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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王琦:“宋学”的历史考察与学术分疏

更新时间:2016-11-02 23:25:50
作者: 朱汉民   王琦  
当代学术研究“宋学”,也主要将“理学”、“道学”的学术群体列入到“宋学”的范围来研究,其历史因缘即在于此。

  

三、宋代学者对自己学术的理解

   要对“宋学”的内涵与外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必须进一步回到宋代学者那里。首先应该联系到宋代文化的背景与学术发展的趋势,考察在这一文化背景、学术趋势中宋代学者是如何标榜自己的学术形态、学术宗旨。而这一点,对理解“宋学”的内涵与外延十分重要。

   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学术范式、学术形态的建立。往往是基于对旧的学术形态、学术范式、学术旨趣的不满与批判。一方面,宋代学者当时面临儒学外部的论敌,也就是倡导世界为“空”、“无”的释老之学;另一方面又面临儒学内部的论敌,即汉唐以来儒家学者沉溺的章句训诂之学和词章之学。所以,宋代学者必须标榜一种新的学术宗旨,建构一种新的学术形态,以使他们的学术既要区别于作为儒学外部之“异端”的释老之学,又要区别于作为儒学内部“俗学”的训诂、词章之学。尽管宋代学者群体内部分为许多不同学术流派,但这些“宋学”内部的不同学术流派,似乎又表现出十分相近或相通的学术宗旨、知识旨趣,创建十分一致的学术范式。从宋代学者所张扬倡导的学术宗旨与所建构的学术形态中可以发现,尽管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标榜成不同名称的学术宗旨、学术形态,但是仔细分析,却会发现其中的一致。

   宋代学者自我标榜的学术宗旨、知识形态的命名很多很复杂,包括“明体达用之学”、“为己之学”、“实学”、“圣学”、“内圣外王之学”、“道学”、“理学”、“义理之学”、“性理之学”等等。但是从大体上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明体达用之学”,或者是“有体有用之学”、“全体大用之学”。宋儒喜称自己的学术是“明体达用之学”。将“体”、“用”两个对应范畴合用,在宋以前就已经出现在儒、佛、道诸家的文本之中。但是,明确提出将自己的学说标榜为“明体达用之学”,并以“体”与“用”的结合作为自己的学术宗旨追求、学术形态特点的则是两宋学者的突出特点。“宋学”的先驱人物胡瑗早就标榜儒学就是“明体达用”之学,他认为学校教育不是为了让学生获得词章训诂之学,而是要培养明体达用之材。所以,他首倡的“苏湖教法”,就是以“经义”、“治事”分斋教学,经义斋重明体,而治事斋重达用。由于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⑧把儒家圣人之学、圣人之道理解为一种有体有用之学,已经成为宋学学者的普遍共识,故而所有的宋学学者,均是将“明体达用”、“有体有用”作为学术的根本宗旨、人格的最高追求。正如真德秀所说:

   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尧、舜、三王之为治,《六经》、《语》、《孟》之为教,不出乎此。而《大学》一书,由体而用,本末先后,尤明且备。⑨宋学学者将儒家经学、先秦圣道均归之于一种有体有用之学,他们认为佛老之学有体而无用,而俗儒俗吏则是有用而无体,这种“体用殊绝”的方式完全违背了有体有用的圣人之道。所以,他们对宋代学者的表彰推崇,也总是赞誉为“有体有用”、“明体达用”,甚至是“全体大用”。如朱熹之后的学者赞誉朱子之学说:“惟文公之学,圣人全体大用之学也。本之身,心为德行,措之国家天下则为事业,其体有健顺仁义中正之性,其用则有治教农礼兵刑之具,其文则有《小学》、《大学》、《语》、《孟》、《中庸》、《易》、《诗》、《书》、《春秋》、《三礼》、《孝经》、《图书》、《西铭》传义及《通鉴纲目》、《近思录》等书。”⑩可见,宋学学者喜欢标榜自己的学术是一种“明体达用”或者“有体有用”、“全体大用”之学。

   第二,“圣学”,包括相近的名称如“圣贤之学”、“圣贤之道”等。宋以前的儒家学者很少以“圣学”、“圣贤之学”自称,而两宋时期,儒家学者反复标榜自己的学术是“圣学”、“圣贤之学”,这一方面是为了区别佛教、道家道教以出世为宗旨、以成佛成仙为目标的佛老之学;另一方面也是区别汉唐士大夫沉溺训诂、词章的俗学。如南宋时期,就有自我标榜为“有宋学者”的杨简(陆九渊的弟子,重心性之学)说:“然则圣人之旨,亦得而赞明之乎?有宋学者四明杨某,起敬起恭,而为之言。”杨简在这里表达出宋儒已经自觉将“有宋学者”与追求回归“圣人之旨”的宋代理学思潮联系起来了。张栻推崇理学开山周敦颐之学即弘扬了儒家的“圣学”,他认为汉唐时期,“圣学不明,语道者不睹夫大全,卑者以割裂而无统,高者汗漫而不精。”(11)他所说的“卑者则割裂而无统”自然是批判汉唐士大夫的训诘之学、词章之学;而他所说的“高者汗漫而不精”,则是批判佛老之学或受佛老影响的儒家士大夫。而张栻心目中的“圣学”、“圣贤之道”,则应该是一种“文理密察,本末该贯”(12)的“大全”之学。这其实是宋代学者的一个普遍观念,如朱熹也说“圣人之学,其实通上下而言,学者亦可用力。圣学渊源几无余蕴矣。”(13)这里所说的“通上下而言”的“圣学”,其实就是将超越的形而上之道与日常的形而下之器结合起来,就可以防止步入追求虚无之体的佛老之道和追求功利之用的治术或空疏的章句训诂之学。显然,“圣学”、“圣贤之学”、“圣贤之道”是与“明体达用之学”、“有体有用之学”、“全体大用之学”一以贯之的。

   第三,宋代学者喜欢称自己的学术形态、学术范式为“义理之学”,并由“义理之学”进一步简化为“理学”,明清之后的学术史进一步将这种名称定型。宋学学者为了把自己的学术形态区别于汉唐,故而总是称自己的学术形态是“义理之学”或“理学”。现代学者往往将“义理之学”与“理学”的外延作了区分,而在宋学学者的话语中,“义理之学”与“理学”之间是没有严格区别的。宋学内部的不同学派既以“义理之学”为追求的目标,同时也称自己的学术形态为“理学”。一方面,宋学学者将自己的学术宗旨、学术形态称为“义理之学”,张载《经学理窟》专设“义理”章,并标榜“义理”之学,他说:“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说得便似圣人,若此则是释氏之所谓祖师之类也。”(14)“义理之学”既要深入思考体知方可进入,又要能够“通天下之志”,其实这就是有体有用的学说。朱熹在为理学中人宋若水撰墓志铭时称其“为学勤恪不懈,既脱场屋,益玩意于圣贤义理之学。近自周、程、张、马之言以达于经。”(15)他不但以周敦颐、二程、张载之学为“道学”“理学”,又称之为“义理之学”,可见他也是以“义理之学”自称的。又宋儒真德秀曾说“自淳熙后,义理之学日明”(16),在他看来“义理之学”与“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是一致的,他也是既称自己的学说为“理学”,又自称为“义理之学”。另一方面,宋学学者称自己的学术形态为“理学”,这个“理学”实际就是“义理之学”。如象山学派宗师陆九渊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17)。他所说的“本朝理学”就是针对汉唐儒者沉溺章句训诂之学而使得“学绝道丧”,此“理学”即宋学的“义理之学”。除了纳入“道学”“理学”谱系的宋学学者,那些被认为是与理学对立的事功学派也是自称“理学”,如南宋永嘉学派陈谦说:“当庆历、皇祐间,宋兴来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王开祖)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倡鸣‘道学’二字,著之话言,此永嘉理学开山祖也。”(18)北宋王开祖之学、南宋永嘉学派均可视为宋学的义理之学,并且后来的学人均不将其列入到理学家群体,但陈谦却均以“理学”称之,可见他们心目中,“理学”就是“义理之学”。所以,南宋末年宋学学者黄震说:“本朝之治,远追唐虞,以理学为之根柢也。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之宗师也。”(19)黄震以程颐为宋代“义理之学”的宗师,是带有本门派的看法,但是将“理学”等同于“义理之学”却反映了宋代学人的普遍看法。

   以上所列举的宋代学者对自己学说的几种相关的名称、定义,诸如“明体达用之学”(“有体有用之学”)、“圣学”(“为己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义理之学”(“理学”、“性理之学”、“道学”),其目的是凸显宋代儒学与汉唐儒学的差异,同时也凸显宋代儒学与佛老之学的差异。

   其实,宋代学者自我标榜的学术宗旨、知识形态,以体现宋代学术文化的重大特色,这既可能是文化功能意义上的,又可能是学术范式意义上的。当宋儒标榜自己的学说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时,他们旨在强调自己所追求的学术在解决现实的人心世道、经世治国的文化功能意义。儒学本质上不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纯粹知识,而是基于“天下无道”的严峻现实,希望以这种学问完成“修己治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使命。而汉唐儒家沉溺文字训诂、章句之学,将儒学变成与现实生活无关联的僵死知识。佛老之学虽能讲高深义理,但是只关注个人的生死,背弃对家庭、社会、国家的道德义务,均是不能完成儒学“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的文化功能。当宋儒将自己的学术称为“义理之学”、“理学”时,则是强调自己学术范式、知识旨趣上的特点,即他们并不把学问看作对经典中的文字、章句的训释,而是要探寻经典中能够实现“明体达用”、“内圣外王”文化功能的“义理”。如朱熹就是从两个方面看待“义理之学”,一方面他说:“……至谓义理之学不必深穷,如此则几何而不流于异端也耶?”(20)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必能率励生徒,兴于义理之学,少变奔竞薄恶之风。”(21)朱熹认同儒家义理之学与佛老异端之学的差别,同时与功利之学的对立,恰恰在于这种义理之学同时是“明体达用”之学。


四、“宋学”的内涵和外延

   我们要能够获得一个明确学理内涵的“宋学”概念,必须既考察历史事实,又有逻辑分析。尽管元、明、清学者对“宋学”的基本看法,往往是将“宋学”与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联系起来,但是理学只是宋代发展起来并且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个主要学派而已。在宋代所特有的文化背景、学术思潮之中,理学家和其他宋儒一样,标榜自己的学说是“明体达用之学”(有体有用之学)、“圣学”(为己之学、内圣外王之道)、“义理之学”(“理学”、“性理之学”、“道学”)。而且,这种“明体达用之学”、“义理之学”所追求的学术在于解决现实的人心世道、经世治国的文化功能意义。“宋学”是一个宋代儒学与汉代儒学相分疏的概念,宋代儒学学派的共性恰恰就是“宋学”的共性,理学则是将“宋学”的“义理之学”的学术范式发展到极致。

   所以,我们对“宋学”的理解是这样:我们要以历史上的“宋学”概念,特别是整个宋代学人自己定位的学术宗旨、学术形态为思考问题的起点,通过思考“宋学”这个概念的形成、演变过程,探讨人们赋予这个概念的各种涵义,再进一步探讨作为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概念所具有的学术范式、知识旨趣、文化功能等方面的丰富历史意义。所以,当代学术研究“宋学”,确实是应该将宋代诸多不同学派的学者群体,即除了“理学”或“道学”的群体外,还有许多十分重要的学派、学者诸如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均是“宋学”的重要学派和学者,均应列入“宋学”的范围来研究。

   注释:

   ①参阅龚延明:《新宋学、旧宋学》,《光明日报》国学版,2015年3月23日。《宋学漫谈》,《宋学研究集刊》第一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②吴澄:《故县尹萧君墓志铭》,《全元文》(15)卷五一七,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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