叫“宋学”。这个“宋学”概念并无学术史的渊源,而是当代学者提出来的,故而又称之为“新宋学”。首先提出“新宋学”概念的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他将现代史学家展开对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也称之为“宋学”、“新宋学”。这个“新宋学”的概念在史学界影响较大,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呼应。当代许多史学家就是这一“宋学”概念的呼应者,他们认为“宋学”就是研究宋代学问,所以,宋学不仅仅研究宋代儒学,还应该包括研究宋代的佛教、道教,甚至包括宋朝时期中原地区的辽、金、夏、元统治区域的学术思想。①这些“宋学”的定义显然均是异于历史上早有的“宋学”概念,属于与新史学相关的“新宋学”。与原来的“宋学”相比较,这个“新宋学”的概念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其一,“宋学”的主体不同,即“宋学”之“宋”的内涵不同。历史上宋学之“宋”,是指宋朝学人的学问,或者是宋人创立并对后来产生影响的学术范式,总之,宋人是宋学的创立主体。而在“新宋学”中,创建这一学术体系的主体是现代学人,以“宋”为标识的人物与历史文化只是被研究的对象。其二,“宋学”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很不同,即“宋学”之“学”的外延大大拓展。历史上“宋学”的“学”主要是指“理学”,再拓展也是指传统的经史之学或儒学,而“新宋学”除了指传统的经史之学、儒学外,还要包括对宋代的考古学、佛学、道教,甚至还包括辽、夏、金、元历史文化的研究。倡导这一“新宋学”概念的主要是当代宋史研究的学者。

   上述不同内涵与外延的四种“宋学”定义,各有其历史与学理的依据,故而各有自己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主张以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宋学”概念及其内涵为基础。也就是说,我们要探讨“宋学”,应基于“宋学”由历史赋予的具体涵义及其演变,首先要考察出现“宋学”概念的元明清时期,看看那些历史上提出“宋学”概念的学者的看法。其次,我们特别要看看宋代学者本人是如何表述他们的学术宗旨、学术形态的,这一点,对当代学者定义“宋学”尤其重要。我们只有在此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宋学”具有的独特学术范式、独立学术形态特有的内涵,特别是作为一种儒学的学术形态特有的内涵。总之,我们主张当代“宋学”研究须以历史实际存在的“宋学”为前提和基础。

  

二、元明清学者论“宋学”

   我们认为要对“宋学”的内涵与外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必须回到历史。我们首先回到“宋学”命名、定义、研究的历史,即宋以后的元明清学者在提出“宋学”概念时,究竟是如何看待“宋学”的。

   显然,宋代学者自己不可能将其学术命名为“宋学”,后代的学人研究、总结宋代学者的学术时,意识到宋代学术的独特性,往往以“宋学”命名这种独特的学术形态。我们发现,元、明、清学者对“宋学”的基本看法,其主导型的学术见解,往往是将“宋学”与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将“宋学”与宋代理学联系起来,并不像有些文章所说,是现代学者的片面,也不是清代四库馆臣的偏执,而是有更为久远的历史原因和文献依据。

   这一点,首先与宋以后理学占据学术思想、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有密切关系。南宋后期,推崇心性义理的理学思潮主导了当时的学界。所以后来的学者提出“宋学”就马上会与这一历久弥新的理学思潮联系起来。元、明时期,学者在论述宋朝学术时提出“宋学”概念,并且总是将宋学与理学思潮联系起来。

   其中最早提出“宋学”概念的,有元代吴澄、明代唐枢、刘去非、刘宗周等人。元代吴澄是一名崇尚宋代理学的学者,他在为故县尹肖君撰写墓志铭时,称其季子肖士资“器识超异,绍宋学、文艺最优。”②显然,吴澄本人就他所讲的“宋学”,其实就是宋儒之理学,他自己就是一位著名理学家。

   明代学者唐枢进一步提出“宋学”之名。唐枢著有《宋学商求》一书,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宋学商求》一卷,《附录》一卷,明唐枢撰。……此编皆评论宋儒,大抵近于禅者则誉,不近于禅者则毁。不足与辨是非。”③唐枢没有明言他所说的“宋学”,但是他评论的宋儒“大抵近于禅者则誉”,则显然是以宋代重“明心见性”的理学家群体为主体。

   明代学者刘去非、刘宗周,进一步更加明确地将“宋学”等同于宋代占主导地位的理学学派。晚明时期心学殿军人物刘宗周著有《圣学宗要》一卷,这本书是在他的友人刘去非所著《宋学宗源》的基础上增益与诠解的。刘去非著《宋学宗源》,其“宋学”就是指理学五子之学,刘宗周在作重要增补和诠解时说:“偶友人刘去非示我以《太极图说》、《西铭》、《定性书》、《已发未发说》,题之曰《宋学宗源》。辄洒然有当于心,爰益以《识仁》、《东铭》及‘已发未发全说’,又合之以阳明子与程、朱相发明者二,则改题曰《圣学宗要》。盖亦窃取去非之意云耳。”④从这段话可见,其一,刘去非、刘宗周心目中的“宋学”就是以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其二,他们所理解的“宋学”也就是“圣学”,刘宗周为标明学术宗旨,改书名为《圣学宗要》,这和宋代理学家对自己的学术理解相一致。其三,刘宗周因增加了明代王阳明的学术,将“宋学”改为“圣学”则可淡化“宋学”的断代意义。可见明儒还是将“宋学”视为一种与学术范式相关的断代学术。所以,在《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刘阳传中,也有所谓“宋学门户,谨守绳墨”⑤之说,黄宗羲既认为“宋学”是宋人的断代学术,又肯定这一种学术形态有自己的“绳墨”,即学术范式。由此可见,元明时期的学者所说的“宋学”,均是在元明时期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宋代理学。

   明清之际的学术风尚发生重大转变,宋明理学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质疑、批判,特别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曾经被宋儒批判的汉儒经注之学受到特别的推崇,他们重新倡导汉儒的家法、师法,并标榜自己的学术为“汉学”,将宋儒的学术归之为“宋学”。所以到了清代乾嘉以后,“宋学”的概念得到了特别的强化和普遍的运用,汉学、宋学之争一直延续到清末。清代学者所说的“宋学”概念,继承了元明以来对宋学即宋代理学的基本看法,但又更加明确地在学术范式的意义上强调“宋学”的特点,即以宋学为“义理”之学而区别于汉学的“考据”之学。由于清儒强化了宋儒的学术范式意义与学术形态特点,故而淡化了“宋学”的断代学术外延。“汉学”已经成为从汉延续至清的跨朝代的、以训诂考据为特点的学术形态,“宋学”也成为了从宋延续到清的一种跨时间的学术范式意义的学术形态。

   可见清代汉学的兴起,特别是汉宋之争的延续,反而强化了对“宋学”的学术思考,客观上凸显了“宋学”的学术地位。四库馆臣在《经部总叙》中有一段总结语,其论到“宋学”时说:

   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⑥四库馆臣所言“宋学”,在清代学者中有广泛的影响,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宋学”的特征及学术范式是“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并且在义理建构上“具有精微”的长处。所以清代学者在议论到“宋学”的学术范式及评价“宋学”短长时,总是与“宋学”的独研义理、形而上者、心性修养等特点联系在一起。如清学者袁枚曾致书汉学大家惠栋说:“足下与吴门诸士厌宋儒空虚,故倡汉学以矫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⑦袁枚是较早比较宋学、汉学的学术范式并各自弊端的人物。乾嘉以后的学者大多认同这种对宋学、汉学的学术范式的表述及各自利弊,许多学者主张兼综汉学、宋学,就是为了集汉、宋之长。

由上可见,元、明、清学者对“宋学”的基本看法,总将“宋学”与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联系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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